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我和弟弟从来不知道姥爷犯了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我们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老头，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显现出轻微的恶心和过度失望的表情。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让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合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拿挂号信。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

有一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问：“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贼捉赃的笑容。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了吧。”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放映一两部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被我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是在那里头看的！”

“妈演的哪部电影？”

“那天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腿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