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英梅



颜崑阳教授学术评传

范英梅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颜崑阳教授是台湾知名学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文学创作主要成就在于古典诗与现代散文，古典诗深得李商隐的神韵，散文之诡奇者甚得庄子寓言的形式与理趣。他的学术研究从早期的李商隐、庄子等专门研究逐渐转型到后期普遍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整合了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实践、批评，在中国诗用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人文学方法论等众多学术领域都有独特创见。教育实践方面，颜崑阳具有深切的教育关怀与实践精神，在大学教育、民间讲学和家庭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颜崑阳；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教育实践

颜崑阳教授在台湾学界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方面的成就都非常突出。笔者为了增进两岸学界的了解与交流，很乐意撰写一篇评述颜教授的文章。2013学年，笔者赴台湾学习交流三个月，其间有幸聆听颜教授几门课程，受益匪浅。本文将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教育实践等三个方面总结颜教授的丰硕成果。

一、文学创作

颜崑阳1948年11月1日出生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一个穷苦小渔村，父亲以务农和捕鱼为业。9岁那年，他偶然读到父亲小时候语文课本上的“唐诗选”，非常喜欢，从此埋下学习和创作古典诗的种子。初中时，他开始大量读诗，《诗刊》之类的杂志是他喜爱的读物。初二下学期，他随家庭迁移而转学到台北，这时候才第一次见到《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这样整本的诗集，欣喜若狂，赶紧买回去一首一首地朗读、背诵。初三毕业，他忽生创作冲动，废寝忘食地写出古典诗百余首。虽然诗意不错，但是那时他还不熟识诗词的格律，只知绝句一首四句，每句五个字或七个字，押的也是现代国语的音韵。

后来，对颜教授古典诗创作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件事情，就是结交了古典诗人张梦机。他们两人又与汪中、罗尚、陈新雄、娄良乐、黄永武、王熙元、杜松柏、尤信雄、沈秋雄、陈文华、文幸福等师大国文系出身的学者，组成“停云诗社”，定期雅集，来往唱酬。与张梦机的往来酬唱、切磋琢磨，不仅对颜教授的古典诗创作有很深远的影响，而且两人的知己之交也是颜教授人生中的大事。他们的交往堪称莫逆，联床话雨、雄州听潮、分题赓咏、品茗论诗，演绎了千古诗情。张梦机去世后，颜教授写了两篇散文《诗人真的走了——悼念好友张梦机》以及《张梦机教授传略》，寄托深切的怀念之情。

颜崑阳不止一次回忆起这些往事，庆幸自己“没有变成折翼的青春小鸟”：“当我九岁时，在父亲读过的书中，偶然目触到‘月落乌啼霜满天’这样的诗。那时候，我并不解得它，仅是在琅琅的诵读声中，莫名地被撩拨了幼细的心弦。从此，就再也不曾与诗分手了。十五岁那年，提笔写了第一首旧诗。十六岁，填下第一首词。之后，我的笔端再也不曾离开过诗词。那时候，理着三分平头，穿着卡其服、黑球鞋，却写着旧诗，真够朋友们揶揄的。这样，也算度过寂寞的少年十五二十时哩。”[1]260“在大家都赶着各种流行的时代，我却踽踽凉凉地在时代之外、社会的边缘，孤独地行吟，以此度过我青苍的少年岁月。”[2]167

张梦机曾这样评述颜崑阳古典诗词成就：“粗略言之，崑阳诗情辞深秀，结体清鬯，无含意不能毕吐之弊。其作大抵近体胎息于义山，古体则蜕变于青莲，读之泠然洒然，真非烟火食人辞语。”[2]2张教授不愧为颜教授的知己，对于他诗歌的渊源及风格特色概括准确。颜崑阳受李商隐影响很深，他感性缠绵的生命情调与李商隐颇为相近，其古典诗集中就有一首吟咏李商隐的诗歌《玉溪生》。此外，颜教授的古典诗还有陶渊明的超旷与杜甫的沉郁，如《廊外》：“凭望曲栏外，千里寒山遥。浮云逐北雁，暧暧散青霄。荒原漫亘历，风物何萧条。耕者耰不辍，畴木秋已凋。征夫满衢路，仓促悲形劳。物物各奔竞，强者逞其豪。去矣羡闲适，谁云嵩衡高。”又《咏怀》：“莫斫月中桂，清光从来多。莫剪嶰谷竹，孤生自婆娑。愿为后凋松，养翠崇岩阿。岩高悲风雪，下有樵人过。丁丁斧斤声，闻之泪滂沱。攀天无直木，干云有藤萝。悄悄念及此，竟夕自悲歌。”渊明的超旷与杜甫的沉郁均隐含其中。

