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医者形象透视

2014-01-28李晓梅兰州城市学院兰州730070

名作欣赏 2014年9期

⊙李晓梅[兰州城市学院，兰州 730070]

⊙杨玲[兰州大学，兰州 730000]

作者：李晓梅，硕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杨玲，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及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为主）。

文学即人学，人物是小说艺术形象的主体和核心，一直以来，人物形象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金瓶梅》问世至今，解读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为读者更好地赏析小说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文选取《金瓶梅》①中较为特殊的人群——医者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分析，深入挖掘“医者”这一类人物本身蕴含的丰富时代内涵。

一、《金瓶梅》中的医者形象

《金瓶梅》中出场的人物有近八百个②，其中有名有姓的医者有十七位。这些医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医德医术参差不齐。根据这些医者的特征，我们可以将他们分为五类：一类是医官，他们多是太医院出身，接受过比较正规的医学教育，因为具有一定的医疗技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如西门家族的“家庭医生”任医官、被李瓶儿招赘最终又被逐出的蒋竹山、小儿科名医鲍太医和世代医家的何春泉；第二类是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靠自学掌握一定医术行走江湖的医者，如为西门女眷接生的产婆蔡老娘、自觉传承家学的何老人以及刘桔斋、胡太医和赵龙岗；第三类是医巫并施的江湖术士，如吴月娘十分信任的刘婆子，专门替人整治衣胞符药的王姑子、薛姑子，以及擅长替人“回背”的瞎子刘理星；第四类是专行巫术的道人，书中的潘道士、吴神仙和黄真人即属于此类；第五类是僧医，最典型的就是奉送西门庆春药的胡僧，虽然文中对他的记述只是寥寥几笔，但他几乎成为全书的关键人物。因为西门庆的纵欲以至最终因欲丧身，很大程度上与他奉送的春药紧密相关。

《金瓶梅》全书一百回，围绕医者展开的描写竟有七八十处之多。可见，医者是笑笑生精心刻画的一类形象。通读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于这些医者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第六十一回赵龙岗出场，作者描写道，这个家居东门外头条巷二郎庙三转桥四眼井人称“赵捣鬼”的医生自诩“以医为业，家祖见为太医院院判，家父见充汝府良医，祖传三辈，习学医术。每日攻习王叔和、东垣勿听子《药性赋》《黄帝素问》《难经》《活人书》《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洁古老脉诀》《加减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寿域神方》《海上方》，无书不读。药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机。六气四时，辨阴阳之标格；七表八里，定关格之沉浮。风虚寒热之症候，一览无余；弦洪芤石之脉理，莫不通晓。小人拙口钝吻，不能细陈”。不想这个每日攻读医著的医生，却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卖杖摇铃”。对于李瓶儿的崩漏症他居然开出了令人瞠目的药方：“甘草甘遂与硇砂，黎芦巴豆与芫花，姜汁调着生半夏，用乌头杏仁天麻。这几味儿齐加，葱蜜和丸只一挝。”稍通医理的人都知道这个方剂中的药材多属“十八反”之列，为中药配伍之大忌。显然，这个自吹自擂的“名医”对医理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他的行医仅仅是为了挣钱。在赵龙岗这个形象身上，作者使用了白描的手法，一笔一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个庸医被金钱侵蚀的严重程度，戏谑中有针砭，无奈中有悲叹。第十七回出场的蒋竹山是个受过一定正规医学教育的民间医生，在第一次为李瓶儿看病时就被她的美色打动，心怀觊觎。当听说李瓶儿请他吃饭，立即“具服而往”；被李瓶儿招赘后为了“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却“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在被鲁华、张胜纠缠时，他“仰八叉跌了一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将发散开，巾帻都污浊了”；待吃了官司后“两腿剌八着，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儿，问他要银子，还与鲁华。又被妇人哕在脸上”。这一系列漫画式的描写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蒋竹山的世俗人性和性灵丑陋，也彰显出肉欲的恶性张力已经开始荡涤这个普通医生的等级地位和道德荣誉。再看胡太医，他并非太医院出身，却自诩太医四处骗人钱财。另外，作品中的医生还有王姑子、薛姑子之流，她们本是出家人，不在佛前诵经，却终日在富户人家走动，替人整治衣胞符药，从中牟取钱财；另一个出家人——胡僧，居然专门研制性药供人淫乐，完全没有了出家人的样子。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金瓶梅》中的医者以庸医居多,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多有戏谑，以赤裸裸的笔触肆意铺陈了医者对金钱、权势、肉欲的追逐与沉迷。在传统文化中，医德是考量医者的重要标准，但是《金瓶梅》中却多庸医，作者是以此喻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下滑。古人说“上医医国，其次医病”。医者治病常常与将相治国相连。明代小说中，虽多有庸医的描写，但常常是庸医与良医并存，而《金瓶梅》中全为庸医，这一定是有作者的深刻寓意在其中的。

