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罕亭 图/重庆史迪威博物馆

编者按：抗日战争期间，有“中国通”美誉的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将军，放弃美军驻欧洲部队总司令职位，来到中国，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他开拓了世界屋脊的驼峰航线，建设史迪威公路，为中国抗战提供援华军事物资，协调同盟军关系，做出历史贡献。

在渝期间，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取得了对日作战的同古防御战胜利和仁安羌大捷。这位富有传奇色彩、会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将军在重庆多年，他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从本期起，《重庆与世界》杂志与重庆史迪威博物馆联合推出：史迪威将军在重庆抗战期间的故事，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重庆像一座迷宫，街道与房屋平行

1883年3月19日，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于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1904年毕业于美国陆军西点军校。在史迪威40多年的军职中，在中国任职13年，5次来华访问。史迪威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11年11月，那时他28岁，后陆续担任美国驻天津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美国驻北平使馆武官等职，参与了建设滇缅公路，后来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他最后一次来华任职的地方是重庆。

1942年3月3日，奉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命，身兼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美国援华租借法案总监督、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同盟国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的史迪威，抵达重庆，飞机降落在了长江边上的混凝土跑道上。史迪威下飞机后，爬上365级石阶的住宅。这所住宅是宋子文洋房，在之前是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的住所。这栋住宅在嘉陵江的岩岬上，一楼紧贴街面，另外三楼可以俯视江水，有一个屋顶平台，上面种花，有一个游泳池，还可见江面的壮丽景色。

3月5日，史迪威拜会了他在重庆的老朋友，包括《时代》杂志记者杰克·贝尔登和国民党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何应钦是蒋介石在日本东京讲武堂的同学，和蒋介石一起在黄埔军校任职，北伐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

随后，史迪威拜会蒋介石，两人讨论了日本进攻缅甸的战场形势。为此，史迪威写下了在缅甸的战略计划和中国远征军的行动计划。三天后，踌躇满志的史迪威收到了让他指挥部队的计划，但没有实权。3月9日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黄山官邸举行宴会招待史迪威，在招待会上，蒋介石与宋美龄频频祝酒，史迪威用中国话作答，并再次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

在重庆，史迪威迎来了他59岁的生日，他觉得不是“一切无望”，在宣布他任职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信赖“我的部队”即中国军队，“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将是中国、美国军队一起进入东京的那一天”。在史迪威过59岁生日那天，他还收到了马歇尔将军发来的贺电，电文说：“你在中国对于总统和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心因素。”

史迪威没有尚方宝剑，行动受阻

4月5日，史迪威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陪同下到了缅甸，英国人以模范的礼仪，用缅甸步兵队的吹奏风笛来欢迎他们。蒋介石当着史迪威的面，但没有附上史迪威有权能升降官“衔”的证书，告诉中国的指挥官，必须无条件地听命史迪威，并且拥有晋升、惩处中国远征军任何军官的权利。

之后，史迪威和蒋介石与宋美龄照了相。为了慎重，蒋介石对史迪威权利的认可，要发文盖印，这枚盖印用篆字刻着蒋介石头衔的大图章。这个文件如果生效，必须有这个官印，没有图章，史迪威的命令只能算建议。

一个星期后，史迪威收到了图章，与蒋介石的许诺不同，这枚官印盖的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以前拟定的“赴缅远征军总司令”，并且没有附上史迪威有权能升、降官的证书，盖印上的参谋长意味着史迪威只是“顾问”身份而不是司令官。在此期间，中国军队为保住缅甸战场，在各方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与日本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

5月份，缅甸战场失守，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国际通道被切断。此时的史迪威制定了打回缅甸的计划，希望把中国部队转移到印度，在美国指导下受训，装备起来，作为反攻的特遣部队。他要证明中国军队只要领导有方，能打胜仗，能挽救自己。史迪威把“重新占领缅甸”作为计划，主张从印度打出去，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派军队到印度训练的计划。

此时，史迪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计划上，他说：“如果我们能把10万中国军队弄到印度去，我们也算有收获了”。他立即电告马歇尔将军，要求给予支持和提供物资。他不知道，在他身边的人，根本不想再回缅甸了，他却坐在破旧的电风扇下，告诉合众社记者贝里根，他要重新打通滇缅公路。

