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凛然

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多有“强国家”、“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等认知概念。这些概念贯穿于一个脉络中，即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单位制的确立，中国社会中每一组织、每一个体都被党和政府所完全掌控，社会的自主性消失殆尽。这样的脉络建立在“国家—社会”的路径分析基础上，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推动了三十年来大陆学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理解。

近来有研究者陆续从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国家统合外的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国家触角的限度等不同角度，对这一认知概念提出质疑①参见彭正德《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以1950—1980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张济顺《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肖文明《国家触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为个案》，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满永《1950年代乡村复员军人生活研究——以皖西北地区为中心》，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1期。。本文之目的并非就双方观点作出评析，而是试图沿着上述路径分析进一步发问:如果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真的是“全能主义”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果国家权力有其限度，那么，它为什么不能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 本文拟通过对 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历史回顾，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