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亚柳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研究馆员 北京 100080)

201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也是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的第一年。中国高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继续在世界舞台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认识当今中国改革进程、策略选择、决策过程、未来发展等诸多问题，国外学者愈发重视联系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包括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虽然离今天越来越远，但其留给当代中国的革命遗产仍然呈现在国外学者的纵向考察中。英国军事史专家菲利浦·杰维特的《中国的战争:唤醒巨龙1894—1949》①Philip Jowett，China’s Wars:Rousing the Dragon 1894—1949，Osprey Publishing，2013．追踪了从中日甲午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军事史，描述了战争的历史细节。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夏伟和历史学家鲁乐汉的《富强:中国通向21世纪的长征》②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andom House，2013．一书从中国百余年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选取分析了魏源、冯桂芬、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11位中国风云人物的心路历程，展示了中国从民族觉醒、民族救亡，到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道路。德国学者文树德的《中国兴衰史:医治历史的创伤》③Paul U．Unschuld，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a:Healing the Trauma of History，Reaktion Books，2013．一书，从中国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中解释今天中国的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发展和特性。

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专题研究的论著数量不多④有的属于专著中的章节性文章，如《红军: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收入《中国: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版)(Brian Becker and Gloria La Riva，China: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PSL Publications，2013)一书第四章“革命遗产”。因篇幅所限，这类文章本文不再介绍。，题目也不算新颖，但相关论著探求新的研究方法的努力值得肯定。美军上校威尔伯·许所著《适者生存:中国红军与围剿战1927—1936》⑤Wilbur W．Hsu，Survival Through Adaptation:The Chinese Red Army and The Extermination Campaigns，1927—1936(Art of War Papers)，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3．一书，是美军指挥和参谋学院推出的“战争艺术学术项目”重点教材。该书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等红军建立发展历史，回答了“1927—1936年中国红军如何在外部不断受到攻击和内部充满危机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作者从军事学角度，采用“战略、战术、组织、训练”四主题分析框架，重点分析红军在1927年至1930年、1930年至1931年、1932年至1934年三个时期根据自身实际状况和外部环境，在战略、战术、组织发展和人员训练四个方面的变化及阶段性特征。作者认为，中共领导人根据现实状况确定寻求长期胜利和保存有生力量的战略，通过政策制定和调整赢得当地民众支持，不断改进征兵、练兵和指挥人员培养等加强战斗力的方法，从而使红军在严酷的内外危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作者强调，红军的上述特点并非来自其先天优势，而恰恰是中共领导人针对自身的弱势、局限乃至危机所作出的创新与突破、调整与适应。作者同时指出，对红军的这种创新与变革应给以客观分析，要看到这种创新与变革带来的优势具有相对性，因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及其后的长征说明，在国民党兵力占绝对优势并能改进自身战略时，留给红军的应变空间依然有限。该书的四主题分析框架是研究方法创新方面的有益尝试，丰富和细化了相关专题研究，值得注意。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本年度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是近年来国外学者抗战史研究新动向的具体反映:一是突破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战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用研究的不足和局限，强调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和意义;二是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更加细化;三是继续深化抗战时期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

在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研究方面，2013年最值得关注同时也引起较大反响的图书，当属英国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所著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①该书首先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Rana Mitter，China’s War with Japan，1937—1945: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Allen Lane，2013)。后该书在美国出版时更名为《被遗忘的同盟: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Rana Mitter，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3)。该书中译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2014年7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作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阔视野俯瞰当时的中国战场，通过仔细考察中国与同盟国在战争中的角色、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战争创伤对战后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力图客观评价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始于欧洲平原，而是发生在1937年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当时中国刚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军事力量比日本弱很多，在面临亡国的危难之际，中国一直没有放弃抵抗。中国人民的抗战对战胜轴心国至关重要，他们钳制了日本军队，使其陷在所谓的“中国泥潭”中无法脱身，为盟国“先欧后亚”战略作出巨大贡献。该书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忽视中国抗战作用并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抗战的局限，它的出版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

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副主编克鲁申斯基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二战中的中国因素》②А．Крушинский，СССР，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г．№3．一文中认为，在以往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主要成员国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及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克鲁申斯基详细叙述了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苏联、共产国际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如何战胜日本侵略者从而使日本入侵苏联计划破产的过程和意义也作了较为充分的阐述。

