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于 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黄帝内经》中有一干人等，包括黄帝、岐伯、伯高、少师、少俞、鬼臾区、雷公等数人。若论地位尊卑，黄帝君尊，岐伯等位于臣侍。若在于医道，则岐伯、伯高等为帝师，雷公为帝徒。因此，黄帝尊岐伯为“天师”，而雷公数次自贬为“小子、细子”。岐伯至雷公，医已三世矣。《灵枢》中的经脉、禁服、五色等3篇，王冰本《素问》末二卷(23、24卷)共7篇，全为黄帝召见雷公，为之发蒙解惑传道授业之行迹。

览观可见黄帝授道之谆谆，亟心之愠愠。黄帝多次明确叱责雷公的提问幼稚，如“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你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还问小儿科的问题)?“此童子之所知，问之何也”(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你怎么还问啊)(《著至教论》)?“子年少，智未及邪”(你是年龄小智力低下吗)(《征四失论》)?而雷公并不心生芥蒂，主动承认自己“臣年幼小，蒙愚以惑”，甚至谦恭有加，“致斋七日，旦复侍坐”(《阴阳类论》)，聆听黄帝教诲。

在黄帝与雷公师徒交流中，更可窥见雷公孜孜向学的执著精神。在《阴阳类论》里有这样一个场景，黄帝讲“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雷公没有听懂，就执著追问。“雷公曰:请问短期?黄帝不应。雷公复问。黄帝曰:在经论中。雷公曰:请闻短期?黄帝曰:……”雷公一问，黄帝不应，没有回答;雷公二问，黄帝回答在经论中，自己去翻书看。雷公固执三问，黄帝不得已，便从四季阴阳与病合阴阳的关系，从物候变化推测死期预后的道理讲了一通。

《黄帝内经》中黄帝、雷公之间授受道业的篇章，比较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远古时期中国医学师承教育中师生问对的情景，反映了早期中医教育的行为模式，应该是中医教育的滥觞，也反映了师徒一道，情同父子的密切关系。这种一对一的教学形式，对今天的中医教育也有很好的启示。雷公所达到的“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的诊疗水平，也彰显了这种师承教育的不菲成绩。

在《素问·解精微论》中发生了这样一段黄帝与雷公的问对，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发人深省。稍加揣摩，或能从一个方面了解中医的思维特点和一切基于实用的基本原则，解释了中医学为什么形成了文化医、哲学医这样一种框架和内容，而且具有很好的操作性与应用性，淡化甚至摈弃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很重要的医学生理学的研究，确实值得咀嚼回味。

雷公向黄帝讨教:“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经有也”。黄帝回答说:经文里已经有解释了。黄帝的潜台词是说:你小子看书不细，回去再看看书。“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帝曰:若问此者，无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听到这里黄帝有些不高兴，于是表现出训斥的口吻，断然否定了雷公问题的意义，明确指出作为医生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内容。认为如果问这种问题，对治疗疾病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无聊的问题)。作为医工，所要了解通晓的是医道的发生和原理。黄帝的潜台词就是:不要汲汲那些无关宏旨的鸡零狗碎……

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雷公想了解眼泪与鼻涕产生的生理机制，应该说无可非议，且本该如此。如果连这些基本的生理都不清楚，就不能称其为医学，更不能成就医生。可以想见当年雷公决心向黄帝请教时也是这样想的，也应该说是理直气壮的。孰料兜头一泼冷水，竟遭到了黄帝的严厉训斥。因为黄帝把这样的问题视为“无益于治”的无聊问题。

这里至少透露出这样两个信息。首先，黄帝时代所奠定的中国医学其根本着眼点是“有益于治”。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在临床诊治疾病时一定是有用的东西，对于不能直接“有益于治”的探讨，或淡化，或搁置，或摈弃，总之不在无益处做文章。因此，形成了中国医学研究一切理论方法要切于实用的基本原则和理论特质。我们知道，在《黄帝内经》时代，中国医学已经具有在世界范围领先水平的解剖学知识，比如从唇齿至广肠(直肠)的消化道全长，每一段长度都有精确的度量，甚至胃肠各处容纳水谷的体积都有实际测算的数据。但是中医学为何没在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讨下去，而对解剖学采取了淡化的态度。现代认为由于生产力低下和研究能力不足。未必完全如此。举例来说，即便是当代，有临床经历并且是按照中医学的诊治思维看病的中医生都会体会到，在诊治消化道疾病时，无论是口齿病、咽喉病、食管病、胃肠病直至肛肠病，包括任何带有解剖名称的疾病，在诊治过程中基本不用考虑这些疾病所在的解剖学结构，而是以中医学对这些部位特定的学术认识和规定作为诊治的指导，于是就有了“肝居于左”、“肺居于右”、“肝属下焦”等等，在现代解剖学看来很荒谬的理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此才“有益于治”。

再者，在中国远古解剖学如此领先的黄帝时代，明确了中国医学所遵循和依赖的是道，而非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医学基础的解剖、生理等，中医师应该通晓的是道的原理和观念。关于道的含义在这里不想进行讨论，《黄帝内经》中已有透彻阐述。仅举1例略为补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但在今天论道，比起显微镜下、试管烧瓶中可见的有形物质，道未免显得虚玄。其实一直以来对于道的认知程度和态度就有层次的不同:“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而老子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同异第四十一》)。

应该指出，道在中国医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地位，在黄帝时代就已确立，并于后世不断薪火相传，代有新得。一直以来，道在中国人的世界中居位最高，“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和法则。正因为中国医学贯穿了道，才要求医生通晓“道之所生”。因为道的无所不包和无微不至，人生、疾病、治疗、调养的道理不出其外，故得道“有益于治”。通道至理，益治切用，是中医学问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此外无他。

将思维发散开来，细揣黄帝发火个中必有隐曲。黄帝心想，我只收了你雷公一个徒弟，呕心沥血地给你讲大道至理，你的临床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治群僚”的程度，可谓学业有成。但是推想若干年后的唐朝，有个号启玄子叫王冰的人，将《解精微论》编次为《素问》最后一篇(南朝齐梁间，全元起本《素问》共九卷，《解精微论》在卷八，而不是书末)。这样一变，就意味着我们师徒教学即将结束，马上就要给你举行毕业典礼了。《解精微论》作为最后一课，于情于理，无论如何，你也得把修为学识展现一番，提出点有层次的问题，你我明师高徒最后漂亮地秀一把。可是，万没料到你竟整出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样鸡零狗碎、“无益于治”的跌份把戏。这叫岐伯他们和后世怎么看我，我不成了歪嘴和尚吗(当时佛教尚未传入，此处是借喻)。医已三世，反而一代不如一代了。了解的，知道你雷公就是这个档次。不了解的，还以为我黄帝医道浅薄、师资低下、教导无方、误人子弟呢。黄帝如此作想，发火理所当然。

上述黄帝的心理活动当然是笔者杜撰的。感慨就是，在黄帝雷公问对的数千年后，我们这些中医的后人要以雷公为鉴，不要汲汲于那些形似基础、貌似关键、实质却无关乎道、无益于治的无聊问题，最后落得使岐黄伤心、他人嗤笑、自己赧颜的境地。沉下心来，认真悟道，“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方盛衰论》)。道在中医存，道失中医亡。“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灵枢·终始》)，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