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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研发创新论——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出版热说起

2014-02-01鞠方安

中国出版 2014年11期
关键词:克维尔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文/鞠方安

毋庸讳言,选题是出版行业发展的源头,选题研发是出版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出版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源头活则下游活,源头活才能保证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的活力和选择的多样性。选题研发的本质要求是创新,而不是跟风、复制或者山寨。创新是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有人认为创新是出版工作的灵魂,这是很有道理的。

选题研发创新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勇气和淡定。自2012年年底至今,出版界出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出版热,对这一案例进行认真分析,可以充分说明选题研发中创新的重要性。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热现象分析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们对反腐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在总结讲话中,推荐大家读一下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早出版于1856年,是法文版。此书的中文译本最早由商务印书馆在1992年出版。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问题。表述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并未达到革命党所预期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托克维尔最早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被称为“托克维尔命题”):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这本书自中译本出版后,得到学界和知识界的关注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这一次,由于推荐者身份特殊,以及中国目前的特殊时代背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增强;社会转型,社会问题很多),本书遂由“圈子读物”变为社会大众广为知晓,并在出版界引发一轮强势的出版热。

根据有关资料,笔者对目前已出版并在发行销售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进行了统计(时间截至2013年7月31日,内容包括出版社、译者和出版时间等),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统计可以看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2013年1~7月份共有22家出版社出版了27个不同版本,平均每月出版近4种。如果加上2013年之前已经出版、目前仍在发行销售的版本,则共有27家出版社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关的32个版本。的确可称得上是出版热,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可以作为选题研发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热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各出版社对于重大选题具有敏锐的反应能力和资源储备能力,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根据形势需要,及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翻译、注释或者解读并快速出版,为读者及时提供了不同形式的阅读和学习版本,能够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服务,这是我国出版业成熟发展的标志之一,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对于这本书如何做,如何创新出版内容和形式,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表《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已出版版本汇总表

根据上表可知,上述各家出版社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出版形式共有4种:中文翻译版(由法语版或者英文版译成中文)、中文导读(包括解读)版、中文翻译版外加托克维尔其他代表作或者其他作者作品的增值版、中文翻译附带插图的版本。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出版热中,我们认为以下几种版本比较具有创新性。

商务印书馆的两个中文翻译版本。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版本由冯棠翻译、桂裕芳校对、张芝联审定,于1992年出版(属于商务印书馆品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这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第一个版本天然地具有填补空白和开创性意义:译者冯棠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欧美近代史专业硕士,其导师是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张芝联教授;桂裕芳是北京大学法语系资深教授,从事法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50余年;张芝联是著名的史学家,在世界史方面造诣深厚,更是公认的法国史专家,曾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体现了译者权威、强强联手、珠联璧合、译文质量过硬的鲜明特色。2012年,商务印书馆把1992年的版本在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又进行了形式改造,重新设计了封面、版式(包括字距和行距)等,出版了一个单行本,更方便读者。所以,商务印书馆的两个版本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从出版时间上看,这两个版本都不是跟风的产物。原创性作品、权威作者和权威译者能够保证上乘的质量,会使产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笔者的调研可知,在这次《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出版热中,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更受读者欢迎,赢得了双效益。

导读类的版本。在此次《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出版热中,以增加中文导读或者直接以解读形式出版的有5家出版社,增加导读有助于读者了解此书的时代背景、写作缘起、思想源流和影响等,方便读者把握该书的旨趣,相对于没有导读的翻译版,是一种创新,但这种导读的内容,最好邀请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学者来撰写,以避免导读不到位甚至“误读”,避免误导读者。

插图类的版本。在此次《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出版热中,4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插图版(包括彩色插图),插图版与翻译版、导读版相比,也是一种创新。

搭配增值类的版本。此次《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出版热中,有些出版社从经营和增值服务的角度,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译本与其他相关的图书捆绑销售(或者买一赠一),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英文版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原始版用法文撰写。此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推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满足了英语读者群研究和学习英语语言两方面的需要,具有创新意义。

有关托克维尔本人阅历方面的一些版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人,一般都有进一步了解托克维尔本人身世和经历的愿望。有关托克维尔的传记或者回忆录是有出版价值的。

二、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出版热看选题研发创新

选题研发创新是出版业发展的动力,是出版业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品牌力的核心内容。选题研发创新主要是指以思想、理论和文化内容为主的创新。

任何出版物的功能,都包括提出一种思想,提供一种理论,提供一种形式,或者提供知识普及和知识巩固(包括教辅书等)。创新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包括形式创新(例如图书的版式和封面设计等)、内容创新(新理论、新思想、升级换代,包括细节创新、局部创新、整体创新)和流程创新等。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兼有大众畅销书和学术书的性质。如前所述,在此书的出版热中,各家出版社都力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整合创新,以适合不同阅读群体的需要,应当说效果是好的。但是就选题研发的创新而言,各家出版社完全可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极具价值的选题信息方面进一步引申发挥,而不必都去“挤”此书本身出版的“独木桥”。

第一,整合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关的图书,成系列出版。比如还可以整合有关英国革命、欧洲百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著述,连同《旧制度与大革命》一起,组成一个有机的系列出版,供各层次的读者研究参考,这样就超出了仅仅出版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价值,立意更高更远。

第二,面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出版热,出版界还可以另辟蹊径。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社自2012年以来,先后推出了《世界大师原典文库》(中文导读插图版),第一批精选共14种公认的世界名著,涵盖政治学、法学、哲学、文学等学科,其中就包括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出版形式是由权威专家撰写中文导读和注释,与英文原文一起出版,既满足研究又满足学习英语的需要,反响很好。

第三,《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有关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书,出版界还可以此书的热销为契机,对国外其他学科的经典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形成规模加以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繁荣我国的学术和文化,功莫大焉。在此方面,人民大学出版社近年来先后引进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经济科学译丛》和《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反响很好。

三、结语

由此看来,选题研发创新并不神秘。其一般的做法是,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多到精;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精。创新的最高境界,是能够不断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以及市场和环境的状况(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而主动“制造”需求(消费),引领需求(消费),从而成为业界的领跑者。

[1]邹韬奋.韬奋,我的出版主张[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2]杨牧之.关于出版的思考和再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聂振宁.我们的出版文化观——聂振宁演讲访谈录[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4]周蔚华.出版产业散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张西山.编辑的文化视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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