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晓（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贵阳 550001）

本文将在梳理历代武当山志编修源流的基础上，展示历代武当山志的编纂成就，以期把握武当山山志体系的构成和山志文化的特色，推动武当文化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一、元代武当山志

刘道明编《武当福地总真集》是元代第一部武当山志，也是迄今所知第一部武当山志。刘道明，生卒年不详，号洞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市）人。通儒明道，博学多识，有“道学进士”之誉。居武当五龙宫，曾与叶云莱、张道贵等师事雷囦黄舜申真人，授以清微上道。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与法师叶云莱、华洞真等应诏入京，“承应御前，充武当山都提点”，［1］卷上为武当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武当福地总真集》成书于元世祖至元辛卯年（1291）。卷首有刘道明自序，卷末有吕师顺跋。正文分上、中、下三卷，约二万二千字。另据明代任自垣撰《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五所载，息刺忽也曾为该志撰序，但不见于今本《武当福地总真集》中，疑为明初编《道藏》时所删。

《武当福地总真集》成书以后，屡有刊刻。息刺忽就曾向刘道明“索之以广其传，愿与四方乐善好事君子共”。［1］卷十五明正统年间纂修《道藏》时，该志又被收入“洞神部记传类”中，幸赖《道藏》以传。另据清代山志记载，明末武当道士杨常铉亦曾“刊刘洞阳《总真集》行世”。［2］卷四清代阮元、范懋柱编《天一阁书目》“道家类”中也收录该志，并称其有“蓝丝栏钞本”见存。［3］320但上述两种版本皆罕有传世，故今人所见，多为《道藏》本。

罗霆震撰《武当纪胜集》，是武当山第一部诗体志书，也是是元代第二部武当山志。据该志卷首自题“龙兴路云麓樵翁罗霆震撰”可知，罗霆震为元代龙兴路（今属江西）人，号云麓樵翁，余则无考。另据卷中内容可知，《武当纪胜集》较《武当福地总真集》晚出，既可与《武当福地总真集》互为参校，亦可补其未逮。该志凡一卷，无序跋，除卷首二章及卷末一章为七律外，余皆为七绝，凡209首，约6000字，以诗歌的形式记述武当山的形胜景观，反映武当山的历史文化，故谓其为武当山第一部诗体志书。

《武当纪胜集》的版本较少，幸赖明正统年间纂修《道藏》时被收入“洞神部记传类”中，才得以传世。故今人所见，多为《道藏》本。另据清阮元、范懋柱编《天一阁书目》记载，其时尚有“蓝丝栏钞本”见存，［3］320然罕有传世。

刘道明的《武当福地总真集》和罗霆震的《武当纪胜集》既是首次对武当道教文化的系统梳理，也为后世修志奠定了良好基础。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这两部元代山志皆属私修，刘道明是著名的武当道士，罗霆震的道士身份虽难以确考，但从《武当纪胜集》的感情色彩来看，其宗教倾向也非常鲜明，因此，这两部元修山志都着重突出了武当山的道教文化特征，渲染了真武崇拜的信仰氛围，具有山志和道经的双重属性，这也是其为明修《道藏》所收录的原因。

二、明代武当山志

任自垣纂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是明代第一部武当山志。任自垣，字一愚，号蟾宇。京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后出家句容茅山，在元符万宁宫学道20余年。永乐十一年（1413）超擢为武当山玉虚宫提点，统领全山道教事。宣德六年（1431）寿终于武当山，还葬句容。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成书于宣德六年（1431），但该志的编纂工作至迟于宣德三年（1428）就已开始，前后历时较长。加之任自垣主持武当道教长达19年之久，对武当山非常熟悉，故其所载，较为详实。该志卷首有任自垣《进大岳太和山志表》，次列目录，分全书为十二篇十五卷五十六目。揆其内容，实为十一篇十五卷五十三目，约18万字。篇名皆以三字为题，盖仿陶弘景《真诰》之例。设篇置目，亦深受刘大彬《茅山志》之影响。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初刻于宣德六年（1431），详悉博洽，无所不载，故历来为人所重，流传较广，曾见于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高儒《百川书志》和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以及《明史·艺文志》等近十种官私书目。该志问世以后，还屡有补刻。现存弘治补刻本卷二“大明诏诰”记事至弘治七年（1494），篇幅是初刻本的二倍半，内容也更为丰富。另有明抄本一种存世，亦抄行于弘治年间。明刻本与明抄本均已残缺，但所记内容基本相同，故合而观之，仍可得其全貌。

