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衍，刘志伟，王雅戈△,2

（1．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江苏常熟215500；3．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台北）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张衍1，刘志伟3，王雅戈△1,2

（1．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江苏常熟215500；3．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台北）

民国文献；台湾地区；文献保护；文献利用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保护开发具有特色、成效显著，原始文献保存完整系统、保护措施多样，重视文献内容整理出版，数字化整理规划系统连续，注重专题数字资源开发，注重地方文献挖掘研究，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民国文献增值性开发，并积极开展民众教育与推广工作。

民国文献泛指20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切有关中国的文献，并根据某些民国人物的活动时期对民国文献的时限范围稍作前后延伸。民国文献在社会因素、载体因素、保护技术等因素影响下陷入了严重损毁境况，［1］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2］台湾地区民国文献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具有特色，成效显著，值得探讨。

1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概况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典藏于多个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研究机构与档案典藏单位。其主要典藏机构包括“国家图书馆”（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国史馆”、“中央研究院”、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处。

1.1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系创立于1933年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该馆自1954年在台湾设立以来，历经近60年的征集典藏，馆藏量已达400万册（件）。馆藏发展重点包括汉学特色馆藏、中文参考书、中国史地研究资料、政府出版品、中文期刊与报纸等。［3］

“国家图书馆”藏有民国图书9969册（不含政府出版品等），这些文献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并提供流通借阅；对于原本残破等不宜流通的文献，“国家图书馆”通过复制原本或以电子文档方式提供流通服务。除了原生性的民国文献之外，“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为数不少正式出版的影印本“民国文献”，如《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金陵学报》等书刊。在“国家图书馆”政府出版品典藏中，藏有1949年之前在大陆出版的中央及地方政府公报、统计文献等。在“国家图书馆”缩微资料典藏中，亦包含部分民国文献。

1.2 “国史馆”

“国史馆”创立于1911年。“国史馆”由“国史馆”（台北市）及其下属机关——“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南投市）组成，是民国文献的重要典藏机构。1.2.1“国史馆”（台北市）

“国史馆”（台北市）存有民国档案20多万卷,另存有人物档案18万卷（件），照片档案10万多张。［4］其民国档案可以分为民国中央政权及其机构档案、台湾省地方政府档案、民国人物史料与文物和其他文献三部分。

民国中央政权档案主要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教育部、粮食部、司法行政部、资源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卫生署、国民大会、考试院等14个机构的档案，共计165074卷。［4］

民国时期台湾省地方政府档案包括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台湾省政府及所属各单位档案和台湾省地政处档案三个部分，共计28254卷。［4］

民国人物史料与文物包括蒋介石、蒋经国、陈诚、严家淦、谢东闵等民国时期人物的文物，以及阎锡山、汪兆铭（精卫）、许常惠等民国人物个人史料。其中“大溪档案”［5］现藏于“国史馆”（台北市）。

1.2.2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系成立于1948年的台湾省通志馆，1949年7月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2年改为现名。“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典藏的档案可分为“日治时期”及光复后档案。尤其是其所藏日治时期档案较为特殊，包括台湾总督府档案、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公文类纂、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三大类。

1.3 “中央研究院”及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1928年成立于南京，1949年迁至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民国文献主要分布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图书馆。其中，以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民国文献最为丰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大量特色民国文献，其档案馆所藏民国文献主要分为外交部门档案、经济部门档案、中外地图档案、个人及团体捐赠档案等几类。

个人及团体捐赠档案主要有康有为、袁树勋、谭延闿、陈炯明、徐永昌、朱介凡、于润生、王子壮、丁文江、朱家骅、王世杰、居正等一大批民国名人的函电、公文、书信、手稿、日记等。还有“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料以及德国联邦档案局波茨坦分局转赠有关南京大屠杀（1937）的纪实报告书（1937.12至1938.5）等。

除了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的民国文献之外，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藏有胡适日记等民国文献以及通过口述历史获取的相关资料。

1.4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于1930年成立。馆内珍藏着1890年至1980年间近代中国史料原件300万件以上，甚至藏有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公函、文书。［6］

国民党党史馆的典藏可以分为文献、实物及图片三种。内容分为一般性史料，组织专门档案，图书、报刊、视听数据及口述历史记录，实物（包括书画墨迹、金石、衣物等），照片等五大类。

2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数字化

台湾地区文献数字化工作在当地主管机关的推动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文化资产数字化项目，如“数位博物馆与图书馆”计划（1997年）、“国家典藏数位化计划”（2001年）、国家文化资料库（2001年）。这些连续性的数字化项目的推动，使得台湾地区数字化成果累积迅速，并带动了数字化技术的相关产业，同时也使得相关产业的参与角度，从资料物件的数字化基础服务方面拓展至软件开发、系统构建等层面。［7］这些项目基本涵盖了台湾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其中，与民国文献保护与开发利用最为密切相关的数字化项目是“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