二、《金瓶梅》中医者形象的“寓言性”

张竹坡在《金瓶梅寓意说》中曾谈道：“《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③诚如张氏所言，成书于明代后期的《金瓶梅》在文本中大量使用了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盛行的寓言手法，往往以假托的故事或拟人的手法进行劝喻、讽刺。在《金瓶梅》中，以往作品中救治一方的“神医”消失了，医者都变成了世俗、卑微甚至是猥琐的形象，这些人物显然已经被作者加以“改造”，发生了完全的变异，从而具有一定的寓言性质。

（一）“医者不医”现象的集中展现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已经腐朽堕落，很难维系其统治局面，而姗姗来迟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封建社会母体中艰难地成长。市民阶层的崛起、金钱力量的冲击，使原已腐朽的社会更加奢靡淫逸、堕落不堪。《金瓶梅》紧紧结合现实，对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世俗民事做出了真实、生动、高度贴近化的叙述描写。笑笑生以冷静、客观、宽容的叙事对肩负救死扶伤责任的医者的行为进行了真实的披露与刻画，集中展现了明后期“医者不医”的混乱现象。

医生这个职业出现较早，一开始就承载着救死扶伤的重要使命。然而，医生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清代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自序中云：“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④这句话很好地反映了古来医人卑贱的社会地位与医学巨大的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学者刘理想在《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变化及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明清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尤为低下。”⑤有趣的是，史料记载明代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论述医德的篇目较前代均有增加，内容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各个方面。我们不禁要思考，在晚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地位异常低下的医者在德与行、义与利之间会如何选择？通读《金瓶梅》，我们发现作品中的“医者”有的“极是轻浮狂诈”；有的自诩“祖传名医”四处招摇撞骗，真正看起病来却完全凭“猜”；有的专门倒卖胞衣符药，在大户人家索利；有的则调制性药专门供人淫乐，传统文化思想规范的约束功效在他们身上已了无痕迹。在对医者进行塑造的时候，笑笑生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一方面他对当时社会中“医者不医”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他也体认着这些医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封建礼教及程朱理学的嘲弄、亵渎与叛逆，呈现出传统价值观念在市井平民阶层中的贬值、弱化，以及市井平民阶层对世俗享乐生活的孜孜不倦的渴望。《金瓶梅》巧妙地通过“医者”这个特殊职业人群的变化揭示出晚明特殊的社会转型带给世人的道德迷失、行为失控以及信仰动摇。

（二）方士擅权现状的隐晦批判

毋庸讳言，《金瓶梅》中存在着大量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也正因为此，《金瓶梅》问世后就不断被视为“淫书”，屡遭禁毁。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并非横空出世、空穴来风，而是明后期社会文化、时代风尚以及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⑥鲁迅先生在论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时也说“：而在当时，实亦时尚。”⑦史书记载，明世宗朱厚迷信道士及道术，并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飞玄真君”。他在位的四十五年间，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这位嘉靖皇帝还在宫中设坛建醮，日求长生，并以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杰为礼部尚书，以道士陶仲文为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三孤”之任。严嵩、夏言、徐阶、李春芳等大臣都是以善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得宠，一时民间有“青词宰相”之称。中国古代是一个超稳定的以官僚政治为基石的封建社会，皇帝淫滥，臣僚纷纷效尤。于是“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⑧。《金瓶梅》中新型商人的代表西门庆就是十足的“好色之徒”，用潘金莲的话来说，他就是“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第三十七回）。书中写到被西门庆染指的妇女，仅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三人，其中不乏男宠。除了绞尽脑汁地通过勾结官府、非法买卖获得巨大利润外，西门庆最感兴趣的就是到处搜罗秘方以求“朝欢暮乐”。后来，西门庆遇见了胡僧，得到了可以充分体尝两性间“滋味”的春药，最终在“美快不可言”中招致了自身的毁灭。这个中国16世纪的商人正当兴旺发达的时候，却因恣意纵欲，很快地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事业。“胡僧”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推手，虽然作品中对他的描写只有寥寥几笔，但他却是整部作品情节发生大逆转的关键人物。显然，《金瓶梅》中的胡僧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会医术的僧人，他已经衍变成为贩卖春药、教人“采补”的角色，甚至他已经虚化成整部小说中性的符号和象征。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中“胡僧”的这个演变和虚化的过程并不是一般的描摹，而是作者着意的暴露。它的暴露，既有作者对造成社会恶劣风气的方士的厌弃之情，更有作者对造成“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繁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第一回）的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不满。医生本是救人，但胡僧却是害人，这样的暴露既隐晦又抓住了封建政治的要害，不但有广度，而且能在普遍的联系中触及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具有相当的深度。

