国庆前夕，接到徐南铁先生来信，要我为《粤海风》的百期纪念写一篇小文。说实话，这些年由于我不断陷入《香港小说史》、《张爱玲论》、《周作人论》等“学术泥潭”中，拔不出脚来，根本未能为《粤海风》写稿，说来很对不住南铁兄。既然南铁兄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我还敢再躲懒、不效命吗？我想到了一个题目：《粤海劲吹争鸣风》，就此写上几句。

《粤海风》百期中，我的印象是颇为重视艺术争鸣的。百期优点自然很多，当然不止重视学术争鸣一点；但这一点却特别为我所喜爱。我是一个喜欢学术争鸣的人，2005年我特意编辑、出版了一本《袁良骏学术论争集》（北京文史出版社），搜集了我从《要客观地评价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请教》（1959）至2004年四十多年间的五十多篇争鸣文章。这本《论争集》中的《通俗，岂与高雅无缘》、《丁玲 ，不解的恩怨与谜团》、《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误解》、《“周作人热”与“汉奸有理”论》诸文，正是在《粤海风》上首先发表的。有念及此，我真是对《粤海风》、对南铁兄充满了感激！发表这些争鸣文章，需要很大的学术气魄，温文尔雅、两面玲珑的先生和刊物是无法做到的。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学术分歧。

在我们的古代先贤看来，“当仁不让于师”。即使老师的观点有错误，也要勇于纠正，“不让于师”。西哲也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里，有一个东西方学术大师的契合点：既主张尊师重道，也提倡“不让于师”。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开辟学术发展的最佳境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