法新社记者何铭生所著《上海1937:扬子江畔的斯大林格勒》③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Casemate，2013．一书，采用中方、日方和上海租界多个视点交错的方式，较为全面地描写了淞沪会战。作者认为，淞沪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是现代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战，堪比五年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战争的惨烈虽然被世人看在眼里，但当时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绥靖自保情绪，并没有对中国伸出援手。中国苦苦支撑两年，直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情况才有所改变。许多评论者认为该书为西方社会重新了解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作用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方面，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戴维·古德曼撰写的论文《中日战争再解释:1939—1940，农民动员及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④David S．G．Goodman，“Reinterpret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0—1940，Peasant Mobilization，and the Road to the PRC”，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79，January，2013．，以太行根据地山西的 武乡、黎城和辽县 (左权县)为考察对象，研究中共力量在当地发展巩固的过程。作者研究认为，1937年日军侵略山西后至1939年9月期间，中共力量在当地政权力量对比中并未占优势。但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中共开始在上述三县采取了夺取政权的行动，包括任命自己的成员，鼓励农村阶级斗争，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财富再分配，加强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等做法，迅速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势力。1940年3月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停止一些激进做法并最终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动员政策。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左的过激行为，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但作者从地方史资料研究着手，而且注意分析三县不同的社会经济特点带来的政权活动内容方式的差异，这种关注细节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有助于推动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深化。

日本学者丸田孝志的《革命之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①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8月。，从文化角度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包括后来的解放区进行了研究。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时间和纪念日”，主要讲述陕甘宁边区、华北日伪政权、晋察冀边区的纪念日及相关活动;第二部分“象征和仪礼”，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象征——国旗与领导人画像、根据地的权力与毛泽东画像、根据地的追悼仪式与土地改革时期的民俗;第三部分“组织和动员”主要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党的组织情况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群众动员与政治等级区分。作者认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民间各种习俗和信仰以及会道门组织力量之大与影响之深，通过旧历向新历的转换和设定纪念日等构建动员体制，同时利用国旗、毛泽东等领导人画像的普及实现国家统合。作者研究视角独特，利用资料丰富多样，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合理性。

在抗战时期社会文化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论著。美国学者露易斯·爱德华兹的《绘出战时中国的性暴力:反日宣传漫画》②Lorise Edwrads，“Drawing Sexual Violence in Wartime China:Anti-Japanese Propaganda Cartoon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2，No．3，2013．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国内《救亡漫画》和《抗战漫画》两种漫画期刊的研究，考察了中国漫画家以漫画揭露日军暴行激发国民同仇敌忾精神的创作实践，分析了这种抗战文化宣传方式的特点和影响。由98岁的加拿大人伊莎白·柯鲁克与其他三位美国学者编著的反映1940年至1941年四川农村调查的专著《兴隆场的困惑: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特性、变革和抵抗》③Isabel Brown Crook et al．，Prosperity’s Predicament:Identity，Reform，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3．，收录了70年前伊莎白·柯鲁克在四川省一个名为兴隆场的村子中走街串巷所获得的第一手采访资料，涉及抗战时期当地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等问题。美国瓦萨学院教授丘培培与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陈丽菲教授合作完成的新著《中国慰安妇:来自日本帝国性奴隶的证词》④Peipei Qiu et al．，Chinese Comfort Women: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3．是一部以日军慰安妇制度下中国大陆受害者经历为主题的英文专著。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慰安妇问题英文资料的空缺，对研究慰安妇历史和战时亚洲妇女的惨痛经历具有推动意义，是一项有益的基础性工作。

此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讲师穆尔的《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⑤Aaron William Moore，Writing War: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运用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和回忆录，分析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对士兵认识战争的影响。美国查尔斯顿学院历史学副教授高北 (音译)的《上海避难所:二战时中国和日本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⑥Gao Bei，Shanghai Sanctuary:Chinese an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during World War 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介绍了中国和日本对上海保护区中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及其变化情况。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教授达齐舍的《1931—1945年苏、日、中关系史中的满洲国驻苏领事馆》①В． Дацышен，Консульства Маньчжоу-го в России．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31—1945 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г．№ 5．一文，以伪满洲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领事馆为例介绍了“满洲国”驻苏联领事机构的设立及其作用，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上半期苏联、日本和中国关系的复杂和矛盾。

