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门中也存在“三公消费”。虽然具体情形已经因为年代久远而沾染了太多的尘埃，但是认真梳理，倒也可管窥一二，让我们从中体察一些历史的细节和趣味。

公款吃喝

交际应酬是古代官吏的重要工作之一。比如唐代衙门里有人升官了，照例要办“烧尾宴”（取鲤鱼烧尾跃龙门之意），既是祝贺同僚进步，也有欢送他去新的岗位的意思。此外，唐朝官员多诗人骚客，动不动就聚会吟诗，来个流觞大会或者曲江唱和什么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官府有了专门的宴会吃喝款项，官员们可以动用公款来埋单。此后，这笔款项在历朝都得到保留，只是报销的程序不同而已。官员聚会、迎新送旧、招待宾客、法定节假等，官吏们都有正当的理由大吃大喝。此外，地方政府还定期“宴犒”本地驻军将校。在可称读书人天堂的宋朝，宋宁宗时又特许衙门每个月都可以报销一次没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长此以往，后世的官吏越来越大胆，都学会巧立名目吃喝了，比如查检仓库要吃一顿，出郊劝农要吃一顿，商议公文太晚了也安排一次“公筵”。公款吃喝的报销手续很简便，现存的一些单据仅写上出差途经本县的“马中丞”、“孙大夫”等就可以报销，也没有人核实。如果吃喝过于频繁、金额实在巨大，官吏们也会有所“收敛”，不在本衙门报销，而找其他衙门当冤大头。比如清朝道光年间张集馨担任陕西粮道期间，因为他的官职是出了名的肥缺，所以陕西省级长官迎来送往的吃喝都拉他作陪，其实是要让粮道衙门埋单。

吃喝可不是简单的工作餐，更不是粗茶淡饭。张集馨回忆：“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应酬的内容也不局限于美酒佳肴，还要歌舞助兴，找漂亮小姐来劝酒。酒足饭饱之后，场面上还有礼物馈赠——这些礼品自然也是公款购买的。比如“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

公车使用

“公车”在古代特指政府的车辆。汉代读书人被朝廷征召后，可以乘坐官府的车辆到长安或洛阳来。人们就根据这个典故，用“公车”来指代有资格乘坐政府车辆的官吏和读书人。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中就用“公车”来代指天下应试的举子。所以，“公车”并非现在的特产，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数量不菲的“政府车辆”——不论是马车、牛车还是宋代以后的轿子。

西汉景帝时期，朝廷对车辆（当时是马车）使用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商贾不许乘马车，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车辆。除了驾车马匹数量有差别外，区分等级的标志主要是，即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600石以上至1000石的官员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2000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因此，“朱”或“朱轮”就成了高级官员的代称之一。低级官员不能冒用高规格的车辆，同样，高级官员也不能自降车辆规格。一次，汉宣帝主祀汉惠帝，当天大雨，道路泥淖，韦玄成等几个前来陪祀的列侯弃车骑马来到惠帝庙前，遭到有关部门弹劾。韦玄成等人竟然因“车辆降格”而被削去侯爵。韦玄成懊悔莫及，临终前还告诫子孙切莫在车辆这种小事上酿成大错。汉代豫州刺史鲍宣按规定要乘四匹马驾驶的车辆，并且配备覆缯车盖等装饰。但他在巡视辖区时，只坐由一匹马驾驶的车辆，并且撤去了车盖仪从，结果因“违制”被免职。

清朝对公车的规定如下：第一，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许坐轿，满族人只有同时符合“一品”、“文官”和“年老疾病不能乘马”三个条件，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第二，汉族文官可以乘轿，三品以上京官可乘四抬大轿，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可乘二抬轿子，出京可乘四抬；第三，地方官员中督抚可乘八抬大轿，主簿以上可以乘坐四抬轿子，典史及以下只能乘马；第四，钦差大臣巡视地方，原来级别三品以上的可乘八抬大轿，四品以下的只能乘坐四抬轿子。很快，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被突破。到乾隆时，连满人军官乘轿都成了普遍现象。比如乾隆的亲信福康安是统兵的大将军，连打仗督阵都坐着轿子，还用了轿夫36名，交替抬轿。

福利分房

古代京官的住房要自己解决。因为首都人多地少，朝廷无力解决数以万计的在京官吏们的住房问题，最多就给他们提供办公宿舍，聊解一时之需。不过地方官的住房都是由政府解决的，地方官工作和生活都在衙门里。以县衙门来论，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人都免费住在衙门里，类似于现在的机关大院。衙门里房间众多，足够官员们将三妻六妾都安顿下来。此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除地方官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方便工作。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封疆大吏临阵脱逃，也为了杜绝走后门现象，规定总督、巡抚衙门不许有后门，就是想把地方高官及其家眷限制在衙门内。所以辛亥革命时，那些畏难脱逃的总督巡抚们就只好临时凿穿后墙逃亡了。

