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跃

苏联共产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尽管国内国外、政界学界对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有很多的思考，但是，对这一问题，人们仍在不停地追问和争论: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苏共亡党亡国?尤其让人不得其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的目的是要拯救苏联共产党，拯救苏联，可是为什么适得其反，使苏共遭受亡党亡国的厄运呢?笔者曾于1988年10月至1993年6月在苏联留学，可以说与苏联人一起经历了那场剧变。本文仅就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从戈尔巴乔夫“革新苏共”进程的角度，再现改革进程中苏共的境遇，探析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与启示，希望能以此为我们党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点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一、“革新苏共”进程的启动

众所周知，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体制。它的长期运行曾给苏联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辉煌，同时也积蓄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时期，甚至出现了“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局面。1982年11月10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短短28个月内，苏共连续送走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位总书记。

正是这样的局面，使苏共党内党外形成了一种共识:“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大家都认识到，要改革，要改变。如果不改革，不改变，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都难以为继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可以说正是改革共识的形成，才使戈尔巴乔夫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因此，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改革就是他的责任、他的使命、他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确举起了改革的大旗，肩负起改革的重任，开始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但是，改什么，怎么改，成为他面临的世纪难题。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指导思想的演变

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须论及其改革指导思想的演进。因为，其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对改革进程的发展，直至苏共走下政治舞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逻辑与政治现实的矛盾和悖论。

改革伊始，从1985年4月到1987年秋，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即在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石上，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的改革也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苏共中央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但是，改革的进展并不顺畅，成效也不显著。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苏联的改革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半途而废。由此，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观望的风气、习惯和惰性。人人都说要改革，不改不行了，但是，真要实施改革时，一些人觉得好像改革是别人的事情，是上面的事情，与己无关，更有甚者拼命地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对此，戈尔巴乔夫的感受是:“直接和公开反对改革的人并不那么多。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者建筑工地。简而言之，是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①〔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4—75页。

一方面是人们对改革的热切期盼，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的重重障碍。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性的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他认为，在苏联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并且认为苏联现存的政治体制是苏联社会前行的主要障碍。由此，改革的航向和重心则转到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当时人们认为无非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而针对这样一套体制，以什么样的原则、路径、因素和方式方法触动、改变它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无论从理论上、逻辑上，还是从人类以往政治实践的经验推论，都应该归于“民主”。

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开始由“多一些社会主义”向“多一些民主”转变。他在各种场合论述民主，并为推动民主而努力。1987年5月18日，戈尔巴乔夫就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广泛问题回答了意共《团结报》编辑部的提问。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改革的条件和强大手段。”②沈志华、于沛等编著: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909页。“我们希望多一些社会主义，因而也希望多一些民主。”③〔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38页。此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沿着“民主”的轨迹不断完备，在为苏共二十八大准备纲领的过程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被提交给党的代表大会并最终通过。

戈尔巴乔夫改革指导思想的转变有其内在的逻辑。在当时的苏联，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由此带来的问题，针对改革进程中的重重障碍，针对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识，要让改革的车轮不空转且向前走，民主的话题是很难绕过去的。但是，理论和实践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在现实政治实践中，轰轰烈烈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每走一步，的确都给执政党——苏共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首当其冲的便是导致了苏共角色的转变。当改革在经济体制领域进行时，苏共的角色是明确的、纯粹的，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因为，苏联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是由苏共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当改革进入到政治体制领域后，苏共的角色发生了骤变，它成为改革的对象，成为被改革的一部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传统的集权体制，而所谓的集权，就是指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的手里，集中在苏共手里，因此，改革的指向便是苏共自身。

对此，当时苏共的认识是清醒的、理性的，也是积极主动的。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党的“革新”问题，说在进行革命性改革时，党应从自身开始做起，明确提出了党自我净化的思想。

(二)政治体制改革与“革新苏共”进程的启动

在“多一些民主”的思想指导下，苏共的改革紧锣密鼓。1988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二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的长篇发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有关改革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年，苏共中央召开四月全会，坚决主张苏共民主化，提出党的工作要具有公开性。