方升纂修《大岳志略》，是明代第二部武当山志。方升，字世猷，号定庵。直隶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嘉靖十三年（1534）奉命提调武当山，嘉靖十六年（1537）去职仕闽。著有《亦愚集》《南隐录》等。

《大岳志略》乃方升任职武当山时所作，卷首有王镕序和方升自序，次为玄帝纪，再次为凡例七则。正文凡五卷，析为五略，一卷一略，每略皆前加叙言，后附按语。全书约11万字，大致为任自垣山志的2/3。虽就志书内容而言，该志的文献价值稍逊于任自垣山志，但就志书体例而言，该志又较任自垣山志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开创了图文并茂的叙述模式，颇便观览，为后世武当山志所普遍沿用。

《大岳志略》初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以后屡有补刻。现存明刻本记事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明冯可宾辑《广百川学海》庚集和清《天一阁书目》卷二、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三都曾有过对该志的著录，惟所记卷数略有出入。

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是明代第三部武当山志。王佐，号敬斋。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嘉靖十八年（1539）由文书房奉敕提督武当山，嘉靖三十六年（1557）辞免。慎旦，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岁贡。嘉靖间任均州学正，后擢国子监典籍。

《大岳太和山志》始纂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成书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该志卷首有王继洛序、王佐自序和吕祥序。次列目录，凡十七卷二十余目。卷末另有慎旦序和陈诏序。全书约18万字，与任自垣山志的字数不相上下。王佐提督武当山长达18年之久，对武当山非常熟悉，故该志内容详赡，文献价值颇高。

《大岳太和山志》初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后屡有补刻。现存明刻本为嘉靖四十年（1561）武当山提督内臣吕祥的增刻本。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地理类存目”记载，该志还有万历十一年（1583）武当山提督内臣田玉的增刻本，虽亦著录为十七卷，然度其所增内容，当益加多。惜已无传，详情不得而知。

凌云翼修、卢重华纂《大岳太和山志》，是明代第四部武当山志。凌云翼，字洋山，一字汝成。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五年（1571）五月丁卯，任右佥都御史，奉敕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卢重华，隆庆间任均州学正。

《大岳太和山志》初刻于隆庆六年（1572）夏，约12万字。卷首有凌云翼自序，正文凡八卷二十余目。据凌云翼自序云：“迨至均，首索山志阅之，乃出中贵人所刻，而序诸简首，未称也。遂檄均之学正卢重华为之编次，而属藩参议李君订正之，共汇为八卷，付知州张著登梓。”［4］所谓中贵人所刻，即王佐初修、吕祥续修之武当山志。凌云翼对宦官主修的旧志非常不满，故重修新志，以矫旧志之弊。从卷目设置上看，该志的类目及顺序虽较王佐山志并无大的变化，但卷数却从十七卷压缩到了八卷，字数也仅为王佐山志的2/3。该志的最大特色是重视艺文的收录，卷五至卷八悉为艺文，总计四卷，居全书之半。

《大岳太和山志》成书以后，屡有递修。现存明刻本有隆庆六年（1572）初刻本和万历补刻本两种。万历补刻本又称九卷本，递修内容悉附卷八后，谓之卷九或补遗，内容均为艺文，收录近20人10余种体裁的作品约200篇，凡3.5万字。

