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美 王梦遥

“母亲生我/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这是汤一介19岁写下的一首诗的最后两行。诗的题目叫《死》，是他在杂志上读到诗人林庚写的《生》后，觉得对方认识不够深刻，提笔在原诗的空白处写下的。

68年后，汤一介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2014年9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的晚上，罹患肝癌的他病逝于北医三院。教了一辈子书的他没能赶上9月10日这一属于教师的节日，也没能等到父亲汤用彤纪念馆在湖北黄梅揭幕的那一刻。

“儒者”是接触过汤一介的人对他的定位。在他们印象中，汤一介是一位平易近人、儒雅的老先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践行着儒家的行为准则，一直对护工说“谢谢”。

“伤时忧国”的革命青年

汤一介从小就听父亲汤用彤用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这是一首抒发亡国之痛的曲子。五六岁时，他就可以学着父亲吟诵了。汤用彤还曾找出庾信的《哀江南赋》让他读。在其散文和随笔《深夜一盏灯》里，汤一介说，两首《哀江南》对其一生影响极深，父亲的“伤时忧国”之情，此后深植于自己的灵魂中。

汤一介成长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共产主义思潮兴盛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残垣断壁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代表“社会良知”的东西方知识分子怀着忧患意识，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人类的希望，纷纷访苏。而在中国，延安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红都麦加”。汤一介也在无意中被卷入了共产主义的大潮中。1942年，正读初二的汤一介被斯诺的《西行漫记》吸引，经常不去上课，躲在小楼上读，最终决定与同学们一起去延安看看。

汤一介与同学分别从家里偷了一些钱或黄金做路费，途中被带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后被学校的教务主任带回。“对我来说，当时完全不是出于对政治有什么认识，而是孩子的好奇心。”汤一介后来回忆。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从不过问政治，专心教职。受父亲影响，汤一介对政治也缺乏热情。但1946年的“沈崇事件”，令他真正意识到了“伤时忧国”之痛。沈崇乃汤一介就读北大先修班时的同学，那年年底外出时被美国兵强奸。面对美国兵的暴行和政府的软弱无能，汤一介第一次有了直观感受，此后经常参加学生的罢课游行。其间，汤一介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趸，1949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汤一介回忆，当时他读了很多苏联小说，如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这些作品蕴含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了他。1950年“抗美援朝”时，他主动报名参军，请赴朝鲜前线。

汤一介与其日后伴侣乐黛云的相识相知，也与这份忧患意识和家国意识有关。1952年，两人选择用最革命的方式结婚。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由于汤家当时属于资产阶级家庭，乐黛云说她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

第二天汤家邀请至亲好友宣布婚讯，让汤一介和乐黛云出席。“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乐黛云在《燕南园往事》中写道。

哲学工作者

汤一介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精通巴利文和梵文，是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国学大师，留学哈佛大学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1927年汤一介出生时，汤用彤在南开大学任教。一介出自“一介书生”，汤用彤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做学问，但他从不过问汤一介的功课，也不给他布置读书任务，汤一介因此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书来读。上大学前，汤一介阅读了大量中外小说，包括巴金的《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而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他只初步接触了《论语》、《孟子》、《老子》等。

1946年就读北大先修班时，汤一介的兴趣从文学转向哲学。他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要活着》等文章，探讨人活着的意义何在。一年后，他如愿进入北大哲学系。

成为哲学家一直是汤一介的梦想，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汤一介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他被动地卷入了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1957年，乐黛云被打成“右派”。由于汤一介拒绝和乐黛云划清界限，北京大学哲学系给了他“党内警告”的处分。之后，汤一介下乡“劳动锻炼”，乐黛云则被派遣到农村“劳动改造”。

尽管深受冲击，汤一介仍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他和几位同行一起写文章批评那些他们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

“文革”中，汤一介因公开反对北大造反派的头目聂元梓而被打成“黑帮”。在那个政治狂飙的年代，他白天要参加劳动，晚上要写检查。

1971年，汤一介迎来了命运的转折。1951年至1956年间，他曾下功夫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全集》等，其中读得最多的是《联共（布）党史》。因为较懂马克思主义，他被任命为北大哲学系教改组负责人。许是感觉到学生只学毛泽东的“老三篇”和“语录”不大系统，他组织教员编写了新的教材。

1973年夏秋时分，中国又刮起一场“反对右倾回潮”风。汤一介感觉自己又将受到批判。恰在此时，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找些教员参与清华大学《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工作（即“梁效”），主导批林批孔运动，汤一介加入其中，成为“梁效”大批判组的材料组组长。