古典诗是颜崑阳的创作根基，他读大学之后创作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小说，这些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受惠于古典诗。颜教授在硕士毕业后，服兵役期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秋风之外》。这本散文集与其古典诗一样具有浓浓的李商隐味道，文字华美而缠绵，仿佛一个喃喃自语的孤独才子。颜崑阳的性格里，除了具有李商隐感性的缠绵之外，还具有庄子理性的超旷。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随着人生历练的增加和学养的丰富也逐渐发生改变，正如他在《秋风之外》新版自序中所写：“一个文学创作者过度耽溺于自筑的内在世界，是脱离现实的自囚；而过度陷落于外在世界，却是往而不反的放失。因此，我今后所持的创作观是：对现实世界作明细的观照，以择取创作的素材，再经过自己内在世界的涵融，以深闳的哲思将不能无憾的现实世界，提升到真善美的境界中。更重要的是，我仍然期许自己不要将写作纯然当成博取微利，图得虚名的工具，而能永远抱着一份对大我人类悲悯的情怀，去走完漫长的文学创作之路。”[3]8

颜崑阳29岁退伍后，继续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攻读博士，此时他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并开始创作小说。他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撰写“颜巴寓言”专栏期间所发表的散文，跨越文类，融合散文、小说、寓言和诗，乃是魔幻写实之作，风格奇诡。《不知终站的列车》是颜崑阳此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描述了在一列不知终站的列车里，“每个乘客的脸孔都像大理石所雕成，他们没有哀伤、没有欢愉，只是淡漠。同车乘客，是一种很奇异的组合，肢体相当亲近，心灵却又完全陌生……（主人公）三个月后自杀身亡，遗嘱简单几句话：‘我们活着，只有籍贯，没有家乡。除了性、金钱与权力，没有别的希望！’”[4]276对这个欲望横流的社会不断进行控诉。颜崑阳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台湾社会的问题，散文《一○一大楼背后的废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台湾在经济困窘而政治压迫的那几个年代间，知识分子满心苦闷；但却也因为这种外在物境，反而激发很多怀抱理想之士，产生突破围城，寻求出口的意志。六○、七○年代……人们内在心灵对外在物境开始抗拒与转化。心胜，而物役于心。七○年代之后，政治解严了、工商发达了……人们内在心灵对外在物境有了顺应与迷醉。物胜，而心役于物。”[5]233颜教授一直抱持着庄子的智慧，性本自然，趣好田园，45岁时听从心灵的声音，举家从繁华的台北“隐居”到宁静的花莲。