杨尔曾辑《太和山图说》，出自《新镌海内奇观》，是明代第五部武当山志。杨尔曾，字圣鲁，号卧游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编纂小说及刻书知名。

《新镌海内奇观》刊刻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版心下方有“夷白堂”三字。是书搜罗名山大川，荟萃古迹胜境，前有高安陈邦瞻、钱塘葛寅亮、新安方庆来诸序，并杨尔曾自序，次列凡例十三则。正文凡十卷。绘图者钱塘陈一贯，镌版者新安汪忠信。雕镂刻划，穷工极巧，精细莫可名状，把玩足当卧游。

《太和山图说》即《新镌海内奇观》之卷九，前述山之显赫，后记游之路线，中为宫观图说，凡九图七千余字，图文并茂，赏心悦目，览之可得武当宫观山川之大概。杨尔曾在凡例中说：“是刻考证志书，蒐罗文集，手自排缵，虽属不工，然不敢以杜撰说传，贻笑大方。”［5］卷首今考该志内容，诚皆有所本。首尾两段乃抄撮王士性《太和山游记》，仅略作改易。中九图则多仿武当旧志，九图所附之文字，又悉依旧志。虽不以山志为名，实当以辑录体志书视之。虽不足以考证史实，实有资于游，有助于山。该志卷首凡例云：“至于太和玄岳，虽隶楚中，另为一卷。”［5］卷首武当山虽隶湖广，却单独成卷，不依省部。之所以这样编排，非因杨尔曾与武当山有什么特殊渊源，实由武当山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影响使然。杨尔曾既非武当山人，也不曾在武当山为官，他辑录该志完全是出于“仿意卧游，以当欣赏”的现实需要，反映了晚明旅游风气的兴盛和明人对武当山的向往。

龚黄辑《玄岳登临志》，出自《六岳登临志》，是明代第六部武当山志。龚黄，字文中。楚荆门（今湖北荆门）人。博学淹雅，生平不屑应生童试，以闭户著书为乐。著有《龙潭集》《楚岳赋注》等。

《六岳登临志》抄行于崇祯十五年（1642），版心下方有“执虚堂”三字。是书专志六岳之山川风物与人文故事，卷首有龚黄自序，凡六卷，一岳一卷，依次为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玄岳武当山。是书博采六岳旧志，辑以成篇，间附时人游山诗文，故亦当以辑录体志书视之。

《玄岳登临志》即《六岳登临志》之卷六，约1.5万字。龚黄自序云：“志岳者，古有之矣。志六岳者，以玄今之岳也。跻今于古，合五为六，重王制也。古志岳者，凡岳之有无不志，为岳也。今志岳者，为游也。选严而简薄，便登临也。”［6］龚黄不仅明确提出了六岳的说法，彰显了明代武当山的特殊地位，而且指出了古今山志从修志动机到志书内容的重大转变。该志内容多辑自旧志，且较旧志为略，故其文献价值不若旧志。但其所录亦有不见于旧志者，其中尤以艺文居多。龚黄生平从未到过武当山，但他也为武当山留下了一部志书，这说明武当山志的编修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身份的束缚和游履的羁绊。

明代武当山志的编修前后承继，相沿不替，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前期和中期纂修的四部山志均为官修，主修者分别为提点官道、提调藩臣、提督内臣和郧阳抚治，他们都是武当山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殊的渊源关系使他们皆能以纂修山志为己任。同时，这四部官修山志还都融入了修志者的主观倾向，修志动机不尽相同，内容取舍也各有侧重。合而观之，明代武当山的道教化、皇权化和世俗化进程清晰可见。明代后期，随着武当山世俗化进程的加快和晚明社会旅游风气的兴起，武当山志的编修也从武当山扩大到了武当山以外的地区，官修转私修，为游不为山，辑录体志书遂成为山志编修的惯用体例。