“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我是很愿意到这个‘大批判组去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受批判。而且，那时我对毛泽东完全相信，认为他一切都对。”汤一介回忆。

“当年只有一个雇主，除非你不想吃饭了，老板的指令难于抗拒。问题在于你在其中干了什么，任何单位都有好人和坏人。”面对“梁效”引发的争议，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曾经如是表态。

“哲学工作者”是汤一介对自己“文革”十年角色的认知。“当时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一是教条主义批判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汤一介说。

“哲学是研究指导思想、根本性原则的。思想自由才能出现哲学家，后来的环境就没法当哲学家，只能搞中国哲学史了。”许抗生说。“文革”期间，身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许抗生被下放到北京大兴县一所初中教书，最后汤一介以冯友兰需要助手为由将其调回学校。

汤一介认为“文革”十年是自己“被迷惑的十年”。在生命中最有创造力的十年中，他没读什么书。“文革”结束后，“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汤一介于1978年通过了审查。令他负疚的是，此前一年，他的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参加高考，成绩也很好，就因他还处于审查期，汤丹和汤双未能通过政审，未能被大学录取。

20世纪80年代，汤一介到国外时被学术界的朋友问：“为什么大陆学者能接受思想改造，而且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还教书和研究？”

汤一介说，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原因也很复杂，可能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爱国情结”，这种“情结”使他们可以忍受一切苦难。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广保说，汤一介身上有儒家强烈的“入世”情怀。“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有担当意识，因此每当有什么大的政治转折，他们都要冲在前面。汤先生他就有担当意识，我想担当意识本身没什么错。”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教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梁效”岁月。他执意用颤抖的手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找回自己

“文革”一结束，汤一介就开始想：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后来他觉悟到：还是只能听自己的话。

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的讲课资格。许是为了弥补“文革”中被浪费的十年，汤一介工作十分努力，相继开设了多门课程。他的学术道路重新走上正轨，思考的问题也随之转向了更为深邃和宏大的层面。

1986年时，汤一介是张广保的硕士“集体导师”之一。张向《博客天下》回忆，汤一介当时虽已年近六旬，但就像年轻人似的，精神非常饱满。“他不是那种雄辩型的老师，但讲话很清楚，表达很有条理。”

《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是汤一介重返讲台后的第一门课，很受学生欢迎。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三易教室也无法解决，最后只好采用发听课证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北大思想甚是开放，学生比较活跃。对于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汤一介非常包容，尽量从中寻找正确之处。

整个80年代，汤一介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研究框架。1981年，他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界线，提出以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两年后，他整理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分析了魏晋玄学内在发展的逻辑过程，阐释了郭象以“言意之辩”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

“‘文革期间都没有人研究，也没有条件做。短短几年内要出版这样的书很不容易，相当不简单。”张广保对《博客天下》说。

1984年，汤一介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演讲，提出儒家思想关于“真、善、美”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原讲座教授刘述先回忆，汤一介的发言是这次会议的最高潮，讲完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此后，汤一介的研究方向从佛教和道教转向儒学。也就是在1984年，汤一介与同仁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这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为导师，组织学术研讨会，开办讲习班，编辑出版了包括《梁漱溟全集》在内的一百多种图书，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

“这样就把我推上了非得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问题了。”汤一介在《深夜一盏灯》中写道。

汤一介坦承自己的学术成就远远不如父亲汤用彤。他小时候上的是新式学校，国学底子不如父亲；长大后没有出洋留学，西学底子也不如父亲；而在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间，他碰上了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我想当哲学家的梦破灭了，甚至对哲学做点真正研究的可能性也因政治的原因丧失了。这就是说，在做学问上，我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如何能比得上我父亲呢？”

但与父亲汤用彤“为学术而学术”相比，汤一介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许抗生说，他认同严复提出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并倡导思想自由。

9月12日，乐黛云在汤一介追思会上提到1989年汤一介发表于《中国科技报》的一篇文章，后被称为“三个集团说”。汤一介认为，要依靠三种力量的结合、互相依靠和互相制衡，中国才有救。这三种力量分别是中国政府的行政力量、中国企业家经济方面的力量和知识分子智囊的力量。结果汤一介因为这篇文章受到很多批判。

汤一介老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回忆，这是汤一介发表的最关注现实的文章。此后，汤一介几乎未再公开发表过类似言论。汤一介2004级博士生甘祥满和2008级博士生杨浩告诉《博客天下》，汤一介在指导他们写作时，都曾要求就学术谈学术，不要涉及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文化，不要影射政治。

