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前几天，我跟几个正在念高三的北京中学生聊天。当谈到“理想”这个古老的话题时，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都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些男孩女孩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一点。

有个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当一个电影人。这种电影人是纯粹的自由人，不依附于现有的电影制作和发行体制，与商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她希望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去，用一半时间来念书，另一半时间则去周游世界。出门的时候，只带一个巨大的行囊。交通方面不用花任何的费用——一路上都可以搭好心人的顺风车；到了晚上，就到教堂里去住宿，然后在教堂做义工，作为报答。这个女孩说，她要拿着一台家用的普通摄影机，去拍摄那些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去拍摄教堂天花板上庄严的壁画，去拍摄街头笔直的树木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去拍摄孤独而美丽的乡间小屋……她要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尝试各种各样的食品。她喜欢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而不喜欢三毛和尤今写的游记，她认为三毛和尤今的漂泊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她们看到的只是生活薄薄的表层，而她自己则要去发现更深沉的生命的真相。她还说，在四十岁以前不准备结婚，也就不会受到家庭的束缚，这样就能够专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一个人而活着。这个女孩的母亲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在体制内过着兢兢业业的、职业女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