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楹［肇庆学院文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作 者：丁 楹，文学博士,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词学。

绍兴和议后，庶民与士人的物质生活有所好转，王水照说：“在南宋，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融入宋代整个商品经济体系之中。”①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诗词歌赋逐渐成为一种商品，有了消费市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职业化倾向日益明显。

一

张宏生认为：“以追求较为丰裕的物质为主要目的的诗人群体的出现，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不小的变化。”②这正是南宋士人干谒请托、追求物质享受的原因。

司马迁早就看到了“利”对人心的影响：“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③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文人创作观念的更新。这时作家创作首先考虑的是作品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即作品创造出来后值钱与否，能否因艺术上的美感而受到人们特别是名流显宦的青睐从而获得经济利益。

二

我们试考察宋室南渡以来几位重要文人的创作情况。

张元干是宋室南渡时期的英雄词人，他纵情享受，不但写了“吴绫窄，藕丝重，一钩红。翠被眠时常要人暖，著怀中。六幅裙轻风，见人遮尽行踪。正是踏青天气好，忆弓弓”（《春光好》）咏美人脚的俗艳词，还写了献投秦桧的寿词。《瞿髯论词绝句·张元干》中说：“格天阁子比天高，万阕投门悯彼曹。一任纤儿开笑口，堂堂晚盖一人豪。”这是说：“秦桧当权时，文人纷纷献诗词奉承。宋本张元干《芦川集》《瑞鹤仙》词，有‘倚格天峻阁’句，当是献给秦桧或秦桧家人祝寿的词。”④要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张元干受了利诱威逼而写歌功颂德的文字，或许更接近真实的人性。宋南渡词人离北宋亡国不久，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还在他们心中萦绕，但世俗享乐之风逐渐柔化、弱化了他们的壮志，在物质享乐的诱惑下，士风已颓废。

到中兴词人、江湖词人的时代，士风更是每况愈下。陈亮平生自负“经济之怀”“有国士之目”⑤，在当时颓靡士风的影响下，向往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乐，写了许多绮艳、闲适、应酬、投赠、调笑、赠祝的无聊之作。如：

缓步金莲移小小，持杯玉笋露纤纤。此时谁不醉厌厌。（《浣溪沙》）

即是酒筵妓席之作。据《养疴漫笔》载：陈亮与辛稼轩交游唱和、相交甚欢。后陈亮致书稼轩，借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⑥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下，享乐之风盛行，陈亮追欢逐乐的生活需要大量的财富，但他的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如此昂贵的生活，他干谒财大气粗的辛弃疾，是为满足物质享乐的需要。

辛弃疾以英雄身份登上词坛，在词中抒发了“深沉浩茫的民族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英雄使命意识；尚武任侠的抗战军人意识；嫉恶如仇的社会批判意识；大胆敏锐的反传统意识”⑦，这样一位英雄豪杰之士，亦不免为世俗享受之风所惑，有“好财、好杀人、好色”之嫌⑧，曾买大片土地，建造亭台楼阁，“求田问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除拥有豪宅外，辛弃疾还拥有大量姬妾侍女，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载：夫人范氏是南归后娶的，侍妾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聊聊、飞卿等六人。追求享受的生活习气使辛弃疾被弹劾：“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⑨

刘过是江湖时代具备英雄气的词人，好饮酒、好谈兵，在当时享乐风气影响下，也不能免俗，常常携妓狎游，在《贺新郎·赠娼》《祝英台近·同妓游帅司东园》《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西江月·武昌妓徐楚楚号问月索题》《清平乐·赠妓》诸作中有生动的体现。在得到感官的刺激和享乐之后，常常谤亦随之，辱亦随之，毁誉亦随之。被人毁谤为“有污大雅”⑩。如他所作《沁园春·美人指甲》：

时将粉泪偷弹。记绾玉、曾教柳傅看。算恩情相着，搔便玉体；归期暗数，画遍阑干。每到相思，沉吟静处，斜倚朱唇皓齿间。风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闲。

还有《沁园春·美人足》，被讥评为“刻画猥亵，颇乖大雅”⑪“、淫词亵语、污秽词坛，即以艳体论，亦是下品”⑫。

最后，我们谈谈姜夔，他出身低微，父母早逝，不曾做官，不事生产，也没有先人余荫，以柔弱的身子寄人篱下，通过出众的才华干谒权贵，扩大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获得了丰厚的赏赐，成为当时名公巨卿争相施舍的对象。据《姜尧章自叙》载“：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锯儒，皆尝受其知矣。”⑬

姜夔的事迹在南宋中后期的文人中具有典型性，即以干谒权贵获得生活资料。那时的军政要员和豪门贵族对这些有才华的干谒之士十分优待。据陆友仁《砚北杂志》载“：小红，顺阳公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分使工妓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辄歌而和之。”⑭在南宋这种只讲利不讲义的风气熏陶之下，文人干谒求知之风盛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上所举的这些词人，大多是宋室南渡以来词史上公认的慷慨豪放或清高自诩之士，他们由于受到追求物质享受风气的影响，沉溺于追欢逐乐的狭窄生活圈子里，创作了大量俗艳无聊的宴词、赠妓词、寿词，他们是南宋城市文化的代表，是名利场中的人物。物欲，导致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

三

南宋文人生活在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对物质享乐有着强烈的兴趣。“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⑮日益巩固的商品经济对士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东阳陈同父资高学奇，跌宕不羁。常与客言，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乐。旦日，衣冠谒而请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归斋三日，而后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复谒，乃命待于屏间，设高几，纳师资之贽，揖而进之，曰：“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可不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⑯

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讲实际、重事功，极其看重功利的作用，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财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发家致富，视传统美德中的仁义礼智信为五贼，这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价值观。

刘克庄说：“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⑰（《乞免循梅惠州卖盐申省状》）指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现实：“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昔之所谓福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⑱（《备对札子》）以前社会重农抑商，人们的物质欲望被压制，这时商品经济发展，士大夫多提倡实用价值观，人们欲望便如山洪突发，沛然莫之能御。

南宋文人生活在社会注重物质财富的环境下，不仅要面对物质贫乏的困窘，还会因贫困而受到世俗社会令人窒息的冷眼。据费衮《行卷》载：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近年以来，率俟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⑲

多欲之人，则多谄媚委曲以求人，为尘世间的众多烦劳所牵。据载“：苏师旦既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言无不行，公受贿赂，共为奸利。伏乞睿断，将三名送大理事根究，依法施行，实快士论。”⑳史达祖因干谒韩 胄受到重用，藉以弄权，后韩胄被杀，史达祖亦受黥刑而被贬谪，正是：福贵骄人，自遗其咎。世俗奢纵之习，导致干谒奔走之风盛行，也决定了南宋文学的走向。

① 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第52页。

②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5页。

④ 夏承焘：《夏承焘集》（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535页。

⑤ 叶适撰、（明）黎谅编：《水心集》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4页。

⑥ 广陵书社编：《笔记小说大观》第六编第三册，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61页。

⑦ 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51页。

⑧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⑨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6页。

⑩ 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0页。

⑪⑫ 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51页，第3794页。

⑬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页。

⑭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5页。

⑮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⑰⑱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七九、卷五一。

⑲ 费衮：《梁溪漫志》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0页。

⑳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