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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邵氏那些著名和非著名段子

2014-01-24客客

新民周刊 2014年3期
关键词:训练班邵氏邵逸夫

客客

新的一年第七天,香港传来邵逸夫先生去世的消息。娱乐业的一代宗师,寿终于107岁。

邵逸夫这一生,端的是既有长度又有广度。他出生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年号光绪的清朝,电影还是黑白无声的;他见证了香港从租借到回归,开创了电影与电视在香港的黄金时代;他的名字刻在他捐建的数千座教学楼上,泽惠万千学子……说他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成为传奇,一点也不为过。

大方还是小气?

邵逸夫去世后,一张地图在网上疯传——从1985年开始,他每年为内地教育捐款超过1亿元,如今,百度地图上一搜“逸夫楼”,密密麻麻4888座,证明着他的博爱与慷慨。

然而矛盾的是,关于邵逸夫,民间流传最广的段子,却都是关于他的吝啬,关于他为了控制成本如何锱铢必较——比如说,某剧组想在外景地买100个馒头做早餐,两毛一个。结果被他阻止,因为邵氏公司内部食堂的馒头一毛一个,能省一半。

当年香港媒体亦乐于记录这样的花边新闻,写道:“六叔六婶(指邵逸夫、方逸华)是把电影当生意做的,相当坚持原则,这原则简单讲就是一个‘悭字。尤其自从方小姐20世纪70年代入主邵氏之后,其采购部经理便从此得了花名:Cutting Manager——甭管什么预算,报上去都得给你砍掉一半。最有名的段子当数李翰祥找来10个小朋友吹肥皂泡,采购部却只给批5个吹肥皂泡用的竹筒,结果让已经找好10个小朋友的李大导郁闷得干脆整部戏罢拍了。”

曾为邵氏赚来巨额票房的李翰祥导演,也曾亲证:邵逸夫对他的电影已经相对宽松,但他去美国出外景的预算,除了正常拍摄之外,连给剧组请一个翻译都不够,只好靠交情找来身在美国的卢燕义务帮忙……

这些陈年往事,半真半假一乐也。真要计较的话,只能说,劳方与资方,在任何环境里都会是永远的矛盾。身在劳方,当然会放大资方的吝啬。然而从邵逸夫的角度考虑,几千人的大公司,任何导演、明星都是他电影加工流水线上的一道程序,怎么可能感情用事挥金如土?

大导演张彻曾评价说:“邵逸夫绝顶聪明,因极其冷静理智,故而会显得无情,影响属下对他的向心力。他对金钱的态度确实很理智,且不能用豪奢或节俭这些话来解释,他善于运用钱,而并非爱钱。”

比起大方或小气这样的形容词,张彻这句“善于运用钱”,更显公允——实际上,邵氏在香港的电影帝国,并非邵逸夫(原名邵仁楞)开创,而是源自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原名邵仁标)和他儿子在1950年成立的“邵氏父子电影公司”。1959年,经营不善的“邵氏父子”被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彻底接盘,改组为“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这才开创了当年华语地区最大的电影加工厂,并垄断香港电影市场长达二十年——如果只知悭吝省钱,断不可能成就邵氏电影的鼎鼎威名。只不过坊间八卦心态,大家会对段子作选择性的取舍。

事实上,邵逸夫最初改组“邵氏兄弟”时,颇有过挥金如土的大手笔——兴建影城、频出高价挖角、购买当时最先进的拍摄器材……当年开山填海始建成的“邵氏影城”,堡垒城墙街道商铺银行应有尽有,宜古宜今,规模之巨令时人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邵氏以成本控制著名,却又会亲自毙掉业已拍成的作品——邵氏出品的每一部电影,在粗剪之后都要经过邵逸夫亲自审定。一旦不满意,不惜浪费已经花出去的巨资,也要叫停,暂不发行。张彻进入邵氏之后的处女作《蝴蝶杯》,就曾因为邵逸夫看过粗剪之后觉得不满意而勒令重拍过。若连重拍都不能补救,则宁可烧片。当“浪费钱”和“让观众失望”被放上权衡的天平,邵逸夫的选择会是前者。他说:“观众看了劣片一定好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对你失去信心,所以做劣片不如烧。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烧掉好多部。”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广告语,并非浪得虚名。今天的电影公司若也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就不用每年都面对那么多烂片了。

