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丽 琴，包 海 青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100)

引 言

清代以来，包头商业发展迅速，蒙古行、牲畜行、皮毛行三大行业逐步形成，成为西北地区商业重镇。在日伪时期，国外学者对包头商业有很多史料记载及调查报告，但目前未见国外学者对包头三大行业互动关系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未对包头三大行业互动关系进行过专门性的研究，部分学者对包头经济的研究间接关注过这一问题，如张贵在《包头皮毛集散地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探究了包头皮毛行形成及特点，对包头三大行业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张淑利在《清末民初晋商由盛转衰原因探讨——以包头地区的旅蒙商为个案》一文中，论述了清末民初包头商业在内外压迫的背景下由盛转衰，而包头三大行业也在这时期走向衰落。因此，清代至民国包头三大行业互动关系的研究对挖掘包头商业历史及社会经济有深刻的史学价值。

一、清代至民国包头三大行业的产生及其发展

包头或“包克图”，作为一个地名来说，始于清雍正年间。清中叶以来，包头由于商业的兴起，逐渐由荒原而成村、成镇、成县、成市。新中国成立之前素有“水旱码头”之称，是西北地区交通要道和贸易中心。

(一)包头三大行业的形成

明代后期，包头地区(今东河区)为蒙古族土默特部落的驻牧地，在这里以放牧为生的蒙古族逐渐发展起来。在康熙亲征葛尔丹时，内地的汉族商人、商贩及手工业者随军进入包头，在今东河区西脑包、井尔坪、西水沟附近贸易，春去秋回，包头的工商业开始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政府令户部每年发印票(龙票)数百张，准汉民进入蒙古地区经商。这些执“龙票”的商人搭帐篷而居住，用烟、茶、梭等换取牲畜、皮毛，这是包头出现最早的蒙古行，亦称“旅蒙商”。[1](P214)在乾隆年间，这些原来搭帐篷的蒙古行逐渐定居下来，包头逐渐形成村落。而后，在清政府实行优惠的放垦政策下，包头农业逐渐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蒙古行迅速发展，成为各行业中获利最多的行业。为了方便蒙古行出售牲畜和皮毛，出现了专门从事牲畜贸易的牲畜店。牲畜行早期是以牙纪集团的形式出现。经营牲畜买卖的经纪人(称之为“牙纪”)也应运而生，牲畜行早期是以牙纪集团的形式出现。经营牲畜买卖的牙纪绝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他们为牲畜买卖双方牵桥搭线，收取一定佣金。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归化城总税局，派蒙古笔贴式*蒙古笔贴式：是清代在各军、政机关中设置的低级文职官员，掌翻译、起草或办理蒙、汉奏章文书。两名，分赴萨拉齐、包头、昆都仑等口，催促牲畜税。说明当时的牲畜贸易频繁。但这种牙纪集团只是经营小宗买卖，不适应蒙古行及牲畜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于是一些有资金的行商牲畜业者，变合伙改为座商，成立字号，如道光年间开设的牲畜店有南、北公义店。牲畜店的出现方便了蒙古行出售牲畜、皮毛以及外地来的买客。

随着蒙古族商品经济的发展，蒙民用自己的畜牧产品来交换生活用品和货币，内地需要用牲畜发展农业，需要皮毛等手工业原料来发展手工业。“蒙古地方马、驼、羊只皮张等货，为内地资用甚广”*《方格敏公奏议》卷6，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三日。，这样，产生了专门从事皮毛贸易的皮毛行。从事皮毛行业的商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充当皮毛交易买卖双方的经纪人，买卖成功后收取一定的佣金，是牙行的一种，称之为“皮毛店”或“绒毛店”。为留住客商，皮毛店不仅提供吃饭、住宿、交易的场所，而且还有代客买卖、存放、转运皮毛等业务；另一种是低价购入兽皮，然后再进行贩卖，从中获取差额利润，称之为“皮庄”。在乾隆、嘉庆年间皮毛行已经成为包头主要行业之一。

