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深化改革，释放稳投资、稳增长潜力

◎余 斌

上半年，受短周期调整和中长期增长阶段转换共同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初见成效，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等效益性指标有所好转。展望下半年，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国内稳增长政策效应集中显现，下行压力可能有所缓解，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处在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将稳投资作为重点，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释放经济内在增长潜力，促使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投资增长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主要变量

上半年，GDP增长7.4%，比上年同期回落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速回落的同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不同行业、地区之间差异扩大，局部金融风险显现增多。企业盈利水平好于预期，财政收入增幅回升，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反映市场主体开始调整并逐步适应增长阶段转换的宏观环境，也表明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初见成效。总体上看，上半年经济运行状况符合增长阶段转换期“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的变动趋势。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是高速增长阶段的主要动力来源。增长阶段转换，与这些产业峰值临近或进入调整阶段互为因果。化解过剩产能和泡沫，对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会形成较大冲击，甚至出现“区域塌陷”现象，也会诱发金融风险。当前需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精准发力，在不推高杠杆率的情况下将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动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创造有利条件。展望下半年，出口形势明显好转，消费增长基本稳定，投资增长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主要变量。

（一）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出口增长将明显回升

受能源价格下降和房地产市场好转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保持了良好复苏势头。5月份，成屋销售环比增长4.9%，显示房地产市场在连续数月走弱后趋于平稳；6月份，失业率降低至6.1%，为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PMI为55.3，虽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但仍处较高水平。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保持在低位，将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一季度GDP增长0.9%，比去年四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5月份，失业率降至11.6%，创2012年10月以来的新低；6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在荣枯分界线上方，分别保持了12个月和11个月的扩张。受调整消费税税率影响，预计二季度日本GDP按年率折算将萎缩5%-6%，但第三季度仍可增长约2%-3%。受发达国家经济回暖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呈稳定发展态势。

受去年同期虚假贸易导致的基数效应影响，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0.9%。其中，5、6月份增幅分别达到7%和7.2%。从国别（地区）看，对香港出口下降22.1%，但对欧盟、美国则分别增长9.4%和5.1%。同时，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3%，比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下半年，随着基数效应消失、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和国内扩大出口政策的实施，以及外贸综合服务业等新业态的发展，出口增长将明显回升。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人民币兑美元重拾升值趋势，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反弹力度。预计全年出口增长6%左右。

（二）内需增长出现积极变化，供给侧逐步向好

消费增长与上年基本持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1%，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考虑到网络消费对实体渠道的分流作用，实际消费增幅可能更高。从结构上看，餐饮企业通过调整经营策略，经营状况企稳回升，上半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0.1%，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农村市场发展快于城镇，上半年农村消费增长13.2%，高于城镇1.2个百分点。此外，今年是房屋竣工高峰期，随着已预售住宅陆续交付使用，与之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有望在下半年回暖。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幅在2013年下半年触底回升，将带动今年居民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消费增长略有加快，全年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

投资增速降幅收窄，设备投资增长加快。年初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弥补了制造业、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形成的缺口，缓解了投资下行压力。在制造业投资构成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出现下降，而设备投资增速明显提升，反映企业预期正趋于改善。6月末，M2同比增长14.7%，较上月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5.74万亿，同比多增659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10.57万亿，比上年同期增加4146亿元。资金供给增加，成本有所降低，有利于推动投资增速回升。

进入二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平稳，工业生产和用电量情况有所好转。6月份，PMI指数已连续4个月回升，新订单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反映市场信心和未来生产状况将进一步改善。

（三）投资增长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主要变量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发展趋势看，在剔除基数效应后出口增长与去年大体相当，消费增长与去年基本持平，投资增长是决定全年GDP增速的主要变量。根据过去几年数据测算，GDP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的弹性为0.12。今年GDP增长要达到7.5%，投资名义增速需要达到18%，比去年降低1.6个百分点。

在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去年年底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三项占比合计为75%。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比去年全年低2.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低5.7个百分点。如果保持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当前增速不变，即使考虑占比15%左右的其他服务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需要达到25%以上。如果下半年房地开发投资继续下降，实现投资和GDP增长预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还需进一步提高。