在随后召开的五月全会上，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提纲草案》，这个草案共有十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第五部分是“关于党的自身改革问题”，会议赞同并决定将这个《草案》在报刊上发表，供党组织和全体人民进行广泛讨论，以此进行社会动员，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群众基础。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其中心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次会议是苏共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现有政治体制的弊端和它带来的种种问题及矛盾，指出:“今天，应当有勇气承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我们就实现不了改革的任务”①《戈尔巴乔夫作的〈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参考资料》1988年6月30日。。也就是在这个报告中，戈尔巴乔夫系统地提出了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并就此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中涉及党与国家政权、党与社会以及党内生活民主化的问题，提出要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和党的自我净化。代表们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其民主气氛非同寻常，被认为是苏共60多年来党内生活中没有过的。最终，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七项决议。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拉开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同时，开启了“革新苏共”的历程。至此，苏共的革新成为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聚焦点。同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党内党外的“民主运动”被发动起来了。1988年秋笔者去苏联的时候，当时的苏联可以说是一片沸腾的政治海洋，我们看到，在苏联主要城市的主要广场上天天都是集会的人群。在这些集会上，各路精英不断地发表演说，且大部分内容是在揭露苏共历史上的伤疤: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到“大清洗”;从强制性地实现集体农庄到消灭富农;从出兵匈牙利到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等等。一些人进而对当局提出种种要求，并对苏共解决现实问题的无力进行抨击。苏共的革新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喧嚣声中进行的，是从党内党外两条线上展开的，给苏共和苏联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党内“革新苏共”的内容及后果

从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二十八大召开，苏共在党内进行了全面革新，这种革新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性质、党的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原则、党的领导体制。简单地说，这种革新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党的指导思想: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转为以意识形态多元化作为党的思想来源。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先锋队，转为“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党的奋斗目标:由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转为把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党的组织原则:由民主集中制，转为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媒体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允许派别存在的“民主制”。党的领导体制:由党领导一切，转为放弃政治垄断，“苏共将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为在民主进程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奋斗，在选举中争取选票，使自己得到人民的委托来组成中央、共和国和地方领导机构”。①《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如果仅仅就苏共几十年的运作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人们对它的不满、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以及顺应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要求而言，这种革新，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当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加进来之后，它给苏共的执政地位带来了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和恶果。

第一，加剧了党内的思想分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启动后，在苏共党内对要不要改革是有共识的，大家都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但是，在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党内一直存在着分歧。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改革战略和实施改革的策略是什么?改革的速度、途径、步骤、方式方法和突破点是怎样的?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选择，已经引发了党内的广泛争论、矛盾和斗争。而全面革新的策略出台后，由改革引发的分歧和争论就变成了对党的信念、党的原则、党的历史、党的作用、党的组织结构、党的命运，甚或党存在的“合法性”的争论和斗争，造成党内极大的思想混乱，苏共自上而下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种情形从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直至党的二十八大不仅没有间歇过，而且愈演愈烈。其间，公开性加上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媒体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党内的思想分歧和争论公开化了。此时，社会上的“民主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样，党内不同的思想观念便与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合流了。党的信仰的分裂，使党丧失了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而针对民主集中制的异乎寻常的争论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日趋衰弱，则使党失去了团结统一的保证。

第二，党内派别出现，组织分裂。随着各种思想的异常活跃，很快在党内出现了具有不同思想观念、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当时，苏共高层形成了三大派:一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其思想带有明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他们都致力于改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二是以党的“二把手”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认为，苏共的改革、苏联的改革都是必需的、必要的，但是，不管怎么改，都不能离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不能离开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原则;三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派，该派认为，苏共的改革也好，苏联的改革也罢，如果只是在原有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改革就要彻底，就要深刻。除了这三大派别外，党内还存在其他派别。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主流派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即《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章程》。同时，在为苏共二十八大准备的纲领中，还有传统派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和激进派的《苏共民主纲领》，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其他20多个行动纲领、几十个党章草案和呼吁书。

更致命的是，各种派别的产生导致组织的分裂。在组织上，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在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到1990年七月全会，著名政界人物，被称作戈尔巴乔夫改革设计师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克夫列夫、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脱离苏共，组建“民主改革运动”;曾在政治体制改革初期，因一封女教师的信，在苏联掀起一场政治风波的安德罗波娃，领导苏共强硬派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各派都有各自的追随者，因此，二十八大前后苏共出现退党高潮。