三、清代武当山志

康熙初年万甲、李绍贤编纂了清代第一部武当山志，由于该志业已亡佚，故志名无考。万甲，字小范，汉阳举人，康熙四年（1665）任郧县教谕。李绍贤，字克绍，号省庵，郧县人，顺治甲午（1654）拔贡。

该志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康熙二十年（1681）分守下荆南道杨素蕴为王民皞山志所作序言中曾论及该志。据杨素蕴序可知，该志有二十四卷之多，内容非常丰富，对历代封诏祭告的记载尤详。杨素蕴还将其与王民皞山志作了对比，认为该志“详略不之审，文之不章，未能出名山真面目”，［2］卷6故不若王民皞山志可以起到以志传山的作用。事实上，该志对历代封诏祭告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考察明清之际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杨素蕴修，王民皞、卢维兹等纂《大岳太和山志》，是清代第二部武当山志。杨素蕴，字筠湄，号退庵，陕西宜君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康熙十七年（1678）题补湖广下荆南道。王民皞，字孟迁，号熙园，江西临川人，康熙十四年（1675）岁贡，康熙十九年（1680）任均州知州。卢维兹，字持庵，湖北黄安人，康熙十九年（1680）任均州儒学训导。

《大岳太和山志》久已亡佚，据王概山志自序及凡例可知，该志乃均州知州王民皞和儒学训导卢维兹奉分守下荆南道杨素蕴之命而纂，成书于康熙二十年（1681），刊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二十八年（1689）毁于净乐宫之火，至乾隆九年（1744）王概纂修山志时仅得山间所藏抄本二十卷。另据王概山志卷六“艺文”所载序跋可知，该志卷首有王新命序和杨素蕴序，卷末有王民皞跋。据王民皞跋记述，该志凡十六目，七百九十篇，二十四万字，堪称宏富。由于内容过于庞杂，故王概曾批评其“辞浮于事，且多引科箓，颇近宋人清词，疑道士家或有假而窜入者，未敢尽信”。［2］卷首另据杨素蕴序可知，杨素蕴有感于万甲、李绍贤志“未能出名山真面目”之弊，因此特别重视图绘的作用。该志对图绘的重视，既遥承明代武当山志之余绪，又对王概山志及其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陈梦雷原辑、蒋廷锡等重辑《武当山部汇考》，出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是清代第三部武当山志，也是武当山又一部辑录体志书。

《武当山部汇考》为山川典卷一百五十五至卷一百五十八，凡四卷，约5.5万字，有图、考、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内容。该志搜讨群书，征引广泛，辑自王民白皋山志者尤多。

王概修，姚士倌、李之兰等纂《大岳太和山纪略》，是清代第四部武当山志。王概，字成木，山东诸城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乾隆六年（1741）任湖北布政使司分守安襄郧下荆南道兼水利按察使佥事。姚士倌，浙江乌程人，举人，乾隆七年（1742）任襄阳府同知。李之兰，湖北江夏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后掌教于襄阳鹿门讲堂。

《大岳太和山纪略》纂成于乾隆九年（1744），有乾隆十年（1745）湖北下荆南道署刻本存世，约13万字。卷首有宋邦绥序和王概自序，次列凡例十则、修纂姓氏及目录。正文凡八卷，类为十目。每一类目皆前缀小序，后附按语，以发明其旨。王概自序云：“惜前明所编已烬于兵燹之余，至我朝康熙初年，均州牧王君民皞承观察杨公素蕴所委，复为搜葺，所刻又失于净乐之火，仅得山间所藏钞本。”［2］卷首由于没有见到明修诸志，故王概只能在王民白皋山志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王民山志尚繁，该志则从尚繁归于尚简，不仅卷数从王民白皋山志的二十卷压缩到了八卷，字数从王民白皋山志的24万减少到了13万，就连志名也改称纪略。随着志书内容的减少，该志的文献价值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所幸王民白皋山志重视图绘的做法为该志所承袭，其卷一所载“大岳太和山全图”长卷剞劂精工，尤为珍贵。