2.1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的缘起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系由“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第一期：2002年至2006年、第二期：2007年至2011年）”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2003年至2007年）”发展整合而来。

该计划的实施得益于“数位博物馆计划”、“国家典藏数位化计划”、“国际数位图书馆合作计划”三个计划的经验。该计划是一个人文与科技并重的计划，也是目前台湾地区唯一强调人文内涵的“国家型计划”。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将台湾地区重要的文物典藏数字化，建立数字典藏，进而以数字典藏促进地区人文与社会、产业与经济的发展。［8］

该计划将民国文献纳入台湾文献的整体进行研究开发，各参与单位充分利用该计划的实施，积极将本机构的民国文献予以数字化保存，推广运用数字化成果，以满足学术研究、产业发展与地区的文化保护，对民国文献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2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内容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作为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科技项目涉及文化、学术、经济、教育、外交、社会及民生等多个层面，蕴涵学术研究、产业发展等层次。在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该计划主要将各机构现有的珍贵典藏予以数字化；第二阶段则偏重于将已有数字化的成果与数字教学结合，以推广运用已有数字化的成果。［9］该计划的实施通过各分项核心计划的实施来确保整个计划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其核心计划（2008-2012年）主要分为拓展台湾数字典藏计划、数字技术研发与整合计划、数字核心平台计划、数字典藏与学习之学术及社会应用推广计划、数字典藏与学习之产业发展及推动计划、数字教育与网络学习计划、语文数字教学计划、数字典藏与学习之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这些核心计划几乎全部围绕“成果开发推广”、“E-Learning”等主题展开，旨在呈现台湾文化与自然多样性，促成典藏内容与科技融入产业、教育、研究与社会发展。在建立数字典藏与学习产业的基础上，深化数字学习在正规教育及终身教育的应用，奠定语文数字教学的国际地位，以期推动数字典藏与学习成果国际化、建立国际合作网络。目前，该计划已基本完成。

2.3 计划实施效果

“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推动了文献资料典藏数字化、学术研究成果的应用与转移，促进了人文、社会、产业与经济发展。“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在学术与技术层面推动基础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官产学研的合作发展与国际合作。社会效益层面，改善与促进多元化数字学习环境的形成，保存本地区重要文化与数字资产，提升本地区人民的信息素养，促使台湾地区成为全球华文社群E-Learning软硬件研发中心，缩小了区域数字鸿沟，提升区域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3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保护与开发利用特色

3.1 原始文献收藏完整系统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典藏保存在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研究机构与档案典藏单位。这些保存单位虽然分工不同，却能根据各自任务协作协调。因此台湾地区民国文献的收藏相对比较完整系统。不仅如此，这些部门在做好本土民国文献收藏保存的同时，还积极从海外购进遗失缺损的民国文献以补充馆藏，如“国史馆”曾从日本外务省、美国国务院等单位购回大量有关中国档案的缩微胶片一万余条。［10］现在开展的“数字典藏与学习之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划”中的子项目“台湾文史资源海外征集国际合作计划”也有志于“征集散佚海外之台湾珍藏，并促进国际文史典藏机构合作，充实台湾文史资源的完整性及丰富性”。［11］

3.2 原始文献保护措施多样

台湾的民国文献在保存过程中，主要受文献载体、文献保护技术等因素影响，较少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为损坏现象较少，因此文献品相普遍较好。台湾地区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开展较早，基本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虽然这些机构同样面临文献总量大、资金不充足等系列问题，但是经过60多年的积累发展，这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各民国典藏机构积极开展民国文献保护工作，比如对档案原件进行除尘扫灰、黏补残损、编号登录、影印复本、封存原件、撰写目录、出版影本等。在上世纪随着电脑科技的日益进步，又增加了电脑登陆与影像扫描。这些机构针对民国文献展开的全流程管理并运用新科技调整保存策略，为日后民国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3 重视馆藏文献内容整理出版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主要典藏机构十分重视对本馆资源的史料挖掘与研究，各馆均以挖掘馆藏史料、推动出版品发行为己任，希望藉此提升本机构的学术影响力和地位，服务用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国民党党史馆均有大量的出版品。

“国史馆”的出版品涉及13个种类、1039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历年的出版品累计达2000余种，每年出版20至30本新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史料研究、出版发行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历年已出版专著95种、会议论文集34种、资料汇编20种、史料丛刊51种、口述历史访问记录96种、名人日记7种，另外出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口述历史》等3种刊物；此外在中外关系史、文化史、妇女与性别史等方面，也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