临危不惧的史迪威性格，创造奇迹

有一次，史迪威在缅甸战场，由于战事突变，史迪威让大部分下属坐飞机离开缅甸，而他和几个人玩纸牌游戏时，日本飞机突然来袭，牌友们四处散去。当他们回来后发现史迪威仍坐在桌子边，一个人玩着纸牌游戏。有一天，在傍晚的瑞冒地区，飞来了一架美国运输机，他却要坐火车、卡车和吉普车到密支那去，驾驶者是凯莱布·海恩斯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这是才成立的中国空运队。美国运输机是没有武装的DC-3型，他们收到阿诺德将军的电报，要他们把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撤出来。

当他们进入房屋时（史迪威的指挥总部设在此），看到史迪威戴了旧帽子，伏案笔摇。斯科特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脱离险境。”这时，抬头的史迪威面容憔悴，他拒绝了斯科特上校的特殊优待。此时，瞠目结舌的斯科特上校说，他们在距瑞冒20英里的地方，看到日本军队向这里走来。

史迪威不为所动。自从中国远征军的战事失败以来，他一心一意要同中国军队一起撤出。他作为指挥官的责任就是如此，在他看来，不容许逃避职责。他欢迎运输飞机来撤走他的部下，他要到密支那，坐火车、卡车、吉普车等，他要联系中国军队。

史迪威安排总部和部分下属，让他们坐飞机离开缅甸，他带着115人的队伍离开了公路，在附近的村落里雇佣挑夫，把重要文件挑起、背着，向印度方向的丛林莽原走去，开始了艰难行程。史迪威走在前面，他定下了行军速度，每小时休息5分钟。从第一天起，缅甸恶劣的行军环境使一些人染上了疟疾和痢疾，他们身体虚弱，史迪威把休息时间延长为10分钟。

为了节约粮食，史迪威下令发减半口粮，并指定专人管理，他每次吃饭，都是最后一个。在经过17天的艰苦跋涉后，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史迪威凭着周密的计划和严格的纪律，把他的队伍带出缅甸，在缅甸撤退时，没有一个人死亡。

后来，史迪威及其一行人从英帕尔的山区，换乘卡车、火车和飞机，最终到达新德里，到达新德里后，他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在他从机场到帝国旅馆的路上，尾

emory随着一大群记者，他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军队的空中优势，给盟军造成巨大损失。他说“我要说我们挨了一次狠揍，我们逃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认为应该找出失败的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

从缅甸回渝的史迪威，顶压力制计划

史迪威带着对缅甸溃败的深刻思考，拖着带病的身子返渝，当他十分艰难地踏上蒋介石黄山官邸的石阶时，那些沉重条石垒成的石梯，在史迪威眼里就像蒋介石的政权一样冰凉和顽固。他抬头望去，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迎来，并亲切地搀住他的胳膊，蒋介石连声说：“让你受苦了，你叫我们真是担心透了。”

蒋介石和宋美龄挽着史迪威走进客厅，宋美龄挨着史迪威坐到沙发上，并为史迪威点上了雪茄。史迪威拿出了在新德里起草的文件交给蒋介石，在文件里面，包括了中国远征军的弱点和改组军队的计划，史迪威建议根据功绩来筛选军官，提升有能力的，坚决清洗无能的高级指挥人员，并提出选择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当前线总司令。

蒋介石并没有当面回复史迪威，在10天后的再次见面中，宋美龄告诉史迪威，蒋介石要考虑“某些影响”。之后，史迪威又写了一份新的草案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也不予答复。与此同时，蒋介石让宋子文转告美国，提出召回史迪威。

1942年7月20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和中国事务助理克劳里·柯里，作为总统特使派往重庆，柯里分别与蒋介石和史迪威见面。史迪威对柯里说：“像你这样做特使，是很轻松的，不费任何力气去讨好蒋介石和总统，而把事实的真相隐藏起来，这样会酿成大错的。”柯里微微一笑：“你明明知道人人都不愿意听那些不愿意听的事情，你却偏偏去讲，这是人家无法接受的。我看你不适宜在中国继续干下去了，我会向总统要求把你调到一个能发挥你这种好斗的脾气的地方去。”“这个时候谁也调不走我，让我吃了这样一个败仗，不声不响就走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史迪威写给他妻子的信中写到，“从我的观点看来，这是一场很难打的仗，我感到我完全像是一个敷衍塞责的人。如果我也是个圆滑的人，或许还能有所进展”。一名圆滑的人也许确能在重庆处得和谐，但是和谐并不是史迪威所从事的使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