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云英(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淄博 255130)

简论管子的齐国梦

翟云英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淄博 255130)

管仲为齐桓公确立图霸并名震诸侯的高远目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数年时间，促使齐国迅速发展成超级强国，一跃成为春秋霸首，彻底改变了以往贫弱的国际形象，实现了富国强兵的齐国梦。管子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行政、军事、财政、教育、伦理等诸多领域，内涵宏富，在此进行简要分析。

管子；齐桓公；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建设；军队改革

管仲，史称管子，出身贫贱，与鲍叔牙为至交。管子经商赚少赔多，从政频遭革职，参战屡屡逃逸。对这样一个别人眼里不合格的商人、不称职的官员、贪生惜命不勇武的士兵朋友，鲍叔却慧眼透视其雄才伟略，不为世俗普遍价值观所囿，时常包容善待。后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惨烈较量中，小白取胜为桓公，纠落败身亡，管子亦因箭射小白而沦为阶下囚。桓公深感鲍叔至诚，遂委以国相重任，鲍叔却坚辞不受，趁机力荐管子。最终，桓公不计前嫌，毅然接纳管子并任为上卿。于是，君臣遇合，互为知己，很快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从此，管子完成了从囚徒到相国的华丽转身，其人生轨迹随之改道，齐国的命运也因之更变。

管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各领风骚的辉煌时代。为了适应剧烈的社会变革，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风流人物，怀揣一颗颗不安分的心，纷纷登上这个炫丽舞台，放言争辩，各逞新说，渴望实现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可是，诸子百家中十之八九，或布衣平民，或官卑职微，纵有千般妙计良策，却苦于找不到检验其理论正确与否的平台，缺乏实践中证明其思想可行的机会。管子则不然，他不仅具有整套思想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他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相位。有职才有权，有权才说了算，才能改天换地谱新篇。非但如此，齐桓公对管子信任有加，国家大事任由他全权处理。管子大胆启用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等五位能人，分别担任外交、经济、军事、司法、谏议等五个主要职能部门的行政长官，形成一个以管子为基干，高素质、高智能、高水平的决策集团，这就使得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得以如火如荼地顺利推行。另外，管子感念鲍叔的伯乐之德，折服于桓公的宰相之腹，更加坚定了为齐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为了让弱小的齐国在短期内迅速强大，为了实现“仓廪实”而“知礼仪”的齐国梦，为了桓公图霸并名震诸侯的高远目标，他尽心竭力，用尽当时条件下所能采取的任何伎俩，阴阳齐上，明暗兼施。而且，管子执政长达40余年，完全具备贯彻自己主张、实践自己理论的各种时机，得以确保其政治理想实现的连续性和长期性。换言之，管子把理想的种子，播撒到现实的肥田沃土里，才有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可能，也自然使其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最大能量的光和热。主客观的完美结合，成就了管子的齐国强国梦。仅仅数年，齐国即迅速发展成一个超级强国，亮剑诸侯，跃居春秋霸首，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贫弱的国际形象。

历史证明，管子生则齐国利，管子死则齐国弊。

管子改革，涉及政治、经济、行政、军事、财政、教育、伦理、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内涵宏富。本文主要分析如下几项：

一、依法治国，德法兼行

“以法治国”四个字最早是管子提出来的。管子认为，国无法不立，法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充分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法者，存亡治乱之所出。”(《管子·任法》)“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乱。”(《管子·版法解》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要依法治罪，依法量功：“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管子·明法解》)国君要按照法度处理事情：“凡国君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管子·重令》)而且，必须以强力和刑罚的方式，加强人们的行为服从意识：“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论法》)更重要的是，法律一旦统一后，绝不允许私议、非议：“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管子·法禁》)从而最大可能地维护了法律的至高尊严，这与后世法家所宣扬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强调指出，法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强调法的重要作用是以“公”为宗旨，是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具有绝对尊严。出法制令的君主，也必须置于法的约束监督之中：“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管子·任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管子·七臣七主》)强力要求国君在守法、执法上必须率先垂范，真正做到：“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国之权衡”的法律一旦制定，“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只有做到了无法外之地，更无法外之人，法才能得以顺利实施，这就从根本上强调了法律强制性的特点。这和韩非子把法与王权分割开来，王权可以凌驾于法之上的思想相比，凸显出更为积极进步的一面。