（三）哲学幽思与生命信仰的委婉表达

宁宗一先生曾说：“笑笑生的不同凡响处，就在于他把人们经历过的、又是司空见惯的永恒的人生历程，以哲人式的思考，又用形象提炼、升华，演绎了这部百万字巨著。”⑨的确，如果我们回归文本，就可以看到笑笑生以“精神的眼睛”洞悉每一个人物，透视每一件事情，在他的眼中，现实社会既是一个被放大了很多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被剥去了种种表象完全裸露的存在。笑笑生一方面致力于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的混乱和世俗人性的丑陋，着力揭露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另一方面，他又对处在现实社会中的凡夫俗子怀有菩萨般的悲悯之情，他利用自己对人生况味的执着品尝唤醒读者对生命本身进行反省和抗争。在看似矛盾的多种面孔里，笑笑生真实地传达出作家在人性冲突中对人性的哲学思辨，表现了作家内心的人性之美。

《金瓶梅》中围绕医者展开的描写有七八十处，全书的医患活动主要集中于三个事件，一是官哥受惊，二是李瓶儿血崩，三是西门庆春药中毒。这三个事件最终都是以患者的死亡为结局的。作者这样安排是有一定的考虑的，一方面，读者在阅读之余更加怀疑《金瓶梅》中医者的医术水平，另一方面，读者在惋惜之余也会深入思考造成三者死亡的真正原因。究其本末，作为西门庆唯一的儿子，官哥一直被潘金莲视作争宠道路上的“绊脚石”，在主体意识有所萌动的潘金莲的命运抗争道路上，她会不顾一切扫除障碍，因此官哥的死是必然的，他是潘金莲朦胧抗争的罹难者；李瓶儿自嫁给西门庆后经常梦见花子虚身穿白衣前来索命，这说明主体意识并未萌动的她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社会道德包袱。爱子官哥的死亡更加重了李瓶儿的负罪感，最终她一病而亡。可以说，李瓶儿的死更大意义上是源于自身，她是整个封建社会规范的牺牲品；西门庆不顾传统道德、破坏封建秩序、不信因果报应而一味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女人，最终却在三十六岁撒手人寰，死于春药中毒，他是自然本能的殉葬品。

《金瓶梅》中的三个主要医患活动均以患者的死亡告终，不仅隐喻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无可救药的极端失望，还呈现出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已失去功效，人们臣服于自然本能的社会现实。这三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让每一位读者不禁思考：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缘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当主体意识高扬的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对待自我？人的一生，究竟该如何面对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然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它让每个读者都对生命更加尊重、更加敬畏，这恰恰也是笑笑生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生命信仰。

在《金瓶梅》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存有大量关于中医中药的描写，它们不是作者的随意之笔，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写作设置。这些有关中医药的描写以深沉的情绪、稳健的心历映射出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寄寓了作者悲天悯人的大爱和对人的主体精神的苦苦探索，具有许多内在的文化涵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① 本文采用的文本是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

② 朱一玄:《金瓶梅词话人物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9页。

③ 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9页。

④ 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⑤ 刘理想:《我国古代医生社会地位变化及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83页。

⑥ 滕先森：《〈金瓶梅〉性描写平议》,《泰安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36页。

⑦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28页。

⑨ 宁宗一：《〈金瓶梅〉研究方法论之反思》，《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71页。

[1]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J].文学评论,2003（1）.

[2]邓绍基,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刘绍智.试论西门庆[J].宁夏教育学院学刊（文科版）,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