这并不意味着强调远离政治的汤一介惧怕政治，或放弃了学者的社会责任。2014年5月北大燕京学堂风波中，学生对北大开设“中国学”硕士项目以及选址北大静园六院提出质疑，汤一介专门请杨浩搜集《辞海》等辞典中关于“中国学”的定义，并致信北大校长王恩哥，反对这一做法。

儒者风范

汤一介曾说自己的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他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编纂《儒藏》。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儒释道三分天下，但宋朝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唯独没有《儒藏》。1989年，汤一介第一次提出编纂《儒藏》，但一直没有机会实施。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总编纂。从2004年开始，汤一介带领全国数百名编纂人员点校典籍。身体好的时候，他每周都会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开会，在会议室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他能团结起同代的学者。这个号召力来自他自身的人格和承担精神；第二呢，要想带领大家去做事儿，他本身学术的眼光、能力和水平也必须是很好的，否则也做不成。”李中华说，文化书院、《儒藏》都是集体才能做成的事情，现在很少有人肯像汤一介这般把所有精力拿出来做一件事。

“我们的标准很严，错误率超过了万分之二就不合格，就重做，最初退稿率有50%。”李中华说，汤一介的压力特别大，要是他自己早就不干了。

《儒藏》的编纂人员中，有两名借调自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不属于教学科研系统，评职称时学校不同意将这两名编纂人员从图书馆系列转到研究系列，汤一介很着急，亲自找学校领导反映。“他就是本着真的原则，所以说这一点上他是儒者，不是道者。”甘祥满对《博客天下》说。

汤一介的学生大都有一共同感觉：汤一介有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质，平常比较严肃、恭谨，基本上不开玩笑，说话做事都很讲求规范。在他面前，学生们都不敢说太多玩笑话。

但汤一介不会给人以距离感。他说话时语速不快，声音厚重、清脆，性格温润如玉。“你见到的是一位可亲的长者，我跟一些有名学者也见过很多次面，有些就显得比较清高。（但）任何人只要跟汤先生打招呼，他都会跟你对视，不会旁若无人。”甘祥满说。

汤一介的生活起居十分规律和简单。他喜爱读书，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4点到6点是汤一介的会客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雷立柏是汤一介1996年招收的博士生。在他印象中，找汤一介的电话非常多，“我一开始跟他说话后面的电话就响了，然后汤老师就起来去接，可能五到十分钟。他回来就跟我说，对不起啊，有人找我，我们刚才谈到哪里？然后我们刚谈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

除了电话，寄给汤一介的信件也很多，每封信他都会认真阅读并回复。如果是邮件，乐黛云会帮忙回复，并在落款处写上“汤、乐”。

拜访汤一介的三教九流都有，其中一些人是想“消费”汤一介。曾有一个山东民间学者写了一本关于论语翻译的书，他想继续写，邀请汤一介当主编。但汤一介很少挂虚职，就请甘祥满帮他回复。“这些事情他不会忽视，如果他没有时间就请学生帮忙，回应前还要先报告他，觉得不恰当他会自己修改。”甘祥满说。

汤一介授匾给缙云山道教协会会长、绍龙观住持李一的事情曾引发关注。事后他发表声明称，道家和道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应认真地对它进行学术研究，应作多方面的探讨。

“汤先生不问你过去，只要你现在为传统文化做事，他都愿意支持。很多从来没接触过汤先生的人，他都会愿意接待，提供帮助。”杨浩说。

学生对汤一介的集体印象，是他非常尊重和信任后辈学者。雷立柏写过一套《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因对中国文化有所批判而无法出版。有位编辑建议雷立柏请汤一介写序，“他看了书后就问我，这个是不是你的思想？我说是，他说那就没有问题，只要是你的思想就可以。”有了汤一介作序，雷立柏很顺利地出版了这套书。

当遇到“虚假的、压抑自由”的问题时，汤一介反应激烈，甚至很气愤。2013年7月23日北京发生了大兴摔婴案，两名驾车男子因停车与一名女子发生争执，一名男子殴打该女子，又将婴儿车内的女童摔在地上，导致女童死亡。甘祥满忆述，在跟教育部一个领导开会时，汤一介非常激动，说：“这都到什么程度了，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沦丧了还不重视传统文化，还不重视道德教育！”

这也是他身边的人看到他为数不多的几次生气之一。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深夜一盏灯》，实习生吴蕙予和罗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