尽管管子认为，法律是天下必须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是治国之本，但同时他又敏锐地认识到，法治绝对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因此，管子一方面特别强调以法治国，加强法律制裁，一方面又树立“依法治国”与“德政礼教”并举的理念。他将法家的刑法与儒家的礼德统一起来，重视道德教化的影响，积极发挥德、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强调指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管子·牧民》)在管子看来，礼义廉耻是为人处事的规矩准绳，更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四大基柱。强调国家的治乱兴废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化进行得好坏与否的结果。礼义廉耻教育，对国家政治统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管子提醒统治者对百姓当“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管子·权修》)应多方引导人民从善避恶，心悦诚服地服从统治者的意志。

“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管子把道德教化和法治并列起来，并提到治乱兴亡的高度。更为可贵的是，在礼法的具体运用上，又提出先礼后法的思想：“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管子·枢言》)以法辅礼，礼法一体。而且，管子主张把德教当成终身大事来抓，促使百姓自觉自愿地重徳守法。只有做到礼法并重，义利兼顾，政令和教化相互补充，才有可能带来“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的良好局面。管子热切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道德教化，能够净化社会环境，规范人们的自觉意识，进而推动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

二、重视民生，积极发展经济建设

(一)顺民所欲，废民所逆

人性“好利”，对物质利益地不断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本性。正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假设：人不仅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具有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计算选择能力。马克思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其实，在春秋时代，作为第一流的理财家和由商而政的齐国最大的执行官，管子早已洞悉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凡夫人情，见利莫能无视，见害莫能无避。”而且，这种本性无论贤愚，不分贵贱：“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禁藏》)管子认为，凡人都有求生怕死的本能，与之对应的是对利欲的天然渴求，对危害的本能厌恶，甚至对名利的重视，达到与生死等量齐观的水平：“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解》))人们唯利是图，上下奔忙：“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是处。”(《管子·侈靡》)

管子“趋利避害”的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人性论和人情论的最早阐释，后被法家继承发扬：“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

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为政者就必须顺民所欲，废民所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如果人民利益不能得到基本满足，“不能足其所欲，赡其所愿”，(《管子·侈靡》)便没有人愿意为统治阶级效劳卖命。

早在姜太公营丘建国时，齐地不过方圆百里，且“地舄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管子着眼于齐国地狭人稀、粮食低产、经济落后、国弱民贫的现实，把经济工作当作其执政、振兴齐国的生命线和总把手，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把粮食战略作为其经济大战的重中之重，全力打造“仓廪实”“衣食足”的良好局面。管子深知，粮食是社会和国家之根，粮食充足，社会才能做到安定稳固。粮食更是民生之本，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源：“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管子·君臣上》)管子把土地看做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基础。劳动者只要辛勤劳作，就会产出众多的粮食，财富自然会源源而来：“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管子·八观》)为此他提出一系列利民惠农措施，比如实施“相地而衰”的新税收政策，即按照耕地、山林、水泽等不同性质和面积公平折算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进行耕作，按照土地的肥瘠等不同情况征收租税。管子主张多劳多得：“以其所积者食之”(《管子·权修》)人们通过辛勤劳作，在上交规定的赋税之后就会多得财富。如此改革，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不但减轻了农民繁重的赋税负担，更广泛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管子认识到，粮食丰产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抵御犯罪，“仓廪实而囹圄空”， (《管子·五辅》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所以，管子不断反复告诫统治者，治国之道当以富民为前提：“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先让百姓富裕起来，必须先给百姓以实实在在的好处，满足其欲富恶贫的本能愿望，才是获得人心最有效最捷径的办法，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管子认为，既然人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于趋利避害，那么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或者说最有效的办法，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全力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了发展经济，搞活市场，管子特别制定了“务本饬末”的经济发展纲领，既重视农本，大力实施惠农政策，确保粮食高产增收。同时他又看好流通这个巨大市场，不遗余力地发展工商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其规模和力度都达到了空前乃至绝后的水平。