知人善任也会看走眼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邵氏兄弟”先是流失了邹文怀、何冠昌这样的管理精英,又接连错失了李小龙、许冠文这样的电影巨星——这两大失误,如今说起邵氏,不可避免地都会谈及。但事实亦不能从表面泛泛而谈。

拿邹文怀来说,他本是邵氏的执行总经理,当年邵氏出品的电影,特别重量级的都会在出品人一栏挂上“邹文怀”之名,稍低一级的则署“何冠昌”,足见其地位之重。然而,因不满邵逸夫“特等权利却只给三等职务”的用人方略,加上邵的红颜知己方逸华的掣肘,邹文怀愤然离职自立门户,成立“嘉禾”,继而成为邵氏最强的对手,甚至令邵氏拱手让出年度票房冠军。

其实,邹文怀雄才大略,本非池中物,又岂能久居人下?他的自立,也不能说全然是被迫。

而说到李小龙和许冠文与邵氏公司的缘悭一面,媒体又往往乐于抓住其中那个“悭”字做文章——李小龙要求一部电影一万美元的片酬,可是吝啬的邵逸夫只肯出两千美元;许冠文要求参与票房分成,邵逸夫亦不愿妥协,所以双方俱是不欢而散。

其实,任何事情,都得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底下去看。邵氏有两千多员工,几十位大导演,上百位大明星。即使老板有侧重,也得掌握好整体的平衡——当时李小龙虽然凭借美剧《青蜂侠》在香港颇具人气,但邵氏自家的动作明星姜大卫、狄龙等人也是红遍全港,邵氏怎么可能为了李小龙一个人就改变明星拿月薪的片酬制度呢?而许冠文,即使已经主演了《大军阀》、《一乐也》、《丑闻》、《声色犬马》四部卖座电影,但他要求的“票房分账”,更是挑战了邵氏几十年的经营之本——倘若答应了这两人的要求,整个邵氏公司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为求稳当,大老板纵然有心留住才子,也只有say no。

许多年之后,邵逸夫谈起往事,也自承一生只看错两个人:一是李小龙,二是许冠文。这话传到坊间,就成了一种佐证,证明一向知人善任的邵逸夫,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其实呢,更多的只是无奈。稳当的做派能够保全大局于一时,带来的副作用却是“花无百日红”,这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endprint

现在的观众,看多了动不动就拿上千万片酬的明星、鼓励当家花旦小生入股分红的电影公司,当然比较难理解邵老板的“食古不化”。殊不知,邵逸夫制定的创作政策,在当年已经是出了名的宽容,这才引领了香港电影黄梅调、功夫片、风月片等等类型电影迭出的浪潮,麾下更集结了当时华语地区最有眼光的制片人、最卖座的导演、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

邵氏曾经出过一副“明星扑克牌”,打头阵的四张A是林黛、李丽华、凌波、乐蒂,四张K是狄龙、王羽、傅声、姜大卫。张国荣、李连杰只排到6,林青霞、张艾嘉屈居5,周润发、刘德华更才是小2,可见正如邵氏宣传语所言:邵氏的明星多如天上繁星。我们熟知的80年代之前的几乎所有港台明星艺人,若非出身于邵氏,便是与邵氏有过合作。

做老板的邵逸夫,除了经济上的管理手段,也掌控管理着众多才华横溢或者恃才傲物的电影从业者,深谙御人之术与造星之道,其中就包括对明星个性的宽容——张彻在回忆录中提到,功夫明星王羽最红的时候,冲动狂傲。有一次在公司片场打架闹事,恰好邵老板巡视经过看见,却视若无睹地转身离开了。事后邵老板说:王羽年轻气盛,我若去管他,势必引起反弹……现如今王羽垂垂老矣,提起邵逸夫,言必称大老板对香港电影居功至伟。

而老板本人的勤勉,对麾下众将来说亦不啻为“身教”——邵逸夫有豪车数辆,但平日上下班总是乘坐同一辆劳斯莱斯,因为这辆车的车载酒吧都被改成了小型办公桌。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会在车里写下当天交办的事,下班的时候又会审阅剧本。70岁以前,邵逸夫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年均看片量超过700部,最高纪录一天9部。李翰祥笑言:“六先生做梦都是在看试片。”

“无线艺员训练班”

的功与过

因为历史的原因,邵逸夫开始被大陆观众所熟知,是他从电影华丽转身后经营的“TVB”。1965年,邵逸夫与利孝和、余经纬等创办“香港无线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并于1967年11月19日开台启播。这就是后来被简称为“TVB”的无线台。这之后,“五虎将”、“香港小姐”、“劲歌金曲”、“四大天王”等等符号化的名词接二连三涌现,成全了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