与现代的福利分房不同的是，古代官员对内衙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旦任满或者罢官就要卷铺盖走人。地方官的住宅一般用围墙或门廊和办公区域划出界线，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清代的“家人”》一文详细介绍了清代地方衙门的布局，现辑录如下：（地方衙门）有“内署”和“外署”之分。“外署”指“大堂”及厢房。“大堂”为地方官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两边厢房是六房书吏和三班差役办公的地方。“内署”指“二堂”、“花厅”、“签押房”及两边厢房。“二堂”是地方县官处理普通事件的地方。通常所谓“升堂”，指地方官在“大堂”和“二堂”理事。具体在“大堂”或者在“二堂”，要视事件之性质而定。通常，地方官升堂理事在“二堂”。“大堂”则非重大或有关紧要之事不升。与此相应，地方官升二堂与升大堂在体制上也有所区别。升二堂一般穿戴公服，使唤之吏役一般也限于值堂书吏和经承差役，与事件无关之吏役不与；升大堂则州县官必须穿戴朝服，六房三班吏役都要齐集排衙。“花厅”是州县官接待宾客和商议政事的场所，具体地点一般在二堂之侧，但也有在内宅者。“签押房”是印官日常办公的处所，地点在二堂之侧。两边厢房或者书房是幕友的居所，也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在“内署”和“外署”之间，有一门相通，是为“宅门”。这就是“门上”看管的所在。此门之内，包括二堂、签押房及厢房和官员家眷、官亲、家人等居住之内宅，通称“宅内”。这就是官员、官亲、幕友、家人日常活动的地方。外署之吏役，没有使唤之令，不得入内。endprint

免费官服

古人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官服。读书人中进士后，就有一道礼节叫做“释褐”，主要内容就是脱去百姓衣服，穿上朝廷颁发的官服。随着官位变迁，官服折旧，古代官员还可以领取新的服装。这固然可以为官员们节约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官服是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的，很多人穿着就不合身了。

官服并不是为了生活和工作设计的，而是为了体现尊卑贵贱和礼法制度，所以有许多不实用的设计，一般还有好几件衣服或者饰品相配合。古代官员将全套行头的官服穿在身上是很受罪的，但凡是可以不穿官服的场合，或者相互认识的同僚之间，能不穿官服就不穿官服。同时，他们都雇有跟班挟个包裹，方便自己在官服和便装之间更换。

明清时期，官服的核心内容是用来体现品级高低的补子，也就是缝在服装前后正中的两块绣图。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文官补子均绣飞禽，武官补子均绣走兽，御史及六科给事中等监察官则绣獬豸。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登基、万寿等，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清朝规定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不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朝庆典时，官员们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这段时期又被称为“花衣期”。在花衣期，官场忌讳说死谈故，凡涉及遗疏、请恤等内容的奏折都不得在这几天递送。

补子是非常严肃的饰品，不能出现一点差错。乾隆时，副都统金简代理户部侍郎。他的本职是武官，官服上缝的是狮子补子，现在兼署文职，就想弄个飞禽补子。金简不敢开口向乾隆皇帝要，就在补子的狮子尾巴上私自绣了一只小锦鸡。金简本想过过“文武兼备”的瘾，不想被乾隆看到后，专门降旨痛骂。清朝对官服的制作有所放松，给官员们发官用衣料，允许他们按规定的样式和尺寸自己制作，但表示品级的饰物，尤其是补子，必须是国家垄断制作并发放的。

公费医疗

古代各级衙门都有医疗机构。中央政府有太医院，州府一级有医学院，县里有专门的医官。各级医疗机构既是医药行政机构，又是医学教育机构，还是公开营业的医院。太医院的业务水平自然是最高，还承担为地方培养医生的职责。州府医院及以上的医生一般都是太医院毕业的学生。

虽然各级医疗机构都对外营业，但他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照顾平级官吏及其家眷、官学师生身上了。也就是说，他们承担了体制内人物的卫生保健重担。比如县级医官要负责县官和差役们的身体保健；太医院的太医们除了照顾宫廷人物的身体外，还要为京城官员、朝廷命妇等人出诊。比如《红楼梦》里贾府的太太、老爷们生病，就是太医前来医治的。自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医官们还常常往官员家庭送养生保健药品，或者根据达官显贵的需要展开会诊、研制新药。医疗可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要官员们有偿就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过话说回来，各级医疗机构是同级官府全额财政支持的，官府本来就承担了所有的开支，本就不应该再付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古代官吏可以享受公费医疗，但他们真遇到大病，还是倾向于找社会上的私人医生。原来，官办各级医疗机构本质上也是衙门（太医们都是有品级的），机构本身弊端百出，管理混乱，官员们业务不精，当起官来一套套的，治起病来茫然无措。医生和学生们损公肥私，内部常常发生盗窃和假药充斥等情况。官办医疗机构的药材采购和使用就是一个黑洞，比如将官家的药材偷卖给私人医生牟利，又比如“以台附易川附，樟脑易片脑”等等，甚至用萝卜冒充人参。因为医疗机构也是体制内的正式机构，总有人热衷跻身其中，明清就发生过买卖医疗机构编制的事件。各级医疗机构的弊端和丑闻，同级官吏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等他们真有大病的时候，哪里还敢找那些庸医、恶医啊？

（选自《衙门口：为官中国千年史》/张程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