颜崑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已经出版的散文集主要有：《传灯者》《想醉》《手拿奶瓶的男人》《智慧就是太阳》《人生因梦而真实》《圣诞老人与虎姑婆》《上帝也得打卡》《新世纪散文家——颜崑阳精选集》《小饭桶与小饭囚》。研究颜教授散文的论著已不少，除了单篇论文之外，仅硕士学位论文就有三篇：徐淑慧的《颜崑阳与其寓言性散文研究》，张育滕的《颜崑阳知性散文研究》，吕汶玲的《颜崑阳的散文创作观及其实践》。台湾著名诗人、评论家向阳与陈义芝对颜教授的散文创作都进行过评价，这些评价准确地把握了颜教授的散文特点，论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向阳将颜教授放到整个文学史上进行考察：“一九四八年生的颜崑阳，在众多战后代作家中，无疑是一个具备简言以达旨、博文以赅情、明理以立体、隐义以藏用的大家。”[4]28“台湾的散文长期以来以阴柔媚秀为工，特多淫俗之语，而缺乏木讷刚健，来自生活的知性路线。近几年来，颜崑阳秉于庄子哲学的深刻涵泳，对于进入后现代的台湾社会乱象，用他的冷静观察和人生历练，写下了一系列既具哲理，又富省思针砭力道的小品，有些类似鲁迅所说的‘匕首’，一刀划过台湾社会的痛处，见血七分，教人沉吟。小品散文，易写难工，但是颜崑阳的笔调老辣，擅用反讽之语，迭见令人喷饭的幽默，这些作品或者通过寓言，或者来自生命深沉的感喟，都深含可以咀嚼再三的意旨，从而耐人多读。”[6]6陈义芝也对颜崑阳的散文内容和风格进行了准确把握：“不愧为庄学名家，颜崑阳的散文（特别是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复丽奇诡之至。综论颜崑阳之写作成就在：以虚构、联想为现实加工，融汇理性思维与抒情风采，拿捏文法断续之妙，铸造别有寄托的叙事篇章。他不仅将人物、动物（例如龙鼠龟狗）搬上寓言文学舞台，居处的一堵墙，用过的一根汤匙，以至于一出戏、一张旧照，到他笔下，也都成了类型性符号，具有开启生命黑箱，点化智慧的深义。以散文创作中的寓言品类而言，颜崑阳兼摄新文学前辈名家鲁迅的愤郁与许地山的温馨，别开生面。”[4]13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颜崑阳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散文观：“用心赋生活以丰盈的意义。用精准、灵变的语言赋意义以生鲜的形式。在我心手之间，散文写作绝对不会沦为‘文字手工业’。”[4]31

二、学术研究

谈到学术研究，必须首先指出的是，颜崑阳这一辈学者，对于推动台湾学术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术正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逐渐从注重文献史料堆砌的研究路数，转型为重视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学术。1979年，颜崑阳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他们创造了现代学术会议的模式，学者们进行开放性的讨论，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议题，采取现代化的专题论文写作方式，研究重点也从乾嘉考据转型到文学理论及实际批评，新的学术风气从此打开。此外，颜崑阳更与柯庆明、黄景进、吕正惠、蔡英俊、龚鹏程、张双英、廖栋梁、郑毓瑜等年轻学者，跨校组织了“月涵堂论学”，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的文学理论及实际批评。今天，台湾学界的重要学者，不少是那时候从月涵堂论学中所培养出来。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颜崑阳自身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传统式的路数逐渐转型到后期独辟论域及研究方法的过程。他早期的学术领域主要集中在古典诗学和庄子研究。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出版了《沧海月明珠有泪·李商隐诗赏析》《杜牧》《平林新月——唐宋诗选析》《喜怒哀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绪》《月是故乡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乡愁》《庄子的寓言世界》等学术著作。值得说明的是，台湾学界在走出传统的过程中，出现另一极端倾向，即流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以阐释中国古典诗词。颜崑阳对于这种任意宰割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予以批判性的响应。他应故乡出版社之邀，主编《中国文学小丛刊——古诗今唱》第一辑，约请龚鹏程、蔡英俊、萧水顺（诗人萧萧）撰稿，并自撰《喜怒哀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绪》；接着又主编《中国文学小丛刊——古诗今唱》第三辑，约请何寄澎、吕正惠、陈启佑（诗人渡也）等年轻学者撰稿，并自撰《月是故乡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乡愁》。在这两套丛书的总序中，颜崑阳写道：“对于古典诗歌的赏析，我们的第一个主张是：从传统出发，走入现代，走向未来……我们在写这些赏析文字时，态度上必须先回顾传统，尊重传统，从传统出发，走入现代，更期望走向未来。在作法上，我们也把握由感性，入于理性，再出于感性的原则，希望能带引读者真正走入中国文化的领域，走入诗人的心灵殿堂。”[1]2在他自己撰写的《喜怒哀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绪》后记中，他强调：“我既然尊重传统，则对一首诗歌根植于传统的诸多问题，自然必须去探究清楚，绝不容许有私心臆断的曲解。但传统只是一个出发的踏板，因此我的解析也不能让它泥固在传统的象牙塔中，必须再循着延续传统的路径，将它引入现代人能接受的境地中。我既主张感性的欣赏，自然不愿我的欣赏只是一些生硬的理论，使读者跟着陷入理论的迷局。我很希望将一首诗完整的美感，双手捧上给读者们。”[1]261