(二)包头三大行业的发展

蒙古行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牲畜行、皮毛行的产生，而且带动了货店业、粮食业、药材业以及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包头商业迅速发展、人口增多，嘉庆十四年(1809年)包头村改为镇。道光年间，鉴于包头“渐渐兴旺，街市繁荣”，包头镇报清官厅允许成立“包头镇公行”。[2](P58)“公行”是由包头商家联合的行政管理衙门， 用来管理包头工商各业和附近菜农，公行之下，又按各自经营行业的种类，分设“九行”、“十六社”。其九行分别是：陆陈行、钱当行、货店行、蒙古行、皮毛行、牲畜行、药材行、杂货行、粮行。[3](P227)自此以后，包头三大行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从事蒙古行的商贩由包头贩运货物，到内、外蒙古同牧民换取皮毛、牲畜、药材等物，然后再返回包头通过皮毛店和牲畜店进行贩卖。大致有三条路线：包头——外蒙，活动于库伦一带，其中大的商号包括广生西、永义德、大德生、复义兴、复义和、通兴公、天巨益、忠厚和、致远昌、大巨德、大义厚、大顺德、德厚义；包头——内蒙，活动在额济纳旗、阿拉善旗、乌拉特旗以及茂明安旗和达尔罕旗等地。主要有同心西、德春西、恒盛西、广义祥、庸记、成记、如日升、复德厚等；另外一条是到伊盟经商的蒙古行，多为个体，比例不大。[4](P37)全行业每年换取皮毛约10万多张，总值约250多万元，各种绒毛600多万斤，约值600多万元，大小商号及行商最多时有一百五六十家，从业人员约1 200人左右。[5](P55)

蒙古行的发展使得牲畜店的来源逐渐扩大，每年冬、夏季是皮毛、牲畜收购上市的季节，这时蒙古行将从草地带来的牲畜运往包头牲畜店销售。较大的商号天顺恒、双顺裕、德和隆三家。从光绪十五年至民国十年是桥市发展阶段，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五年是极盛时期，全市有牲畜店20多家。[6](P188)

同一时期，包头的皮毛业迅速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皮毛集散地。光绪年间，一方面，皮毛的来源不仅有本地的蒙古行提供，而且有从西北方面来的皮毛商以及河西来的皮毛贩子。另一方面，随着国外市场对皮毛需求的扩大，一些外国资本家争先在包头开设洋行、收购皮毛。西北大量皮毛顺黄河直下包头，从包头转运至张家口、天津等地，刺激了包头市场的兴盛。光绪年间包头集散皮毛达100至180万斤以上，1900年至 1905年包头皮毛店约42 户，资金达 119 200元，从业人员816人。[7](P85)

二、 清代至民国三大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代至民国包头蒙古行、牲畜行、皮毛行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蒙古行的产生带动了牲畜行、皮毛行的出现与发展，而蒙古行的发展还需要牲畜行、皮毛行为其垫付周转资金，来进购货物去蒙古地区销售。反过来，牲畜行、皮毛行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蒙古行的商人深入蒙古腹地，开拓蒙古市场，来换取皮毛、牲畜。他们之间相互支援、依存、发展。蒙古行、牲畜行、皮毛行三大行业流程如图1所示：(1)皮毛行、牲畜行为蒙古行垫付周转资金以及办理税务。(2)蒙古行用皮毛行、牲畜行垫付的周转资金向九行十六社的货店行、陆陈行等购置货物，分三条路线，深入蒙古地区进行买卖贸易。(3)蒙古行把从蒙古地区收购的皮毛、牲畜分别放到皮毛店、牲畜店来销售。(4)皮毛店、牲畜店为蒙古行寻找买客，说和买卖，从中赚取佣金或者从蒙古行低价购买，高价卖出。

图1 蒙古行与皮毛行、牲畜行之间的关系

(一)蒙古行进购货物阶段

1.牲畜行、皮毛行需要为蒙古行垫付周转资金

牲畜行、皮毛行，为支援蒙古行去蒙古地区贩运牲畜、皮毛，需要借钱给蒙古行，称之为“支垫”。走草地的蒙古行商人，用“支垫”的钱购置货物，源源不断输往蒙古民族居住区。牲畜行、皮毛行为蒙古行支垫周转资金，主要由三个方面决定：首先，蒙古行与蒙古地区牧民做买卖，是靠以货易货来进行贸易的，以信用来维持经营，同蒙民建立相与和赊欠记账的办法，蒙古行销出的牲畜、皮毛价值，大于自有资金的几倍，而牲畜、皮毛的销售要通过牲畜行、皮毛行拉拢买客，这一反复过程造成蒙古行资金回笼相对较慢，蒙古行为维持发展需要向牲畜行、皮毛行贷款；其次，牲畜店、皮毛店是中间行业，为蒙古行垫付周转资金，是获得店佣的先决条件。如牲畜店说合买卖得2分佣金，蒙古行向牲畜店借的钱每月出2分利息，他们住在店内不出房费，饭费也是吃一记二(即饭钱如是1元，店家记2元)，代卖了牲畜的钱也存放在店里，到一定时期结算。[6](P188)皮毛店介绍买卖双方进行交易，从中收取4%的店佣金，买卖双方各付2%，如著名的皮毛店广恒西就民国二十六年店佣额达54 000元，利息收入达26 000元之多。[6](P50)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店佣，牲畜行、皮毛行为蒙古行提供各种便利，来招揽更多蒙古行的商人，其经营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为蒙古行垫付周转资金；最后，蒙古行虽数量多，中小规模居多，但经济力量薄弱，因此需要向牲畜店、皮毛店贷款，他们之间形成很强的依赖性。据皮毛店广恒西覃锡树经理讲：“向本店贷款的卖客，如河西买卖或后山买卖，在从草地贩回皮毛后，通常是不能随意与别的皮毛店进行交易的，如果因为本店待遇差或者卖客的朋友新开皮毛店，卖客离开本店进行交易也是可以的，但必须在离开本店时将帐还清。”[8](P194)这里的“河西买卖”或“后山买卖”就是指蒙古行，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皮毛店与蒙古行长期建立相与关系，皮毛店将有相与关系的蒙古行置于自己的管辖下。双方相互信任，账目也往往不能清算，蒙古行有缺账，也有存账，通常以缺账居多，缺账的情况下，皮毛店向蒙古行收取利息，反之则支付利息，账目在下次交易时作结算。在这种经济纽带之下，牲畜行、皮毛行与蒙古行之间更是相互支援、推动。