关于解放战争研究。美国北德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军事史中心研究员哈罗德·坦纳所著《东北之战与中国的命运:四平1946》②Harold M．Tanner，The Battle for Manchuria and the Fate of China:Siping，1946，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在大量利用中文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描写了1946年中共和国民党军队的四平之战。作者从1945年8月至9月的东北形势讲起，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记述了四平战役发生发展的过程。针对蒋介石认为四平之战后马歇尔提出的东北停火协定拯救了濒于失败的中共的说法，作者研究指出，苏联的支持和马歇尔的调停虽然有利于中共军队在东北的生存，但四平之战结束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仍然保有较多战斗力，而国民党部队太过分散，实际力量比预计少。另外国民党在内战中显示出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弱点，而中共出色的将领、政治动员和许多其他明显的优势因素最终决定了战争结果。《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该书从作战双方角度来解读这场战役，把对这场发生在1946年中国东北的战役的军事和政治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有助于理解中国内战的复杂性和战场内外的云谲波诡。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

本年度出版的相关论著，既有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通史或专门史类著作或工具书，也不乏抗美援朝、新中国社会建设、“文化大革命”等专题研究。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2013年恰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国外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所著《朝鲜战争:国际史》③Wada Haruki，The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Asia/Pacific/Perspectives)，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3．(英文版)，摆脱单一国家史角度，从国际冲突视角研究朝鲜战争开始至停战协定签订的历史。该书广泛运用中、俄、美、朝、日等多国档案和研究资料，追踪战争的历史细节，不仅分析了斯大林、毛泽东、杜鲁门、金日成和李承晚等战争相关国领导者的行为，还研究了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及外交官们的行为。美国学者对此书评价颇高，认为该书能全面反映战时朝鲜与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对战争和相关的学术争论有独到见解，突破了多年来西方学界往往从美国视角描述朝鲜战争的局限。

美国奥伯林学院东亚研究所副教授希拉·三芳·贾格尔的《同室操戈:朝鲜半岛的持久冲突》④Sheila Miyoshi Jager，Brothers at War:The Unending Contlict in Korea，W．W．Norton ＆ Company，2013．一书，全面回顾了朝鲜战争及其对当今朝鲜半岛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该书分热战(1945—1953)、冷战 (1954—1966)、地方战(1967—1989)和冷战后 (1990—2011)四个历史时期来叙述。在朝鲜战争“热战”部分，作者分析各方高层的军事战略，描述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等多个政治人物形象，揭示了朝鲜战争的复杂性以及这场战争对于政治家、士兵和普通人的影响。作者介绍中国出兵策略时指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共巩固其在新中国政治地位有重大作用。这种把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纵向延伸60多年的观察方法，使得对朝鲜战争影响的评价兼具现代眼光和历史关照。

此外，日本防卫研究所编写的《朝鲜战争和日本》⑤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中心編:《朝鮮戦争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版，2013年9月。一书，分“日本的贡献”“重整军备”“对日本的影响”三个部分，从过去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研究成果中，精选了和日本有关的部分论文。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乔纳森·默瑟在国际知名刊物《国际组织》上发表的《朝鲜战争中的感情与战略》⑥Jonathan Mercer，“Emo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7，Issue 2，April，2013．，是一篇以朝鲜战争为案例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论文。这篇文章提供了新的认知角度，但案例部分依然侧重于美国和苏联。

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管理研究。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阿曼达·史密斯近年来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社会治理及收容教养政策研究，不仅出版了专著《思想改造与中国的危险阶级》①Aminda M．Smith，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Reeducation，Resistance，and the People，Rowman＆ Littlefield，2013．，而且刊发了相关的两篇学术论文—— 《思想改造的困境:北京教养机构与劳动教养的源起1949—1957》②Aminda M．Smith，“The Dilemma of Thought Reform:Beijing Reformatories and the Origins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1949—1957”，Modern China，39(2)，2013．和《思想改造与不可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教养院与抗拒改造的辞说》③Aminda M．Smith，“Thought Reform and the Unreformable:Reeducation Centers and the Rhetoric of Opposi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2，No．4，2013．。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作者以北京地方档案及相关当事人的采访和回忆资料为基础，重点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市对包括妓女、乞丐、小偷等人群的收容与改造工作的实践，以及中共收容改造政策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探讨了收容改造工作与中国劳教制度的关系。研究中作者大量使用当年北京教养机构管理人员、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公安局、中共北京市委的各类报告档案，并能注意吸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深入细致。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利用各种报告类资料时，有时有先入为主的判断，个别结论难免失之偏颇。