古典诗学之外，庄子研究是颜崑阳早期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他的庄子研究除了源于自身生命情调的超脱之外，与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导师的启发也有很大关系。颜崑阳大学二年级时，留学日本的学者黄锦鋐教授讲授《论语》，大三时，黄教授又开设了庄子课程。颜崑阳早年阅读《庄子》所埋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读硕士期间，颜崑阳师从黄锦鋐研究庄子，完成了硕士论文《庄子自然主义之研究》，这是他研究庄子的起点，在硕士论文的自序中，颜崑阳指出：“天道人生，同乎一理。宇宙万物，莫非自然。太史公云：‘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嗟乎，太史公之善归庄学之本也。则吾之称述庄学，颜曰‘自然主义’，不亦宜乎。然吾意以为自然者，非唯庄学之所本，亦乃众学之所同出焉。人理不悖乎天道，斯是诸哲所欲同参之妙境。天者，自然也。道家之放论自然，固不待言。即儒家为思想之大宗，孔子践仁以知天，孟子尽性而知命。然而仁之体现，性之率循，岂假造作而为之乎。其必因理之固然，当道而是也。故自然者，非一家之私法，乃吾人生命固有之本根，能知自本自根之道，而后始得置论立说焉。”[2]152颜崑阳以“自然”论庄子、论中国思想，可谓深得要领。

此后，颜崑阳又出版了《庄子的寓言世界》，对庄子思想和寓言进行系统研究，并在黄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庄子艺术精神析论》，综合美学理论与艺术史的考察，从整体上研究了庄子思想所蕴含的艺术精神及其对中国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1992年，颜崑阳又出版了再创性系列散文专书《人生因梦而真实——我读庄子》，可见他对《庄子》研究用力之深。

庄子研究与颜崑阳的生命体悟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1982年，他整日忙于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主编丛书、四处兼课，终因积劳成疾而昏倒在讲台上。这件事对他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不仅将《庄子》转化为文学创作的风格，更内化为自己的人生智慧：“庄子追求的就是不因外物而内伤其身、就是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而我却活得那样‘不庄子’。那么，我所懂的庄子，也只不过是一堆与自身生命无关的死知识罢了。此后，我开始用心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体证庄子，而逐渐将他内化为自己的智慧。实践地阅读，以转识而成智，这是中国儒释道经典的门径。1992年，我将对庄子的体会写成一本小书《人生因梦而真实》。”[5]83在《人生因梦而真实》的自序中，他继续写道：“我不是庄子专家，而是一个读庄子并试着去做庄子的人。庄子，不只是一个人，而更是一种精神生命境界。因此，做庄子，并非装模扮样去仿照那个庄周，而是切实去感悟由庄周所开示的那种精神生命境界。这样说来，每个人都是庄子。”[7]8

后期，颜崑阳的学术研究仍以早期的研究为根底，并开拓新的研究议题，逐渐从一家的专门研究转向普遍性、原理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整合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实践与批评。颜崑阳的学术转型除了受到整个学术大环境的影响之外，也与他34岁病倒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病倒后，一度失去阅读、思考能力；但是，大病初愈之后，领悟力突然提高，一口气阅读了近百本西方哲学、美学、艺术理论、文化人类学、史学著作，随后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庄子艺术精神析论》。这是颜崑阳学术转型的标志性成果，逐渐从传统重视文献堆积的学术方式，转型到具有西方现代性，即重视思辨及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的学术路数。此后，颜崑阳出版了《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一书，研究李商隐诗歌诠释史，对清初到当代李商隐诗歌的诠释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过当操作以致穿凿附会的弊病，进行反思批判，从而提出“以情境解诗”的诠释视域与方法。他指出：“诗人当他做为一个文学创造者而存在时，他的创造活动就必然受到这传统的文学历史经验成规的制约。相对的，诠释者也必须进入这个文学历史经验成规中，才能客观、有效、相应地理解诗人所构造的这一语言有机实体。”[8]26他也以此方法诠释了苏轼、辛弃疾的词，1998年出版了《苏辛词》，2012年修订增补为《苏辛词选释》一书。