齐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税率是“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管子在如此优惠的低税基础上，说通齐桓公，政府要进行包括修路、建外商客栈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的贸易环境。对进出齐国边关的商人，实施便利通关和零关税的对外贸易政策：“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管子·问》)不仅不重复收税，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还要免税。这对商人来说，是莫大的福音：“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管子·霸形》)关卡只检查不收税，市场只登记不收税，最大可能的为天下商人提供最大的利益保障。为了增加齐国匮乏的竹箭、象牙、皮革等商品，管子一再强调对客商要待之以礼义，认真搞好接待工作，为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比如根据商队规模，由国家免费提供食宿、牲口饲料等，对于大商户，政府派专人照顾生活起居，“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管子·轻重乙》)

在如此巨大的诱惑和极其宽松的政策面前，四面八方的商贾们自然嗅到了利润的美妙味道，“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可喜局面很快形成，巨大的钱财便源源不断地流向齐国。总之，管子在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吸引天下之财上，做出了一篇篇锦绣华章。如此一来，齐国就成了想不赚钱都不可能的大赢家了，都城临淄也迅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如南怀瑾在《漫谈中国文化》中所说：“中国文化经济商业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是在齐国的临淄。”

在对内商业政策方面，管子积极营造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氛围，以促进对外贸易，搞活经济。为防止豪强过分垄断市场，实施国家调控策略，对于商业和市场主张国家干预政策，以平衡市场物价高低，调剂市场物资供求状况。以《轻重丁》为例，齐桓公问管子怎样处理“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粟贱”的问题，管子建议国家大量收存齐东之谷，散售给齐西之灾民。齐东因之谷价上扬，根本上解决了谷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谷物售卖，饥荒自然解除，“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而且“东西之相被”。管子敏锐意识到，国家通过号令缓急来驾御调控物价，从中获利，不仅易如反掌，而且终身没有赔累：“举国而一则无赀，举国而十则有百。然则吾将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内不踡，终身无咎。”管子建议把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由国家这只无形的手操控起来，通过定期开放，限制采用，征收税收，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国家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谷物，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管子在《揆度》中有具体论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资金积累，不仅国力增值，而且民生不再受豪强操纵。

此外，国家对军队需用之牛马、器械、战车，山泽物品的加工品，小农具等也都进行预购储存，并及时预售和卖出，直接参与和干预市场运作。

(三)夺富予贫，均衡财富

管子在《治国》中教导统治者：“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明确指出，富民是治国的首要任务，大力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张各尽所能、多劳多得。于此同时，他又敏感地觉察到，如果“贫富无度”，势必造成“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管子·侈靡》)的不良社会现象，同样严重影响国家的强大与稳定。他尖锐指出，“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管子·国蓄》)极力反对少数人过度富有。特别惊世骇俗的是，管子根据土地贵重，人口增多，食养不足等造成的极度贫困的现实，特别针对社会上层和巨商富贾这个强势群体，明确提出了“高消费”理念，大力倡导他们在饮食、游乐、丧葬等特殊情况下奢侈消费：“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管子·侈靡》)这种“富者散资于民”的策略，不仅可以散去富人过多的财富，还会给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穷人有了安居乐业的生计，也就可以有效避免贫富矛盾的激化。可见，管子富民强国的改革纲领，自始至终以民本为基础，遵循的是一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互利双赢的改革路线，这是其系列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加强军队建设，增强武备实力