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投资增速下降必然会对经济稳定发展构成影响。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比上年同期回落2.8个百分点,为近十年来最低增幅。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分别受不同因素制约，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一）制造业投资呈台阶式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长；面对“民工荒”、“招工难”，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率先通过“机器换人”，降低劳动力成本，出现设备更新改造投资的高增长。在2003-2012年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30%左右。近年来，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进一步收缩，制造业投资呈台阶式下降。201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22.0%，2013年下降到18.5%。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4.8%，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2.3个百分点，仅相当于高增长阶段平均增幅的一半。

在加入WTO以后的十年（2002 -2011年）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与制造业投资之间形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0%，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2010年以来出口增速趋势性变化引起的调整持续至今，近两年出口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这也是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原因之一。

（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面临多重因素制约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8.0%的高峰后持续下行，2012年仅为4.1%。包括市政建设、公路、铁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十年快速增长，累积存量已超过国际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增长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土地招拍挂制度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资金来源，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升值间的良性循环。2005-2010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到25%，但2011-2012年已降低到10%。受稳增长政策影响，2013年和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恢复。但是，随着同时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日渐减少，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逐步回落到财政收入增长能够支撑的水平。

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2.9%，增速比1-4月提高2.1个百分点。但是，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速下降，今年为地方政府性债务还款最高峰，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不足；受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投资热情有所降低；简政放权、放宽准入，将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但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短期替代作用有限。

（三）房地产投资增长开始调整

房地产行业总量大、链条长、涉及面广，是拉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动力。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过去五年，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达到2.5个百分点。借助于按揭贷款等金融工具，房地产有效需求可以迅速放大，推动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产业高速发展。200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4%，2010年以来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超过2006年的2倍，房屋存量快速增加。2013年，全国城镇户均住房达到1套左右。根据我们测算，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构成房地产投资70%以上的住宅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约为1200 -1300万套，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之中。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将逐步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城镇化推进形成稳定的同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相关行业乃至广大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拐点、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也要防止回落过快，否则可能成为一系列金融财政风险的引爆点。我国城镇化率不高，居民新增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巨大。现阶段，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把握政策调整的节奏、力度与时机，促进增速平稳回落，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经济运行顺利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四）服务业占比上升将降低整体投资增速

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6%，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服务业接替制造业，成为经济运行中最最具活力的部分和新的增长动力，标志着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在城镇化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升级、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需求扩张潜力巨大，服务业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强度与工业基本相当。服务业不同子行业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差异较大，即便是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也参差不齐，有的行业如金融业，信息产业所需要投资较低，而有的行业如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所需投资则较多。近年来，服务业占比提升的主要力量是投资需求相对较小的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从2005年到2013年，这两个行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分别提高了2.6和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相对较高的公共服务在服务业中的占比相对下降。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降低了服务业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我国高增长阶段主要依靠工业化带来的投资高速增长，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及其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下降，整体投资增速可能逐步下降，进而降低经济潜在增速。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投资、经济增速下降到较低水平，也是这些地区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的必然结果。

深化改革，释放稳投资、稳增长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等多重挑战。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内在投资需求，在短期和长期之间、需求和供给之间、增长和结构改善之间取得平衡仍有较大空间。当前，在抓好相对慢变量的重大改革的同时，可优先启动需求侧、见效快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扩需求、稳增长，对刺激政策发挥替代效应的作用，同时通过换机制、调结构，有助于培育中长期增长新动力。具体可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加快垄断领域改革，放开准入，通过扩大竞争提高全行业效率。

一是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和门槛，允许民营资本以独资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形成行业内竞争新局面；二是推动PPP模式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通过公私合营，降低政府投资压力，提高经营效率；三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建设的改革，鼓励企业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等准公益性项目；四是破除跨区域、跨所有制企业重组的障碍，加大对并购重组企业的金融和税收支持力度，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服务体系。

——推动房地产领域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一是加快设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提供金融支持；二是建立分层调控的管理体制，将更多的自主权和政策工具交给地方政府；三是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同时，需要调整和完善房地产信贷政策，加大对首次置业和改善性需求的支持；大幅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适时放开商品房市场的“限购”、“限贷”，使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加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利用电子商务、物流、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形成平等进入、公平竞争环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