颜崑阳的学术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主要有四条主轴：中国诗用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人文学方法论。

第一条主轴——诗用学，这是颜崑阳所提出最有创发力的理论。他受西方“诠释社会学”理论的启发，认为五四以来中国古典诗学批评盲目套借西方纯粹审美、个人抒情的理论，误解并过度贬低儒家诗学，只是把诗歌当作政治道德的工具，这是不懂儒家“体用相即”的诗学，不懂中国古代“诗用”文化，因而造成诠释视域的遮蔽。他指出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诗无所不在，渗透到每一个士人生活中，做为社会互动行为普遍性的话语模式，极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审美诗歌。因此，他从纯粹审美转向诠释社会学的视域，提出“用诗，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模式”的创新观点，建构“中国诗用学”（也称为“社会文化行为诗学”）。2006年1月发表了《论先秦“诗社会文化行为”所展现的“诠释范型”意义——建构“中国诗用学”二论》一文，以先秦春秋时代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为研究对象，研究这种“诠释范型”所具有的“诠释社会学意义”[9]。2008年6月发表了《用诗，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建构“中国诗用学”初论》一文，认为“用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而诗，就是这种行为模式的中介符号”，并从“诠释社会学”的视域提出另一种研究取向，构想建立一套“中国诗用学”的理论[10]。2012年7月发表了《当代“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反思及其转向》一文，反思台湾中文学界以“纯粹性审美”为主的古典诗学，造成对中国古代诗歌诠释的片面化和静态化；因而强调从诗歌的纯粹审美性意义转向强调诗歌的文化性、社会性意义[11]。

第二条主轴——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颜崑阳认为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缺乏从自己传统文化、文学内部所建构出来的“文学史理论”作为基础，只是一味挪借西方进化论、唯物辩证史观、有机循环史观等；因而胡适、郑振铎、刘大杰以降的新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诠释、评价往往流为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偏执。他指出，我们必须重构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所内具的文学史理论及诠释模型，从而应用于文学史书写。2009年12月发表了《混融、交涉、衍变到别用、分流、布体——“抒情文学史”的反思与“完境文学史”的构想》一文，反思批判了旅美汉学家陈世骧提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说以及大陆学界硬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学特质与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偏狭诠释及评价；他乃另向提出“完境文学史”的理论性构想，开展一种创造性的诠释视域，期能更切实、完整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12]。2011年6月发表了《中国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学史观”诠释模型之重构初论》一文，全面反思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所存在的文学史观问题，并针对中国古代原生性的“源流文学史观”进行诠释，初步重构了这一“诠释模型”的“理论性框架”与“诠释原则”，为中国古代“原生性文学史观”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3]。