关于“大跃进”研究的史料运用问题。近年来，西方陆续出版了一些利用“大跃进”时期各种中方档案和统计资料研究“大跃进”时期历史的论著。在一般读者看来，这些据说来源于中国各级地方档案馆的内部调查报告、典型材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相关论著的可信度。但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未能令人信服地利用相关材料。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学者安东尼·葛纳特在《中国信息》杂志第2期发表书评文章《事实与半真半假:中国大饥荒的新档案史》④Anthony Garnaut，“Hard Facts and Half-truths:The New Archival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China Information，27(2)，2013．，对荷兰裔学者冯客2010年的专著《中国大饥荒》使用的资料及使用资料的方法，以及冯客的长期合作者周询2012年翻译的关于“大跃进”的档案汇编等，提出质疑和批评。安东尼·葛纳特指出，冯客在利用档案时存在利用个别档案数据轻易得出普遍性结论，对档案内容及其背景附加过多主观认识，不加鉴别地使用翻译不准确的档案材料等问题，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失客观和严谨，甚至带有预设的偏见。同时作者指出，近年来广受研究者青睐的“典型材料” “调查报告”一类档案材料，虽然是第一手资料，但有其形成的特点和时代局限，提醒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要注意鉴别。随后，冯客在《中国信息》第3期发文作了回应⑤Frank Dikötter，“Response to ‘Hard Facts and Halftruths:The New Archival History of China’s Great Famine’”，China Information，27(3)，2013．，但从回应的内容来看，其对前文指出的一些关键性史料及史料利用方法的质疑，没有进一步厘清，也没有提供解释的佐证。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日本学者日吉秀松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二月逆流”的考察》⑥日吉秀松:《文化大革命期における 「二月逆流」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編:《研究紀要》，2013年。，分为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考虑、上海的“夺权”、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二月逆流”的经过等五个部分，回顾了“二月逆流”的来龙去脉。作者认为“二月逆流”发生的原因是政府及军队老同志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但结果是将批判的对象由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毛泽东。而“二月逆流”的诱因则源于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令老同志们产生错觉，认为过去的“左”倾政策会有变化，从而开始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其结果是引发了毛泽东的反击以及国务院的工作陷入瘫痪。作者最后认为，毛泽东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的目的是要揪出隐藏在党内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反对力量。事实上， “二月逆流”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作者对“二月逆流”的研究没有仅停留在对事件过程的介绍，而是结合“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大背景，并兼顾一些心理层面的分析，体现了相关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深化。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亚历山德罗·鲁索的论文《“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1975年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后的争论》①Alessandro Russo，“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1975”，Modern China，39(3)，May，2013．，认为1975年至1976年，围绕毛泽东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后来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发生了冲突，并分析了争论的起因、争论发展过程以及争论的结果。作者指出，1974年底毛泽东重提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话题后，邓小平并没有对1975年初开始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以相应的重视和关注，反而开始重点推进整顿。为尽快恢复国家秩序，邓小平采取了自己的应对措施:第一步，防止以各种方式讨论甚至提及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提议;第二步，鉴于情势的发展，他不再回避提到毛泽东的论题，并且指示把这些理论纳入整顿之中，最突出的就是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第三步，他不断恢复的几乎是他自己的路线，并且拒绝了毛泽东明确要他对“文化大革命”作评价的要求。这就导致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最终无法调和。作者认为，邓小平的最后选择虽然令他在政治上再度失势，却巩固了他强大的地位，并且使他取得最终的胜利。比起一些西方学者将“文化大革命”简单地描摹成“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斗争”，作者更倾向于从理论上来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伟大对手”间的“最后战斗”。