管子军队建设包括用兵、治兵和养兵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对于当今新形势下的中国军队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军队是治国的需要：“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管子把强化军队放在与治民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治民有器，为兵有数”，(《管子·七法》)认为“为兵之道”必须遵从八大原则：“聚财”(积聚财富)、“论工”(选择工匠)、“制器”(制造兵器)、“选士”(选拔士兵)、“政教”(加强管教)、“服习”(训练士兵)、“遍知天下”(侦察军情)、“明于机数”(懂得战略)。显而易见，八大用兵原则，呈层层递进之势，最终落脚在管子着力强调的掌握作战时机和作战计划：“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只有每个步骤都扎实推进，就可能出现“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管子·七法》)的局面。具体而言，出兵之前应做好人力物力方方面面的充分准备，包括武器是否精良，士兵是否英勇善战，将帅是否懂得用兵之道，君主是否做好了发动战争的思想准备：“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管子·参患》要仔细认真筹划好：“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管子·地图》)当然，战争的性质也必须考虑在内，提倡“有道者不行于无君。”(《管子·制分》)主张不打不义之战，不可趁人之危：“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管子·七法》)

管子向来主张赏罚严明：“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在治兵方面，同样大力倡导论功行赏的激励机制：“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管子·明法解》)认为赏罚是治兵中的重要策略之一：“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尽管如此，管子还特别强调，军人不能将得到赏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应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不能一味地为了爵禄而工作，不因重惜爵禄而削弱威信：“威重于爵禄。”治军的最重要原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本兵之极也。”(《管子·七法》)就是说，临阵的将士们要不怕牺牲而赴难，以求为国立功，增强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管子认为，富国富民是强兵之本，要养好军队就必须积聚财富，狠抓农业生产：“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为解决武器匮乏，管子还大胆制定了甲兵赎罪的法令：“请薄刑罚，以厚甲兵。”“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管子·中匡》)即依据犯罪者罪行的轻重，用数额不等的兵甲来赎罪，以增加武器，作为军备的来源之一。为了充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管子把全国划分为二十一个行政区：“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士乡成为齐国的主要兵源，并进行了严密井然的军事编制：“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强调寓兵于农，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将居民行政、生产组织与军备、战斗组织为一体，使之“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用这种编制，则会“ 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管子·小匡》)

除此，管子还提出包括灵活机动作战方法，高度重视战争，不轻易用兵，以及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等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思想。

管子的改革，顿使齐国国力大振，喜结硕果，最终成就了桓公春秋霸首的伟丰功业和齐国经济文化的大繁荣。可以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让一个国家兵不血刃，既能保家卫国，又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最终雄霸天下，管子可谓举世无双。对这样一个终其一生“国富兵强，诸侯不敢叛”(苏洵《管子论》)的人，即使对管子颇有微词的孔子都情不自禁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子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子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子，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司马迁更是这样赞美管子：“管子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

借用鲍叔向桓公举荐管子时的话，概括管子的丰功伟业：“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鲍叔在比较了自己不如管子的五个方面以后，又不无感慨地说：“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管子·小匡》)

俱往矣，管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随着社会的极具发展和历史的风云变幻，有些思想和内容业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但这座精深瑰丽的中国文化宝库，可资借鉴的宝贝依然不可胜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当今中国，正在大踏步迈向民族复兴之路，更迫切需要管子这样有胆有识脚踏实地的改革家，变法求新，增强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加快实现中国梦的坚实步伐。

[1]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2]姜涛.管子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

[3]单传洪.中华第一名相管子[M].合肥:安徽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李志红)

Guanzhong established the lofty goals of dominating other Dukes for Duke Huan of Qi, and carried out a bold reform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other fields. During a few years, Qi was rapidly developed into a superpower, the leader of Spring and Autumn states. They completely changed its previous international image of poverty and weakness, and therefore achieved the Qi dream of powerful state and army. Guanzi's reform involves many fields as politics, economy, administration, military, finance, education, ethics, history, astronomy, geography, and has grand content. This article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is.

Guanzi; Duke Huan of Qi; reform; rule the state by law; economic construction; army reform

2013-08-21

翟云英(1963-)，女，山东淄博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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