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 discussions of Shenzhen history emphasize that as an immigrant city,Shenzhen culture is something new, a composite of the dreams, ambitions, and traditions that immigrants have carried from faraway homelands. In one sense,this understanding that Shenzhen is an immigrant city is not wrong.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was established in 1980 and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come to this new city. However, this standard understanding of Shenzhen history overlooks the area’s deep history; the area did not emerge sui generi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but instead emerged through ongoing migrations and immigratio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oth to and from local villages. The history of the Langkou Church in Dalang, Bao’an exemplifies the deep and complicated history of pre-1980 Shenzhen. Less than 100 kilometers from Hong Kong, Langkou was a Hakka village, and many villager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n fact, the Langkou Gospel Hall (or Church) was built a mere twenty years after Hamberg fi rst arrived in Hong Kong. Together, these persistent and interconnected histories– Hakka, Cantonese, foreign, and national – provided Dalang with a history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 fact, the earliest photographs of Shenzhen were taken between 1898 and 1920, with over 100 images archived at the Basel Mission Hong Kong. The photographs show details of life in Langkou, a Hakka village – the Pinghu Station, a modern wedding, slaughtering a chicken to serve to guests, and a missionary and children playing.

Last December, Da Ken Art Center organized an exhibition of these turn-of-thecentury photographs of the Devout and Chaste Girls School (虔贞女校),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Langkou Village as part of the Hakka Mission. This exhibition was part of a larger project headed by Dalang Culture and Sports Center Director, Ms.Yanxia Wang who is overseeing the project to restore the school as a museum.

深圳华侨城大乾艺术中心所举办的展览《明・晓》，最早来自1898年的一批深圳影像与观众见面。这批影像是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文体中心王艳霞女士费尽千辛万苦，从瑞士的一家档案馆中找到的，总数近百张，内容有客家村落的真实写照，有日常生活的百态，平湖车站，新式婚礼，杀鸡待客，传教士与学生一起游戏等场景，图片真实的记录了近百年前深圳人的生活状态和人居环境。这些照片多是当时传教士所拍，拍摄时间初步考证为1898年至1920年间。其中虔贞女校已经启动修复工程，成立虔贞博物馆。

暮色已然四合，周遭渐次静寂。眼前数十帧旧影却愈发鲜亮起来，默然无语，又似喧闹有声。

这是深圳最早的图像，摄于清末民初，距今煌煌百年，弥足珍贵。不知它们这些年游历四方，都去过哪里，又曾藏在哪些个隐秘的暗室鲜为人知。

而今，轻拂尘埃，它们是回归了故土。

一

故土是深圳虔贞女校，当年在宝安大浪一带的名园。有人如今闻讯前往寻觅，却在林野迭嶂间，如大海捞针一般。折过一道道泥石掺半的小径，穿越多少个人烟熙攘的巷口，终于被一片萧瑟的庄园拦住去路。这，就是了。

遥想大清光绪四年，正是一八七八年，小皇帝不过七岁，帝师翁同龢刚刚开始教他认字。距离帝都万里之遥的虔贞女校，也在这一年悄然开建了。此后幽幽田野上，伴着清凉的风，飘来童稚琅琅读书声。

办学的是基督教新教差会的瑞士巴色会（Basel Mission）。早于一八四七年，巴色会向古老的中华帝国派遣传教士，承海而来，于港岛就岸，随后大多驻足于广东一带的客家地区，浸淫得久了，传教士俨然客家文化学家和方言学家。这其中，鼎鼎有名的便是德国牧师黎力基（Rudolf Lechler）和瑞典牧师韩山明（Theodor Hamberg）。

传播离罪就光的福音，最好的“种子”是兴办学堂和医院，虔贞学校尽管不仅只收女生，但其课程设置及授课方式还是颇为吻合女性的性格和心理，可谓传播信仰与知识的合璧，从名称上看也确是中西交融的：虔贞，一指异域宗教信仰的虔诚态度，一指传统中华女性之贞节操守，相看两不厌，真乃善莫大焉。

二

这些摄于一八九八至一九二零年的老照片历历在目，映照着当时的点点滴滴，如刻如痕。

看得出来，校址依山面田，在当时一处高地。数间校舍白壁灰墙，掩映于葱茏之中，宛若仙境。古欧建筑特有的拱形门、罗马柱，卓卓而立，至今犹存。顶着十字架的塔尖，从一排屋后露出半间阁楼，似有钟声叮咚骤起，安详而静谧。