日本学者内智惠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服饰变迁》②山内智恵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の服飾変遷》，《北海道文教大学论集》，2013年2月，第25—34页。，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传统服饰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变化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也是对服饰文化的一次革命。该研究属于“文化大革命”社会文化史研究，揭示了政治变动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反映国外“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多元化。

关于中外关系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1949年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遗产和局限》③Robert G．Sutte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RC:The Legacies and Constrain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9，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3．一书中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其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对外政策从“毛时代”的1949年至1969年到中美关系恢复时期 (1969—1989)再到后冷战时代的变化过程。通过回顾历史，作者指出，中国想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知名学者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和川岛真合作完成的《日中关系史》④国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日中関係史》，有斐阁，2013年12月。一书，全面阐述了日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该书分竞争与对立 (1949年之前)、 “两个中国”关系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两个中国”的夹缝中 (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与日中关系的重建 (20世纪70年代)、巨大发展与问题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崛起与摩擦增大 (20世纪90年代)、走向战略互惠关系的险峻道路 (21世纪初)七个部分，材料丰富，既有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也有历史细节的描述，并对日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作了解读。

此外，美国得克萨斯技术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劳拉·卡尔金斯所著《中国与第一次越南战争1947—1954》⑤Laura M．Calkins，China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1947—54(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Asia)，Routledge，2013．，分析了越共与中共间的关系怎样对越南共产党与法国殖民者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产生影响。韩国学者郑在浩等的《不确定的同盟还是令人不安的邻居?中朝关系60年》⑥Jae Ho Chung and Myung-hae Choi，“Uncertain Allies or Uncomfortable Neighbors?Making Sense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1949—2010”，The Pacific Review，Vol．26，No．3，2013．则研究了1949年至2010年60年来中朝交往过程中双方的行为方式及其后果。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

本年度涉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著述数量巨大①例如《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的挑战、神话和现实》Lionel Vairon，China Threat?The Challenges，Myths，and Realities of China’s Rise，CN Times Books，2013;《走向全球的中国:不完全大国》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躁动的中国》Perry Link et al．eds．，Restless China，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3;《龙的回归:中国与地区安全》Denny Roy，Return of the Dragon:Rising China and Regional Securi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扩张的龙:走向全球的中国军事力量》Larry M．Wortzel，The Dragon Extends its Reach:Chinese Military Power Goes Global，Potomac Books，2013;《中国的发展:打造经济超人》Yueh Linda，China’s Growth: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未来将是中国的世纪?一个怀疑论者的观点》Mel Gurtov，Will This Be China’s Century?A Skeptic’s View，Lynne Rienner，2013;《缺失民主的中产阶级:经济发展与中国民主化的追求》Chen Jie，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治理转变: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社团主义和霸权主义》 Gerry Groot，Managing Transition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United Front Work，Corporatism and Hegemony，Routledge，2013; 《复兴之路:中共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新举措》Cong Xiaoping，“Road to Revival:A New Move in the Making of Legitimacy for the Ruling Party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3，September，2013;等等。，体现国外学者继续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的观察、理解与思考。

专门论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专著首推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的《当代中国:1978年以来的中国历史》②Yongnian Zheng ed．，Contemporary China:A History since 1978 (BlackwellHistory oftheContemporary World)，Wiley-Blackwell，2013．。该书以11章的篇幅，记述中国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历史。涉及“毛主义”的遗产、精英政治、经济改革、全球化、公民社会、社会不满、文化转变、中央与地方、社会政策改革、官僚制度与国家治理、民主化等多个专题。该书既探讨了改革开放政策启动的时代背景，也论述了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运动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紧要关头进行的，这场邓小平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发展。作者研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变的内外部动力，也力图表现经济社会多层面的发展如何成为影响中国精英政治的重要因素。因为作者深谙中共党史，其研究分析与历史紧密结合，体现出较强的历史逻辑。