清代武当山志的编修虽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主要集中于清前期，这大概与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武当山的重视有关。此后，由于荆襄地区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武当山沦为官军与义军往来周旋的战场，武当山志的编修也暂告中断。

四、民国武当山志

熊宾修，赵夔、李兆元等纂《续修大岳太和山志》，是民国时期的第一部武当山志。熊宾，字晋阁，河南商城人，民国十年（1921）任襄阳道尹。赵夔，字幼星，山西人，襄阳道署第一科科长。李兆元，字云陔，湖北钟祥人，襄阳道署第一科科员。

《续修大岳太和山志》纂成于民国十一年（1922），同年由襄阳大同石印馆刊印，约15万字。卷首有张联升序和熊宾自序，次列目录、原修姓氏及续修姓氏。正文凡八卷，类为十二目，每一类目皆前缀小序，后附按语，以发明其旨。熊宾自序云：“鄙人观察是邦，有守土之责，不可以不修。艺多方搜求，只得太和纪略一书，其言略而不详，惟尚确凿。爰聘委采访多员，编纂多员，广搜旧家藏书，寺观佚闻，续编太和山志，都凡八卷。”［7］今考其志，几乎字句无遗地囊括了王概山志的全部内容，除卷四新增金石、教规二目外，其余诸卷的类目设置悉同王概山志，只在内容上略有增补而已。

由于该志聘请徐本善、姚教春等武当高道参与文献采访，故其对清末民初武当道教的记载较为详细，俱见卷四新增金石、教规二目。此外，该志卷一所附“太和山全山道士数目及现领田产一览表”，涉及宫、观、寺、祠、楼、阁、庵、庙五十有八，对清末民初武当道教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王理学编《武当风景记》，是民国时期的第二部武当山志。王理学，河南人，号白衣道人。出家武当山，师事徐本善。精通医理，擅长周易。著有《十省山水游记》等。

《武当风景记》手抄本现藏湖北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凡一卷，约1.1万字。卷首有王理学自序，正文凡二十目。王理学自序云：“武当为中国最古大山，名震世界，清室荆南观察王概虽编有太和纪略，民国襄阳道尹熊宾虽修有太和山志，然皆卷帙浩繁，记载杂多，又且宝藏深山，太含有此中人语不可向外人道之意。苦无简明专本，公开发表真相，流通社会。抗战期间，民国现代伟人、高级军官及各界士女来游武当参观者，莫不以没有专本公开不明真相为遗恨。拙著《十省山水游记》中虽有武当一段，略而不详，未便割阅，兹特另以旧均州志、太和山志作材料，将全山风景少加鄙咏，总为一编，简成专本，名曰武当风景记。”［8］据此可知，王理学编撰该志的初衷主要是为游山者提供便利。因此，该志不以记载武当史实见长，而以歌咏武当风景取胜，有诗有记，韵散结合，览之既可明武当山之真相，亦可见编撰者之情怀。

《武当风景记》的具体编撰时间不详，据王理学自序及其落款“民纪三十六年二月上浣白衣道人重书于均阳第一山房”推测，当成书于抗战时期。

民国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虽然数量不多，成就不大，但却延续了武当山修志不辍的优良传统。山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山志编修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名山志的编修尤其如此。历代武当山志的编修前后相续，薪火相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这不仅是中国山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图书编纂史上的一朵奇葩。

［1］（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M］//道藏第1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清）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M］．下荆南道署藏版，乾隆十年（1745）刻本.

［3］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明）凌云翼．大岳太和山志［M］．隆庆六年（1572）初刻本.

［5］（明）杨尔曾．新镌海内奇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明）龚黄．六岳登临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首.

［7］ 熊宾．续修大岳太和山志［M］．襄阳大同石印馆，民国十一年（1922）石印本.

［8］王理学．武当风景记［M］．湖北省图书馆藏民国三十六年（1947）重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