2.牲畜行、皮毛行为蒙古行办理各种税务

蒙古行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交纳的税费种类繁多，皮毛店、牲畜店为了招揽更多卖商，为蒙古行的商人办理各种税务及进城手续、垫付捐税脚费，就皮毛店的店铺人员组成中就有一个专门报税的人员，主要负责替各路卖商交纳关税及办理其他手续。

蒙古行交纳的税费有以下几种：(1)关税，光绪二十五年(1890年)设置塞北关税。专门征收从西北、后山、河西或从塞外蒙古而来的货物税捐。除了关税之外，皮毛、牲畜还需要按成交价交纳5%的分用费。蒙古行的货物运输是以驼运为主，因此，还需要交纳驼捐，骆驼每峰月征收1元，后增加至2元，放牧期间不征收。(2)杂税，主要有：印花税，凡大小各种账簿，都要按规定贴足印花，每销售货物时，凡满1元的货物，必须照章贴足印花；营业税，于民国二十一年成立。为各家发营业执照，每百元交手续费1元；[4](P118)(3)保商护路费，民国时期蒙古行在运输货物过程中，经常遭受土匪抢劫，所以各商号联名要求乌伊两盟王府派军队保护他们这些行商和座场放牧的安全。护送蒙古行的收费标准是，护送一个骆驼驮子，以所运货物价值而定，大驮子每个5元，小驮子3元。座场放牧则每峰骆驼1元，牛马各收8角，羊每只3角。[9](P273)此外地方征收的各项税收名目繁多，数额庞大，有充作学校教育费用的学捐，有专门向省外来的骆驼征收的建设补助费，还有渡船的河利费，进城门给蒙古兵的兵费，以及为商会摊派的月费。

由此可见，蒙古行需要交纳的税费种类繁多，如果商人亲自一一去办理，无疑是非常麻烦、耗时，而皮毛行、牲畜行为了招揽卖客，拉拢生意，主动为蒙古行提供各种便利。另外蒙古行资金回笼较慢，没有充裕的资金支付各种税务，更多依赖于皮毛店、牲畜店等中间行业。

(二)蒙古行输出货物阶段

蒙古行的商人每年春去秋回，每夏末冬初是包头最兴旺繁华的时期。旅蒙商将从草地牧区收购的土特产品转运到包头的皮毛店、牲畜店，而此过程并不意味着货物交易的结束，牲畜店、皮毛店寻找买客，说和买卖，将牲畜、皮毛销售出去才真正完成了货物交易。在此期间，牲畜店、皮毛店的交易市场及销售渠道各有特点。

1.牲畜店的交易情况

本市牲畜大部分来源于蒙古草原，主要是由活动在乌盟的达罕、茂明安、东公、西公、东达公、阿拉善、额济纳、伊盟、后山等地的蒙古行商人带来的，清末民初牲畜交易最为兴旺，年平均成交约9-10万头只，高峰时日成交2 000多头(只)，在1912-1923年，包头蒙古行每年平均输入的牲畜数额较多(见表1)，羊占50%-60%，其他占40%-50%，年平均交易总额30余万两。据《绥远通志稿》记载：牲畜行所取佣费，牛、马每只买主各出6钱，驼每只各1两1钱，羊每只各8分。[10](P781)因此，牲畜行全年所获得的利金，多者七八千两银子，少者亦达二三百两银子，虽然不比直接剥削蒙民的蒙古行得利多，但相对其他行业，也算获利较多的行业之一。

表1 包头蒙古行年均输入牲畜数额

注：本资料参考刘世纯、任秀《包头的旅蒙商》，《东河文史》第二辑，1985年版，第16页。

牲畜的销售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一是东桥(亦称为牛桥)，是最早的牲畜交易市场；二是西桥，在西桥的两侧还有两处车马店，专供牛、马、羊之用。大宗交易多在西桥，小宗交易多在东桥，牲畜来源不同，销路也不同。详细情况见表2：