以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党的经济、政治、文化改革政策几个方面选取部分内容加以介绍。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结合对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思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象: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共十八大讨论的思考》③М．Титаренко，О феномен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Размышле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дискуссий о китайском социализме и итогов XVIII съезда КП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г．№ 2．一文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新解读，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思考。他在文章中指出，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中共领导人结合资本主义科技、管理成果，以建立公平、富裕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多元的复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这符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文化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巩固是在吸取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全球化背景下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仅是对一个民族，而且是对很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追求平等、富裕的人类共同理想历程的经验总结和重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保持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的新尝试，是中共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团结一切先进力量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过程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关系不容回避。2013年恰逢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如何看待“毛的革命”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关系，体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齐慕实在《革命:作为历史话题的重要性》①Timothy Cheek，“The Importance of Revolution as an Historical Topic”，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7，No．2，2013．一文中指出，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革命就是指“毛的革命”，认为从史学研究角度探讨革命话题仍具有现实意义。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证了“革命”话题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密不可分:其一，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历史;其二，革命作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有助于我们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的现实;其三，严肃而谨慎地运用革命的思想、理想和实践，开拓了20世纪中国和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其四，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上的革命印迹仍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作者提出，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作为历史的“革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泰伟斯与莫纳什大学孙万国的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重新定位:围绕陈云的调整计划产生的冲突》②Frederick C．Teiwes and Warren Sun，“China’s Economic Reorientation after the Third Plenum:Conflict surrounding‘Chen Yun’s’Readjustment Program，1979—80”，The China Journal，No．70，July，2013．，重点研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陈云提出的调整政策的出台及其执行和影响。文章指出:1979年1月至4月陈云针对1977年至1978年的经济发展过热，即通称的“洋跃进”提出调整政策;1979年9月至12月中央领导层间和中央与地方官员间围绕着调整与改革出现意见分歧;1980年1月至8月由于真正意识到通货膨胀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最终得到强力的确定与执行。作者在文中以调整政策的提出、实施、争论和最终推进为研究线索，采用了近年来新出版的重要政治人物传记资料如《邓小平年谱》《李先念年谱》等，力图反映历史人物在决策过程中思想的演变和行为复杂性。但总体上说，在分析改革开放之初这段历史时，作者仍存在沿袭党内斗争分析方法的痕迹。

《近代中国》2013年第6期发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的“计划编制”体系、过程和机制的对话专栏③Special Issue:Development“Planning”in Present-day China—System， Process， andMechanism: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VI，Modern China，39(6)，November，2013．。针对近年来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由中央政府编制全面性和部门性规划的做法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和分散决策的影响下日趋减弱这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与奥列弗·梅尔顿在其文章《1993至2012中国发展计划编制创新》④Sebastian Heilmann and Oliver Melton，“The Reinvention of DevelopmentPlanningin China， 1993—2012”，Modern China，39(6)，November，2013．中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编制体制已经随着经济的转型而转变。至今保持的中央对所有公共政策决策和政治制度的主导地位，非常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稳定。特别是在新近规划编制中引进的规划中期评估、上层检查指导等，有助于中国规划编制者在经济决策中发挥中心作用。此外，他们还研究了经济计划周期是如何对继任的官员们产生激励作用并对其权限产生影响的问题。巴里·诺顿对该文和胡鞍钢同期发表的文章加以评论⑤Barry Naughton，“The Return of Planning in China:Comment on Heilmann-Melton and Hu Angang”，Modern China，39(6)，November，2013．，指出，海尔曼和梅尔顿在研究中国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中看到中国对规划编制的重新重视和发展，并将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与中国政治体制相联系，特别分析了规则制定、政策形成和干部评估等问题，这是非常有突破的。同时诺顿也指出，虽然规划制定者相信他们的计划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但一些经济活动可能以市场的扭曲和效率的降低为代价。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贝尔格尔在《中共十八大:继承与创新》⑥Я． Бергер， К итогам Ⅹ Ⅷ съезда КПК: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обновление курса，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г．№ 1．一文中认为，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为巩固自身权威，解决当前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问题而进一步深化改革作着准备。政治改革与改变社会不合理现象、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结构同样重要，且对未来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与局限》①Joseph Fewsmith，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选取了浙江省温州市的行业协会发展、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会，以及四川省步云乡的公推直选等案例，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进展与成效。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创新已经成为地方治理中的重要现象。其中，如何解释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化，将是今后地方治理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他认为社会矛盾的压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规模、城乡区位以及地方干部间的关系都会成为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作者还就当前中国政府促进善治的治理机制展开了讨论，并研究了纵向问责机制和横向问责机制在改善地方治理绩效中的作用，对于那种希望中国将逐步“进化”成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奥斯卡·阿尔门在《党管干部:中国地方人大监督和改革的局限》②Oscar Almén，“Only the Party Manages Cadres:Limits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 Supervision and Reform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Issue 80，2013．一文中，通过对浙江一个县人大1998年至2009年十年的案例研究认为，不断加强的党对人大的领导已经引起地方人大责任水平降低，同时加强了协商的威权政治体制。