第三条主轴——文体学。颜崑阳反思晚清以降一百年间的文体学，有些基本概念如文类、文体、体要、体式、体格等始终混淆不清，于2003―2005年完成专题研究计划：《论“文体”的“艺术性向”与“社会性向”及“双向共体”的关系》《从历代文章分类析释“类体互涉”关系及其在文体学上的意义》《文体规范与文学历史、文学创作的“经纬图式”关系》，系统探讨了文体学问题。这些研究计划后来都写成论文并公开发表。2005年12月，在台湾《清华学报》发表《论“文类体裁”的“艺术性向”与“社会性向”及其“双向成体”的关系》，批判晚清龙伯纯以降，学者将中国古代的文类体裁截然二分为实用性与艺术性、纯文学与杂文学；认为这种二分法完全不能适用于中国古代文体观念。2006年12月在《清华中文学报》又发表《论“文体”与“文类”的涵义及其关系》一文，反思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长期存在着将“文类”与“文体”概念混淆的现象；重新探讨了“文体”与“文类”涵义的区分，并进一步厘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文体’与‘文类’概念有别，但二者却具有‘彼此限定，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形式逻辑上，文体是文类内涵的概念限定；相对的，文类是文体外延的概念限定。在文章的实存状态中，文体是文类之形构与样态的实在限定；相对的，文类是文体的关系限定。二者相互依存，非可独立而在。”[14]2013年6月，在台湾中山大学《文与哲》第22期发表《文学创作在文体规范下的经纬结构历程关系》，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个人想象与修辞技术的操作而已；文学家都必须站在某个文学历史与文学社群的存在位置上，面对前代所建立的文体规范，思辨并实践如何“因承”与“创变”的问题；因此第一流文学家的生命存在都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第四条主轴——中国人文学方法论。这些年，颜崑阳最感焦虑的就是台湾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当代的很多学者都缺欠适切的方法学，甚至有些连方法学的意识也没有，做研究、写论文只是个人读书心得报告。然而，现代化的人文学术，再也不能像古代诗话、文论那样采用主观印象式及零散条列式的写法，必须具有科学性与系统性，这就相应要有现代化的方法学。近十余年来，颜崑阳在大学中文系博士班讲授“中国现代人文学方法论”的课程，并开始撰写《中国现代人文学研究方法系说》一书，以引导当代中国人文学的研究确实地迈向现代化进程。

三、深切的教育关怀与实践

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有幸聆听了颜教授的几门课程，并亲自参与了他所带领研究生与年轻学者的学术讨论会——群流会讲，参加了由他所发起成立的台湾各大学中文系跨校的学术论坛——百年论学。在参与的过程中，被颜崑阳深切的教育关怀与实践精神所感动，于是在学术专访中，特别增加了“教育”这部分内容。

颜崑阳的教育关怀与理念源于对人的热爱，专访中他特别强调，如果不喜欢人，不喜欢正在成长的生命，千万不要当老师，那真的是误人子弟。他在很多文章中，经常重申自己的教育理念：“我喜欢教书，是因为我喜欢人，喜欢单纯的人，而年轻的学生们最单纯不过了……我站在讲台上，面前几十个年轻的生命，都可以用‘文学’的眼光去塑造。我喜欢创作和研究文学，也是因为我喜欢人。我不曾写过没有人的文学作品，也不曾读过没有人的文学作品。因此，教书也好，创作也好，研究也好，都在‘人’的文学世界中，打成一片，让彼此都更加丰富起来。”[4]91他非常忧心台湾教育对人的物化现象，多次写文章进行批判：“台湾长期以来的教育，其实都只是在打造各式各样的‘工具人’，好投入种种职场中被使用。在大学任教将近30年，虽说如今大学院校已将近160所，其实我却只看到一所，那就是‘台湾技术学院’。换句话说，台湾的高等教育，就是‘技职教育’。”[4]226“我们各层级的教育，大多数只培养出‘专业技士’，而很少培养出具有真、善、美精神的‘全人’。”[5]172

颜崑阳对台湾现行的高等教育甚为不满，发表了两篇振聋发聩的评论文章：《哀大学》和《再哀大学以及一些期待与建议——当前高教学术评鉴的病症与解咒的可能》。在《哀大学》一文中，他批评台湾高等教育“文化自我殖民”，“从校长到教师们，为钱抓狂”，“教育部是经济部的分支机构”等，并指出：“近些年来，教育决策最大的问题是，少数有权力作决定的‘专家’和‘教育官僚’，坐在‘天阙’上，凭空想象着种种复杂的法规、制度、结构、系统、策略，却忘了那都是要给凡间的‘人’去做的，而‘人’既不是‘棋子’也不是‘积木’。”[15]2004年，他发表《再哀大学以及一些期待与建议——当前高教学术评鉴的病症与解咒的可能》〉一文，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些期待与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16]。