回看而今举国遍野，拆的拆，弃的弃，要么钢筋水泥，如宏大叙事，以为壮观，要么杂乱无章，如敝帚抛遗，视若无物。不说也罢。

再来看图——女生斜襟大褂，模样周正，有的神情略显紧张，而有的，则拘谨羞涩，颇为可观，只是身姿俱系优雅，直视镜头，大方而率真，没有一双眼睛是回避闪躲的。

继而细观。却见有人赤足而立，有些则白袜布鞋，看得出都是大脚，无有缠足。要知道自古堂皇故国，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论甚至絮叨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彼时兴办女校，在裹脚布仍未弃之如敝履的中华帝国，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所以，旧照中这些最初招来的女生，大抵都是下层百姓家的姑娘。

牧师教她们学会了写字，用蝇头小楷写出客家话的祷祝文：“多谢爱心既亚爸，我既上帝，日日保佑冇灾冇难。”

她们不曾想到，身处小小一座洋学堂，每每熏陶中西文化，不经意间，竟被赋予了神圣启蒙的蕴意。而少女的身姿倩影，又定格于一张张旧影中，淡淡缈缈地逝过百年，于今忽而映现。

对视那老照片上姑娘们灼灼的目光，不觉遐思神游，恍至前世。

三

拍下这些照片的，或是牧师，或是教师，也可能有医生，抑或画家、建筑师，独独不是职业摄影师，却也因此有了不同的视角。

他们拍学生，也拍自己，镜头里都是朝夕相处过日子在一处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异域的猎奇，没有傲然的瞥视，有的是安静纯粹的记录，记录的是生活，挑水，宰鸭，舂米，涤物，戴花，嫁娶，架屋，闲坐，会聚，杂耍……是细细碎碎有滋有味的日子。

镜头里还有人，有物，有条凳，有谷筐，有老牛，有鸡笼，有小孩，有小狗……林林总总，一派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对图如归乡土，鼻息可感，扑面而来。

他们还把相机对准了这片异域的土地，福音降临的地方，山，水，田地，丛林……沧海桑田，是远离故土来到中国的思念，是履行使命无法割舍的情愫。

看，操场上，一袭白衣的牧师骆润滋(G.Lorcher)，和一群女生围成一个圈，是在游戏，还是唱赞歌呢。

传教士吉惠民姑娘（H.Gmunder）戴着漂亮的礼帽，是刚刚寄出一封家信。

这些，难道只是一张张薄薄的旧影么，只是一段尘封在档案袋里的早已冷却模糊了的历史么。

其实，这是一个个曾经的鲜活的个体生命，轰轰烈烈地活过，在旧影中永远活着。

四

时光逝去，老屋无语，旧影犹存。

曾经，我们说帝国主义的舰炮打开了天朝五千年封建闭关的大门。

如今，我们却又从异域像探宝一样发掘出保存百年完好无损的老照片，试图用不可替代的影像，回溯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谁说鹏城是文化沙漠，煌煌百年，一所学校，一座教堂，当钟声击响，在田野上回荡，那融合了传统、梦想、前程的文化火种，早已深蕴于土壤之中了。

今昔对照，老楼还是那副模样，砖木结构，灰色尖顶，回廊下一扇扇百叶窗，透着影影绰绰的日光，拉长了，遮住了。扶梯而上，木梯吱吱呀呀，摇摇欲坠，又挺立岿然。

它是老了，岁月在墙角刻下了太多主题词，“毛主席”、“计划生育”，依稀可见。看不到的，是传教士们在那个年代的执着。

“我已经有六个星期没有收到来信了。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到处都有生命危险……逃难是到处可见中弹死去的农民，我帮助村人埋葬了这些人的尸体……日本人来轰炸，土匪趁乱来抢粮食……这里许多人需要帮助，作为目前在这里的唯一欧洲人，我成了村民信赖的人，我无法离开这里，也不能离开。”

收养了一对失去母亲的双胞胎女婴的传教士吉惠民，于一九四零在致友人的信中这么说。她在教堂顶上拉起一面瑞士国旗，保护中国人，接受人性、信仰、知识和命运的洗礼。

百年忽忽而过，当战争远离，意识形态的油彩业已淡去，也把所谓传教的功利轻轻隐去，我们还能念想什么。

有首客家山歌里唱道——“久唔唱歌忘记歌，久唔行船忘记河。”

是了，我们遗忘地太久了，只是向前跑，浑然不顾，眼看把什么都要忘掉了。

好在这一天蓦然回首，惊觉那座两层楼的老屋仍在，尽管庭院已如空谷，杂草蔓生，破旧的铁门隔开过去与而今，好在琅琅书声还未褪去。

不信，无语对视这组愈发明妍的旧影，且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