第三，中央失去了权威。党内派别之争的公开化，特别是党内高层三大派的争斗，改变了苏共几十年来的运行轨迹。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苏共几十年来沿着“四个服从”的轨迹运行，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一声号令，全党执行中央的指令。而此时的苏共，各派的争斗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实质上关系到党向何处去，国家和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斗争异常激烈。在三大派的博弈中，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利加乔夫和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他们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手段都比戈尔巴乔夫的要强硬得多，这两个人毫不妥协。妥协的恰恰是大权在握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玩骑墙术。有人说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软弱造成的局面，实际上也是他在艰难地寻求政治平衡。因为，戈尔巴乔夫始终把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看成他实施改革方案的一大障碍。因此，他容忍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的作为，一直把他留在党内，想以此推动改革。正像叶利钦本人说过的那样，就是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会造出一个叶利钦，以此与保守派抗衡。但是，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对戈尔巴乔夫都不满意。保守派认为，戈尔巴乔夫走得太远了，已经离开了党的传统、离开了党的原则;激进派则认为，他像个小脚老太太，扭扭捏捏地不肯往前走。

党的上层的分裂，使这个几十年来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执政党，发出的不再是一个声音了。尤其是大权在握的总书记的声音被淹没在各派的争吵之中，随着戈尔巴乔夫权威的日趋式微，中央也失去了号令全党的权威。

第四，党的基层组织失去目标和动力。随着党中央权威的失落，党的各级组织也乱了阵脚。党究竟要向何处去?党的命运如何?人们被这些问题困扰着，却不知道谁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也不知道该听哪一方的了。过去，在苏共党内有一种说法，苏共中央政治局是大脑，书记处是心脏。大脑一旦发出指令，心脏便热血沸腾，把全党各级组织调动起来，把党员组织起来，执行中央的号令。各级组织目标明确，动力充足。因为执行中央的号令，就是在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同时，作出成绩后个人的前途命运也就有了保证。现在中央发出的不再是一个声音，那么，为什么做?为谁做?做了又有什么用呢?各级党组织的目标和动力同时失去。有的党组织瘫痪了，什么事也不做了。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苏联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有的同上层一样争来吵去，成为各种观点的演说场。还有一种情况，在党内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改变后，协商和协调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党的上级组织的一些观念和习惯做法还在延续，而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服从却大打折扣，结果出现了基层组织对区市委的抵触，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

第五，党员失去方向和信心。面对苏共上层的分裂与争斗，基层组织生活的失常，党员作为个体对党的前途和命运愈加迷茫和无能为力，他们失去了方向和信心。例如，苏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制铝厂是全国闻名的大型企业，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革新苏共”之后，这个厂的党员们就开始“消极应事”，他们不仅毫无建树，甚至以“不能供养党的官僚寄生者”为由拒交党费，并不断有人退出苏共。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该厂党员退党的情况日趋严重，有900多人交出了党证。再如，笔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所在大学的一个党组织过组织生活的通知是这样写的:“你还关心党的命运吗?如果还关心，我们将于×日×时在×个地方召开××主题的生活会，欢迎你来参加!”共产党人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对绝大多数党员而言，只要接到过组织生活的通知，就必须去，没有什么条件好讲。但是，在当时通知这么写，那意味着我关心党组织我就参加组织生活，我不关心就可以不去，也就意味着党组织对党员个人完全失去了约束力。

三、党外“革新苏共”的内容与后果

在党内“革新苏共”的同时，党外也在“革新苏共”，主要是调整党与国家、党与社会的关系。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以下几个聚焦点。

第一，革新党的领导体制，修改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这是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条款，由此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强化了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的执政地位与领导地位。但是，当社会“民主运动”起来之后，这个宪法第六条不仅没有成为苏共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保障性条款，相反成为万箭齐射的靶子。苏共的各色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取消宪法第六条。”不仅社会上的反对派提出此要求，苏共党内的一些人也在党内挑起关于宪法第六条的辩论。苏共在腹背受压的情况下，在1990年二月全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中，就修宪问题明确指出:“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 “党认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方式，就国家基本法第六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建议”①《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的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真理报》1990年2月13日。。随后，苏共在三月全会上通过决议，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建议。3月12日至15日，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非常会议上，按照苏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 (根本法)补充法》，将宪法第六条的内容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且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至此，苏共的法定领导权丧失了。