此外，颜崑阳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教育的评论，体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深切的教育关怀。他在《台湾当代“期待性知识分子”在高度资本化社会中的陷落与超越》一文指出：“台湾现代化‘变态性’的发展，在人文精神空虚匮乏的社会情境下，走向极端的‘高度资本化’；将贞定‘人性’最后的堡垒——大学，也资本化为以‘利益’作核心价值的经济体。那些缺乏‘理想性价值’信仰的从业者因而纷纷‘陷落’为‘知识类人’、‘知识器人’与‘知识独夫’。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随之为稀有。这无疑是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17]在《人文学者的当代学术处境》一文，他又具体指出这种‘变态性’发展所导致的学术萎缩：“台湾在五〇、六〇年代，受到极权统治对人民‘思想‘的宰制，个人心灵非常压抑，自我存在价值被迫割弃。存在主义因而曾经盛行一时。如今，解严之后，政党轮替，台湾的社会似乎更民主、更自由了。政治上的集体权力宰制仿佛解除了。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自由地追求‘学术理想’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集体权力宰制’不但没有解除，甚且换了另一种面目而更变本加厉地进行着。”[18]

颜崑阳对教育的关怀不仅停留在理论思考的层面，更可贵的是他无私奉献的教育实践。他在大学教育、民间讲学和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了解并参考。大学教育实践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花莲的东华大学刚创立不久，颜崑阳接受东华大学校长牟宗灿的邀聘，从中央大学调转到东华大学，并与刚从美国回台的王靖献（诗人杨牧）、郑清茂二位教授以及由淡江大学转任的王文进教授共同创办中文系。这个系的课程设计出于颜崑阳之手，熔铸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与应用语文于一炉，其中很多课程反映了中文系走向现代化的创新构想。相较于其他各大学中文系，他所设计的课程最具现代化特色。如今，台湾已设立了好几个“应用中文”科系，成为传统中文系改换教学方向的新趋势。

2004年，颜崑阳由东华大学退休，转到淡江大学任教，展开另一段学术研究与教育的生涯。其间，颜崑阳组织、带领研究生及年轻助理教授开展学术讨论会——群流会讲，希望能培养学生问学、讨论的能力。群流会讲的形式是每次由一位研究生或助理教授提出议题，拟订大纲或写成论文，在讨论会中，彼此对话、问难，最后由颜教授讲评、指导。随着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群流会讲逐渐发展成淡江大学中文系与各大学人文科系的研究生或年轻学者都可以参与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颜崑阳组织群流会讲一直不接受报酬，他认为学术教育是出于自主性的道义奉献，同道间的论学不应该以报酬为先，没有钱也能乐在其中。此外，他还发起、扶持台湾政治大学等，组建“百年论学”，一直开展得非常好，对于推动台湾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校教育之外，颜崑阳也非常关注“民间讲学”，注重社会文化教育使命，曾应花莲教育电台之邀，到花莲监狱教导受刑人读书、写作。对于传统的民间书院讲学，他更是用力颇多。其好友台湾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安梧教授在台中开办了“元亨书院”，其后由颜崑阳协助在花莲市南菲咖啡厅成立了“花莲分院”。元亨书院在南菲咖啡厅开办之后，除了林安梧以及几位东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讲《老子》《三国演义》《诗经》《论语》《世说新语》之外，颜教授自己也开讲了范蠡、晏子、李斯、柳如是四位历史人物以及《庄子》八讲。颜教授在书院讲学，也不收报酬，总是把讲课钟点费回捐给书院，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不斤斤于利益的教育精神。