3.4 数字化整理规划系统连续

台湾民国文献数字化工作在当地主管机关的推动下，纳入了整个文献数字化的系统规划中。如“数位博物馆与图书馆”计划（1997年）、国家文化资料库（2001年）、“国家典藏数位化计划”（2001年）、“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2002-2012年）”等。这些计划在数据库建设中基本遵循DC元数据、EAD、MARC 21等规范，为日后数据整合与资源共享奠定了基础。这些项目具有较好的连续性与可拓展性，避免了重复投入，在学术研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5 注重专题数字资源开发

文献数字化是数字内容产业的起点，而数据库是数字内容发展的基础。有鉴于此，各民国文献典藏机构结合本机构的发展目标与前景开发了一系列的数据库。如围绕“政府信息资源”这一领域，“国家图书馆”开发了“国家图书馆政府出版品数字典藏”数据库；围绕某一重要历史人物，相关机构开发了有关胡适、蒋介石等数据库；围绕某一部门档案展开文献挖掘，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发了“近代外交经济重要档案”。这些专题数字资源开发有助于馆藏文献的梳理和知识的积聚，方便学术研究的开展。

3.6 注重地方文献挖掘研究

“国家图书馆”专门开发了有关台湾研究的系列数据库，如台湾记忆等；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则借助“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开发了“近百年来珍藏史料（1895－1998）数字化计划”，该计划对珍贵独特的台湾史料进行数字典藏；“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开发了“台湾省级机关档案”、“台湾盐业档案”及“台湾总督府府报数据库”等相关数字资源。这种注重台湾本地文献或与地方有关的数字资源开发是台湾“本土化”与“台湾意识”思潮推动的重要产物。

3.7 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民国文献增值性开发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典藏机构注重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等信息内容产业的开发。以“国史馆”为例，该机构认为“数字典藏计划的宗旨之一是培养国史馆数字典藏文化加值人才……厚植系统整合及文化加值之研发能力与人力资源。而内容加值的目的主要是将国史馆数字典藏的内容，加以整理分类再重新加值创意，把数字典藏数据性的内容转换成知识性的内容加以呈现，变成软性的与教育、学习相关的应用材料，以期能创造数字典藏内容之知识价值链整合，并推动于市场上让更多人受惠。”［12］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史馆”为此开发出《筑路先锋》《中原大战》《十大建设》等桌上游戏以及众多内容增值产品。

3.8 积极开展民众教育与推广工作

台湾地区民国文献典藏机构注重通过民众教育来推广馆藏资源，推动社会各界参与馆藏建设，提高馆藏利用效率，进而提升机构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力。“国史馆”针对一般民众、学校团体、亲子活动三种类型的受众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假日专题演讲系列活动、校外教学套装行程等。“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举办的“文化研习”活动格外引人注目。活动通过该馆深厚的人文与历史积淀引领参与者熟悉了解台湾地区的民族、宗教信仰、海洋、军事等文化。［12］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则经常与各地图书馆、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交换有关中国近代史有关资料，并不时向各大高校图书馆提供史料图书及有关数据，供其研究参考。

［1］阮素雯．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J］．山西档案，2010（6）：18－20.

［2］施芳．67万件民国文献亟待保护［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2－08（4）.

［3］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R］．台北：国家图书馆，2012.

［4］夏茂粹．台北“国史馆”现存民国档案概述［J］.民国档案，2002（4）：100－102.

［5］纪涌．蒋介石近30万件档案类目的披露——大溪档案转移“国史馆”管理［J］．北京档案，2001（1）：44.

［6］人民网．抢陆客商机国民党党史馆展出毛泽东等人手迹［N/OL］.（2008－07－03）［2013－01－29］．http: //tw.people.com.cn/GB/157509/9425048.html.

［7］洪淑芬．数位化计书中合作之探讨［J］．大学图书馆，2005，9（1）：100－122.

［8］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书．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书——计书缘起［EB/OL］.［2013-3-9］．http://teldap.tw/Ⅰntroduction/introduction. php.

［9］薛理桂．民国文献资源建设与数位化在台湾的发展现況［J］.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学刊，2009（11）：75－104.

［10］陈涛．民国文献：使用与保护的博弈［N］．北京日报，2011－09－01（17）.

［11］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书—数位典藏与学习之海外推展暨国际合作计书．台湾文史资源海外徵集国际合作计书组织介紹［EB/OL］.（2008－06－30）［2012－11－03］．http://collab. teldap.tw/index.php/archives/54.

［12］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展览与活动——文化研习［EB/OL］.［2013－03－06］. http://www.th.gov.tw/culture/.

G253

B

1005－8214（2014）11－0097－04

张衍（1989－），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1级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9篇；刘志伟（1991－），男，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讯计量学、数字图书馆、图书馆技术服务；王雅戈（1965－），男，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信息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情报学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50余篇。

2014－03－14［责任编辑］邵晋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文献数字化信息组织和智能处理”（项目编号：11YJA870023）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王雅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