第二，革新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实际上，随着宪法第六条的修改，苏共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过去因为苏共是领导党、执政党，所以苏共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此时，苏共宣称:革新以后的苏共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指挥与服从的关系了，而是对话、辩论、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苏共要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作为争取国家的领导权。这表明，苏共与其他社会组织在法理上处于平等地位。

第三，调整党政关系，实行权力转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甚至党凌驾于政权之上是苏共执政模式的显著特征。因此，在整个苏联时期，调整党政关系，成为自斯大林之后，历代苏共领导人的改革尝试都绕不过去的课题。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作过尝试和努力，搞“三驾马车”，期望以此把党政的职能分开，防止个人专权，加强集体领导。但是，这种不得要领的做法，并没有破解党政关系的难题，也没有理顺党政关系。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革新苏共”，放弃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实现权力转移，调整党政关系便成为题中之义。当时的苏共，提出了“还权苏维埃”的口号，即恢复苏维埃作为国家全权机构的作用，从根本上提高苏维埃作为苏联社会政治核心和立法中心的地位。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确立了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 (议会)。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选举戈尔巴乔夫为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这一举措直接涉及苏共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国家的任何一个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如越过苏维埃是不能解决的。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首先应当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政权机构贯彻执行。”这样，从前属于党的权力，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就为苏维埃所取代。但是，在权力移交过程中，苏共并未为此作好准备，这使苏维埃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角斗场和争论不休的政治俱乐部。

面对“还权苏维埃”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实，戈尔巴乔夫等人又提出建立总统制来重新配置最高决策层的力量，以便加强权力、解决问题。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3月苏联人代会召开第三次非常大会，决定在苏联正式设立总统职位并修改宪法的相应条款。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总统由民选产生，但鉴于苏联所处的“复杂时期”，这次大会决定首届总统由苏联人代会选举产生。结果，戈尔巴乔夫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总统制的建立，的确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总统被赋予了远比苏维埃主席更为广泛的权力。但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相反加剧了国内的紧张局势。这是因为:一是总统制作为稳定局势的应急措施，仓促出台，从总统制正式提出到完成建制，总共用了不到40天时间，因而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规定混乱，矛盾重重，造成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不能正常运转，反而把全国上下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因权力分配而引发的争吵上来，导致政治过热，经济持续下降，民族问题、社会问题激化，而总统成了这一切矛盾的聚焦点;二是设立总统制的决定是由苏共作出的，而苏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的丧失，直接决定了总统制的命运;三是各共和国相继发表主权宣言，纷纷提出独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中央的法律、法令、政策、措施对各共和国毫无约束力，根本无法推行。尤其是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俄罗斯联邦的范围，它直接影响到苏联的解体。

第四，“革新”政党体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随着“革新苏共”进程的推进，打破了一党制的传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社会民主运动日益兴盛。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上成千上万个非官方组织的应运而生，各种各样的政治俱乐部、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基金会遍地开花，1988年甚或出现了第一个反对派政党“民主联盟”;另一方面，导致了执政党——苏共自身的政治分化。苏共内部在三大主流派，即民主派、中间派、保守派的基础上，各派又在自己的阵营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色彩各异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党中有党、党内分派、派中分流的局面。对此，1990年由苏共官方提出推行多党制，并把它作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新体制的政党体制基础。但是，适应多党制的有效的政治体制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这更加剧了社会政治力量和苏共自身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四面楚歌的苏共，作为政治生活“传动带”的功能被进一步削弱和取缔。

