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军科：突出特殊优先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

2014年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做了发言。全国政协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贺军科代表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突出特殊优先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的发言。

贺军科说，我国现有2.79亿未成年人，在普遍性发展权益中，安全和健康既是他们顺利成长的前提，也是影响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贺军科指出，孩子代表着明天和希望。构筑未成年人的成长保护伞，家庭监护是第一道防线，社会关爱必不可少，政府救助则带有“托底”性质。

贺军科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我国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一是监护环节出现空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间流动未成年人中处于缺管、失爱状况的数以百万计。二是非法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频发。拐卖、遗弃、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等恶性案件，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引发媒体和公众强烈关注。三是监管力度不够，食品卫生、交通安全等公共事故屡禁不止，非法雇用童工现象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四是对孤残、流浪儿童等困境未成年人的救助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贺军科指出，上述问题的发生，固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因素相关，但健全的法治是保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的基础。作为《联合国儿童公约》缔约国，多年以来，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初步构建起法律保护的框架；省、市两级普遍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构，政府职能部门也积极促进未成年人福利事业发展。

贺军科表示，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首先是监护制度不完备，当法定监护人不能履行职责时，国家救助不能及时跟上，也极少出现监护权强制变更的案例。其次是法律体系需要完善，有的不能涵盖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新情况，案子发生了处理却于法无据；有的偏于原则性描述，责任主体和罚则不清晰，实施起来弹性大。三是综合治理尚未形成合力，法律法规的落实不到位，一些领域存在重打击、轻预防的情况。

参考各国通行的做法，在立法司法和政策制定中，未成年人应受到特殊保护、优先保护。

为此，贺军科代表团中央、全国青联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立法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协调，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对尚未涉及或现存争议较大的问题，及时增补新的条文或作出修订；对规定不够具体的条款，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并明确相应的罚则。同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程度的保护，变“软法”为“硬法”，编织起更加严密的法律保护之网。

二是加快完善国家监护和救助体系。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救助方面的主体责任，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等试点经验。建立未成年人社区保护网络，明确强制报告制度，完善临时监护程序，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照料，确保他们得到有效监护和及时救助。

三是加强监管治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各级未保协调机构的作用，健全成员单位信息共享、协调联动、个案转接等工作机制。制定并执行更加严格的食品药品、交通、公共设施等强制性安全标准，加大处罚力度，对违规违法者要罚得让他们心痛。继续开展各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重大恶性案件，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网络和文化环境。

四是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摇篮，要大力推广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强化家庭的监护和教育职责。与此同时，依托学校、社区，动员社会爱心人士开展志愿结对，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需要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关爱帮扶。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培育和壮大相关民间社会组织，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化的自护、心理、法律、社区矫正等服务。强化媒体职责，积极惩恶扬善，动员全社会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地成长。

链接：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

1991年和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奠定了我国未保工作的法律基础。目前，初步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两法”为核心相关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为配套的保护框架。比如，在《婚姻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禁毒法》、《法律援助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相应规定；《刑法》、《民法通则》等也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虐待、遗弃、监护等问题及相应的刑事或民事责任予以明确。200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充实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内容。

（来源：团中央《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有关情况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