关于社会和文化建设研究。社会管理方面，《党的先进性:转化或管控城市基层社会》③Patricia M．Thornton，“The Advance of the Party:Transformation or Takeover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The China Quarterly，No．213，March，2013．《中国的户口体制:市场、移民和制度转变》④Jason Young，China’s Hukou System:Markets，Migran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Palgrave Macmillan，2013．《当代中国维权运动》⑤Jonathan Benney，Defending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等均紧紧围绕近年中国社会建设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分析中共在社会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政策选择。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乔纳森·本尼在《当代中国维权运动》一书中评论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和多发性。他通过与参与者交谈、采访该领域颇有声望的学者，注意到这些运动最初因为推动法制和保护弱势群体而受到鼓励，并且由于社会传媒积极参与，以及维权律师经验不断增加，在中国已经显示了特殊的规模，并且超出政府所设想的框架。

美国学者唐韵 (音译)的文章《图书的开放》⑥Yun Tang，“Open Doors for Books”，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18，No．3，2011(2013 年出版)．，视角独特，通过回顾过去30多年间中国外文图书引进翻译情况，认为这些介绍了西方思想的图书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国外图书的影响，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成功”。作者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来源于西方的新知识和思想，冲击着当时中国人既有意识形态和思想模式，并且这些图书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元素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精英，而是已经深入到所有中国社会阶层，全面影响着人们在信仰、道德、行为和习惯上的转变。作者将中国引进翻译外国图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认为这些外来图书对中国改革开放思想潮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社会进步的源泉。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视角已越来越多样化，研究选题也越来越细化。

此外，《中国的“民国热”与中共合法性的隐喻》⑦Zhang Qiang and Robert Weatherley，“The Rise of‘Republican Fever’in the PRC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CP Legitimacy”，China Information，27(3)，2013．一文对近年来在中国内地兴起的“民国热”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其文化意义与政治含义。《把革命重新搬上舞台:政治的记忆与记忆的政治》⑧Rong Cai，“Restaging the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Memory of Politics and Politics of Memory”，The China Quarterly，No．215，September，2013．以近年来被重新改编的红色经典作品《林海雪原》为例，说明这些原本极具革命符号意义的作品在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变化。

回顾本年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一些值得继续关注的动向。一是相关学术研究在及时反映现实政治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强对历史的关照。如2013年对中国梦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研究中，都离不开与中国历史的勾连，体现国外学者站在中国的视角审视中国这一意识日益增强。二是研究的结论差别很大。以中国国际地位研究的成果为例，俄罗斯学者波尔加科夫在《中国:一个负责任世界强国的形成》①В． Я． Портяков，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итая ка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й глобальной державы》-М．，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2013． -240 с．一书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变得更负责任——虽然还明显存在尚需完善之处。这与美国外交官罗伯特·杰里科提出的北京将在国际事务中成为“负责任的强国”观点相一致。而沈大伟在对中国国内调研的基础上出版的《走向全球的中国:不完全大国》②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则认为尽管中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它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因此，只能说中国是“不完全”大国。美国政治学教授梅尔·格托夫在《未来将是中国的世纪?一个怀疑论者的观点》③Mel Gurtov，Will This Be China’s Century?A Skeptic’s View，Lynne Rienner，2013．中则明确指出，中国无法替代美国成为对世界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力量。三是关于中共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不断加强。近年来国外学者从中共领导中国快速发展并依然牢固掌握政权的现实中，提出了中共的调适性这一描述概念。围绕对中共调适性的深层原因探析，西方学者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不断细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和管理的每一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很大，值得追踪和关注。

由于国外学者研究关注点的泛化与研究成果数量的庞大和本文字数所限，相关成果介绍以提供信息线索为主，相关论著中包含的观点并不代表笔者的立场看法，对评论不周和介绍时挂一漏万的情况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