苏共分化为多党多派，党内人心思散，党外人心思变，注定了苏共的厄运。

四、“革新苏共”的启示

“革新苏共”，原本是一个大党老党进行自我救赎，以求重获新生、焕发活力、完成使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我“革命”，但是，其结局出乎所料，不仅没有达到拯救自身的目的，而且使党和国家都走上了不归之路。作为还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情况下，中共怎样才能既拥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胆识，又拥有智慧和能力驾驭改革，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和责任呢?苏共的亡党之痛，的确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第一，改革是执政党保持活力和生命力的源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绝不是他一厢情愿、心血来潮的作为，而是苏共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长期运行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使然，也是苏共长期不改革，或者改革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半途而废，党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和党的事业困难重重的结果，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共识都由此而来。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也为世人所看好，不仅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一片赞扬之声，而且苏联人也对他寄予厚望。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用“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把改革的必要性都给否定了。

第二，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执政党必须在改革中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就改革的意义、改革的重要性和改革的作用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是，众所周知，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改革通常是执政者自上而下自觉的、理性的行动，它的指向是对现有体制框架的要素进行新的构建、整合、完善、乃至创新，其进程是温和的、改良性的。革命往往是社会的力量起来了，它的指向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用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常常伴随着非理性、无政府的行为，其过程是激进的、革命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了防止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由此可见，对执政党而言，要发动改革，就必须领导改革。执政党作为改革的倡导者，也必然是改革的领导者，必须在改革中担负起历史的重任，要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需要理性地把握和掌控。保持理性，坚守原则，坚持底线，进行顶层设计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改革取得成功的保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际上放弃了党的领导，既未保持理性，又未坚持原则，也未坚守底线，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社会民主运动被发动起来了。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浪潮中，苏共没能团结一心，引领社会潮流，稳定社会秩序，而是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对党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导致党四分五裂，腹背受敌，被社会潮流所裹挟，无力控制局势，最终走向毁灭。

第三，政治现实比政治理论要复杂得多，残酷得多，对此，执政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应对。改革是历史的火车头，历史的车轮要向前走，自然需要改革为社会前行提供动力并铲除一些障碍。但是，在怎么改这个问题上，需要理性的选择。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与分配，势必会引发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这种博弈，有时是公开的、赤裸裸的，有时则是隐蔽的、以各种借口进行的。意识形态、社会情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等等都可能成为利益和权力之争的载体。如果改革者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抽象地从理论和逻辑上看问题，把改革理想化、简单化，就有可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理想化和简单化的改革思维:认为改革既然是社会的共识，那就改好了;既然改革的对象很清楚，就是针对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那套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那就针对它来改吧;既然这个体制的弊端是民主的缺失，那就用民主的原则、途径、手段、方法、因素冲击它。这样做，从理论和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当各种政治力量起来以后，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国家权力的重新调整与分配，对各种政治组织、政治团体、政治力量、各色政治人物来说，是一次机会。在这种机会面前，有理想的、有抱负的、有野心的，都想在改革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都想发挥自己的作用。为达目的，他们可以借助各种力量或者不择手段。“革新苏共”进程中所形成的复杂政治局面，是当时的苏共没有预见到的，没有预见，自然也就没有预案，所以，当一切发生后，不可能有很好的应对。政治理想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被击得粉碎。

第四，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是需要学习的，执政党更要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事情。但是，各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说明，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有效性绝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就的事业。尤其是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在威权政体下，民主政治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这是因为，在威权政体下，威权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者和保障者。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威权政体下，缺少政治博弈的正式平台，缺少民众正常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正式通道，同时，缺少为这个平台和通道建立起的法律秩序和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民主政治变革，如果不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不是在建立法治规范上着力，而是发动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搞民主，社会力量瞬间起来后，没有规制，没有疏导，就像洪水冲垮了堤坝一样，必然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便是在新的政治秩序和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把民众动员起来了。在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各种诉求潮水般地涌向执政党:历史的旧账与责任，现实的问题与困难，未来的理想与出路……面对这一切，苏共力不从心，无计可施。党内民主，也因为长期没有民主实践，导致缺乏民主精神，一搞民主，便是你死我活，没有信念与目标，没有妥协与合作。党的四分五裂，社会情绪的日益激进，最终，使党和国家被“民主”的洪流所吞没。

总之，苏共的前车之鉴告诫我们，由执政党倡导和主导的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党的自我净化，应有明确的目标和原则，要有利于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当下，我们党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认真吸取苏共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