缩减邵氏电影出品,将业务重心转投电视,本就被业界视为壮士断腕一般的壮举——当年,电影市场受到电视的巨大冲击,再加上对手“嘉禾”又以初生牛犊的面貌咄咄逼人,令邵氏电影的业绩开始下滑。但不管怎么说,电影业仍然尚有可为,而邵逸夫却在这个节点上毅然扔下旧业,大肆开辟新疆域,真不是盖的。

幸好,影、视本就有所相通,邵逸夫将他在电影公司累积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了电视台,仍然管用。举个例子,TVB的造星方针,就是邵氏电影曾经用过的——成立自己的艺员培训班,不收学费,自己培训发掘明星,在明星处于微时签订长期合约——80年代著名的“无线五虎将”,就曾受制于这个长期合约,在成名之后,依然只能拿着与自己身价不符的微薄工资,试图跳槽吧,还闹出一段兄弟阋墙的戏码。

这种造星模式的弊端当然有,但当其时也,TVB的“无线艺员训练班一时风头无两,时至今日仍被誉为“演艺界的黄埔军校”。周润发、梁朝伟、周星驰、刘青云、黄耀明、郑裕玲、刘嘉玲、邵美琪、吴君如,俱为此班门徒,这不出奇。奇的倒是,连甘国亮、杜琪峰、关锦鹏这样的幕后英雄,也出自“艺员训练班”。

前些天偶遇甘国亮,聊起训练班,方知他竟是第一届学员。而报考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独此一家。“当时全香港的父母都认为:念艺术不好,不赚钱;念医学、电脑、酒店那些才好。那时候如果你要念‘传理系,在香港是没有的——唯一一个是浸会大学,但也不太正统。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1971年,突然来了一个‘无线艺员训练班,我觉得机会来了。”

甘国亮回忆说,这个训练班并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要念一整年。照顾到需要上班的学员,训练班每天晚上上课,每天2个小时,星期六还有一整个下午。如果旷课超过5次,就会被开除。

报名本身就很严格,一届几千个人报名,才收60个——现在大家都知道,陪考的往往会无心插柳被录取,主考的却常常悲剧,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影帝梁朝伟——但你知不知道梁朝伟是为谁做陪考?答案是与他识于微时的周星驰!(后来星仔托街坊戚美珍帮忙才算开后门进了训练班。)

在开头几届,训练班挑选艺员的标准也与后来大相径庭,一点也不“外貌协会”:“你会发现没几个帅哥美女,因为那时候流行很有性格、有演员潜质的人。像傅声、米雪、李修贤这样的都没被选中,你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标准和价值观了。”甘国亮说,“当时电视要比电影务实,特别是有一些同学是念舞台剧出身的,就会让大家觉得很了不起,长得好看反而是虚的。”后来大家熟知的老戏骨、大绿叶,为TVB勤勤恳恳演了几十年妈妈婆婆伯父uncle的演员,就有不少毕业于早些年的无线艺员训练班(比如去年刚刚去世的苏杏璇)。

由于没有专业的编导训练班,许多有志于做电影幕后工作的青年,也只有选择以“艺员训练班”当跳板——甘国亮、杜琪峰、关锦鹏都是实例。

直到1981年,也就是“艺员训练班”成立足足10年的时候,TVB才成立了“导演训练班”。本来说好,要大专学历才能投考,毕业了就能做编导。“结果公司食言,要大家先当助理编导,十年才能升职。”甘国亮说,“大部分有志气的年轻人都没有留下来,很多后来的名导演都跑掉了——其中有一个人因为家里情况不好,爸爸去世,就很低声下气地当起了助理编导——而那个人,就是王家卫。”

如今谁又能想到,出了名拍片没剧本的“王墨镜”,竟然是做电视编剧出身呢?

“我们不一定要抬高或贬低TVB,但是它毕竟代表了香港一个年代。”甘国亮感叹,“我一直说,1970年代,香港实在太幸运了,赶上了电影电视蓬勃发展的好时机。所以为什么香港人都怀念当年?曾经经过那段日子,就意难平,真的意难平。时势造英雄,放到如今这个年代拍电影,想拼搏也没办法,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实习的机会。”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用苏轼写韩愈的千古名句来悼念邵逸夫,想必看过邵氏电影DVD,伴随着TVB剧长大,出入过逸夫楼的几代中国人,都不会反对吧。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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