表2 牲畜销售地点

注：本资料来源于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30页。

2.皮毛店的交易情况

皮毛的来源广泛，专门接待蒙古行的客商称为北路店。北路店的主要商号包括广恒西、广义恒、广丰裕、永和祥、仁和祥、天成恒、双顺裕、广生裕、复恒西、天顺恒、天义长、德生西、广义丰、同义永、广义永等。[11](P45)因此，蒙古行与北路店的商号各自建立相与关系，从中获取息金。就1912-1923年蒙古行每年平均输入皮毛计有：羊毛、驼毛、羊绒约120万，山羊皮、绵羊皮、牛皮、驼皮、马皮、羔子皮等约10万多张，合计总值20多万两银子。[4](P12)皮毛店把大量的绒毛运往津、沪销售，而一些外国洋行也纷纷来包设庄，收购皮毛，如光绪年间的仁记洋行、新泰兴洋行，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包头又开设隆昌、平和、聚立、慎昌、安利等十多家洋行，收购皮毛。

蒙古行，对于皮毛店和皮庄都是极为重要的卖客，这从皮毛店和皮庄的各自组织、社规中可以看出。一方面， 蒙古行与皮毛店的组织绒毛社有过关系的，皮毛店于光绪九年(1883年)加入绒毛社，蒙古行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加入绒毛社，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于会首通心公挪用公款引起纠纷，蒙古行全部退出了绒毛社。此一事例说明当时蒙古行在绒毛社地位的举足轻重。另一方面，皮庄组织的生皮社还专门定立过与蒙古行相关的社规。在光绪末年，皮毛店与皮庄发生利益上的纠纷，他们都争相拉拢蒙古行的卖客，民国十三年五月(1924年)，皮庄与皮毛店在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又一社规：“蒙古行的兽皮，禁止皮毛店介绍给买客，而是先尽皮庄交易。皮庄无力进行交易时，才任由皮毛店介绍买客”[8](P211)。

三、清代至民国三大行业互动形成的影响

首先，蒙古行作为包头商业的源头，带动下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皮毛和牲畜原为同行业，因营业发展迅速，皮与毛、皮毛与牲畜开始分业经营，而蒙古行无疑是分业经营的皮毛店、牲畜店最大的货物供给商。因此，蒙古行、牲畜行、皮毛行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共同成为清代至民国包头经济的支柱行业。

其次，皮毛行、牲畜行为蒙古行支垫周转资金，三者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链，垫付资金的皮毛店、牲畜店与蒙古行建立相与关系，从中获利。而皮毛行、牲畜行支垫的钱也需向钱行贷款，向货行买期口货，蒙古行再去牧区进行物质交易，换回牲畜、皮毛售给洋行，远销国际市场。这种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造成一旦某个经济链断裂，可能造成整个包头社会经济衰落的后果，民国年间，外蒙搞独立，开始限制和迫害活动在外蒙一带的蒙古行，加上反动王公和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繁复，许多蒙古行的商号财产损失严重，无利可求，甚至倒闭。蒙古行的衰落直接导致皮毛行、牲畜行的货物来源缩减，进而导致银钱商业渐趋萎缩，一些钱庄纷纷关闭，只剩下几家实力较强的钱庄勉强维持经营。

最后，包头蒙古行、皮毛行、牲畜行三大行业的形成促进了包头商业经济的繁荣及商业城市的形成。清末民初，随着包头三大行业的形成，河北和京、津等地商人也纷纷来包组织分支联号，开设门市，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以后，包头商业更是急剧发展。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以商号命名的街道，如以蒙古行永和成商号命名的永和成巷、牲畜行交易市场的牛桥街。这充分反映了包头三大行业发展对包头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1]张贵.包头史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

[2]张贵.对清代包头“公行”的初探[J].阴山学刊，1991，(1).

[3]包头市档案馆.包头历史文献选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4]包头市政协,包头市东河区文史委员会.东河文史(第二辑)[C].包头:内部发行，1987.

[5]孙旻.包头工商业的九行、十六社[A].包头市文史委员会.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C].包头:内部发行，1983.

[6]包头市工商业联合会.包头工商史料[C].包头：内部发行，1990.

[7]张贵.包头皮毛集散地的形成和发展[J].阴山学刊,1993，(2).

[8](日)小川久男.包头的皮毛店和皮庄[M].包头：包头市档案馆藏.

[9]云彦章.乌伊两盟各旗驻包办公处概况[A].包头市民族宗教志编修办公室，包头市东河区文史委员会.包头蒙古族史料[C].包头：内部发行，1987.

[10]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11]刘恩锡,张立义.包头的皮毛店[A].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档案馆.包头史料荟要(第七辑)[C].包头：内部发行，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