最后，笔者还想介绍一下颜崑阳的家庭教育。颜崑阳和夫人以及一双儿女都从事文学，可谓“文学家族”。1998年，颜崑阳与夫人陈惠操以及正在读中学的女儿颜讷、读小学的儿子颜枢合出散文集《圣诞老人与虎姑婆》，封面标示着“一本小家庭‘全民写作’的文集”。一家四口人的作品都收录在里面，展现了文学家族笔耕的成果。在颜崑阳夫妇的文学启蒙和引领下，孩子们取得了丰硕成果，经常在台湾知名的文学比赛中获得大奖。如今颜讷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班，颜枢就读于东华大学中文系硕士班，准备继续攻读文学博士学位。2013年4月，台北市“纪州庵文学森林”举办了“文学家族座谈”，邀请颜崑阳及颜讷、颜枢畅叙文学家族的生活。颜枢在那次座谈会的发言稿《我如何走上文学之路》中写道：“我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因为，那对我来说，是靠近人生终极答案唯一的路……走在这条文学的路上，虽然很缓慢、很遥远；但是，我却正一步一步地在靠近那人生终极的答案。”颜讷则在一篇描写父亲的散文《烈风·我父》中写道：“即使父亲想尽力活得像庄子；但是，我却在他身上看到，那一生都为了生病的世界而忧愤着脸色的杜甫。”[19]‍

文章最后，笔者想用颜崑阳的一段话结束本文：“我教书，我创作，我研究，而我生活。这一切都是在文学世界里进行。文学，没有景气问题，没有竞争问题。就因为文学的缘故，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单纯；而对我来说，单纯就是幸福。”[5]90

[1]颜崑阳．喜怒哀乐——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绪[M]．台北：故乡出版有限公司，1979．

[2]颜崑阳．颜崑阳古典诗集[M]．台北：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

[3]颜崑阳．秋风之外[M]．台北：香草山出版社，1976．

[4]颜崑阳，颜崑阳精选集[M]．台北：九歌出版有限公司，2003．

[5]颜崑阳．小饭桶与小饭囚[M]．台北：立绪文化公司，2004．

[6]颜崑阳．上帝也得打卡[M]．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7]颜崑阳．人生因梦而真实——我读庄子[M]．台北：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

[8]颜崑阳．李商隐诗笺释方法论——中国古典诠释学例说[M]．台北：里仁书局，2005．

[9]颜崑阳．论先秦“诗社会文化行为”所展现的“诠释范型”意义——建构“中国诗用学”二论[J]．东华人文学报，2006(8)．

[10]颜崑阳．用诗，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建构“中国诗用学”初论[J]．淡江中文学报，2008(18)．

[11]颜崑阳．当代“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反思及其转向[J]．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7)．

[12]颜崑阳．混融、交涉、衍变到别用、分流、布体——“抒情文学史”的反思与“完境文学史”的构想[J]．清华中文学报，2009(3)．

[13]颜崑阳．中国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学史观”诠释模型之重构初论[J]．政大中文学报，2011(15)．

[14]颜崑阳．论“文体”与“文类”的涵义及其关系[J]．清华中文学报，2006(1)．

[15]颜崑阳．哀大学[N]．台湾联合报，2003-03-28．

[16]颜崑阳．再哀大学以及一些期待与建议——当前高教学术评鉴的病症与解咒的可能[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56)．

[17]颜崑阳．台湾当代“期待性知识分子”在高度资本化社会中的陷落与超越[J]．文讯月刊，2006(11)．

[18]颜崑阳．人文学者的当代学术处境[J]．淡江中文学报，2006(15)．

[19]颜讷．烈风·我父[J]．明道文艺，2006(7)．

〔责任编辑 刘小兵〕

Professor YAN Kun-yang’s Academic Biography

FAN Ying-mei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Professor YAN Kun-yang a well-known scholar in Taiwan. H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ractices. His major achievements are in classical poetry and prose which are affected by Li Shangyin’s style and Chuang-tzu allegory. His academic research gradually transition from Li Shangyin, Chuang-tzu and other specialized research into literary theory study of the late general literature creation studies, which is the integration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criticism. On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y, China ancient stylistics, Chinese literature methodology, as well as many academic fields, YAN Kun-yang has his own unique views. For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folk lectur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YAN Kun-yang; literary creation; academic research; educational practice

范英梅（1982―），女，黑龙江北安人，博士研究生。

2014-02-19

I206

A

1006−5261(2014)03−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