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范式转型

2014-01-24许广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14年1期

摘要：人类社会相继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对应着无色（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绿色发展四种发展范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下以低消耗、低排放与高效率为特质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危机和环境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从黑色发展范式到绿色发展范式的转换，需要实现“五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转型；发展目标导向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向“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转型，发展路径由“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向“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绿色发展；黑色发展；黄色发展；白色（虚无）发展；发展范式转型；双重理性经济人；资源环境代价；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1.3；F1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1005308

一、引言

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着三重危机：以经济减速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危机、以资源短缺为特征的资源危机和以环境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为特征的环境气候危机，世界经济发展到了需要认真权衡的“十字路口”。在三重危机日益深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无论是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还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和选择一条可以应对三重危机，并且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其本质上是绿色发展道路。

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认可绿色发展道路，但是他们选择的起因有所区别。发达国家之所以选择绿色发展道路主要是把以绿色新政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等作为应对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的“主力点”。发展中国家选择绿色发展道路，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下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新的转型，由原来的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的黑色发展模式转型成为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集约型的绿色发展模式。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选择绿色发展道路之所以原因不同，根源是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发展，已经在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完成了现代化进程，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产业已经完成结构优化的转型，资源生产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治理基本上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到以“清洁生产”、污染物全程控制和源头消减为主要内容的预防性方案的顺利转换。所以，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已形成了资源效率、环境友好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格局。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选择绿色发展道路，其着眼点在于通过走绿色发展道路找到提振经济、应对危机的“药方”。

许广月：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范式转型

与此相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始终需要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主要任务。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增加，环境污染增大，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并且，当前世界发展环境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再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别国资源，不仅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还被迫承接发达国家资源高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产业的转移，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的承接地。所以，自身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在国际格局中的被动接受污染转移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亟须实现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顺利转型，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中国作为世界上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和经济体，尽管也受经济危机影响而经济发展速度回落，资源需求可能有所下降，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发展惯性和发展阶段，使得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发展仍然受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的严重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早在2001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就发表了《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较早提出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之后，中国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广泛赞同中国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刘思华，2011；胡鞍钢，2010；周宏春，2010；王毅，2010；诸大建，2010；刘燕华，2009；杨多贵等，2006；王金南等，2006）。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把绿色发展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中，同时在目标设定上反映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潘家华，2011）。

绿色发展是世界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发展范式，也是中国应对三重危机，尤其是资源和环境气候危机，加速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正确选择。然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理论还缺乏系统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从历史视角分析人类经济发展范式在不同文明阶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从经济发展范式角度，对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转型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构建一个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转型范式。

二、人类文明演进下的不同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相继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四种文明形态。不同文明形态下，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有不同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着人类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所以，四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便有与之对应的四种经济发展方式与道路（见图1），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反过来又会不断强化人类对自身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原有认识。通过分析发现，文明演进下的发展道路经历从“虚无”发展到“黄色”发展到“黑色”发展再到“绿色”发展的过程。如果把“虚无”发展看成是“无色”发展的话，那么，文明演进下的不同发展道路的演化轨迹可以看成是一次次的“颜色”革命。

1.原始文明与虚无（无色）发展

原始文明存在于从人类诞生到农业文明之前的上百万年时期，大体也就是石器时期。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处于大自然整体环境中，敬畏自然、顺从自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朴素”的和谐关系。在这种蒙昧的文明形态下，人类最大的目标便是“不让自然淘汰”，经济发展尚无从谈起。因此，我们把处于原始文明形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定

图1 四种文明形态与四种经济发展道路[TS）]

义为“虚无”发展方式，此时的发展又称作“无色”发展。

2.农业文明与黄色发展

大体历时一万年的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铁器等生产工具的出现实质性地提升了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人类从此由神秘敬畏自然转向主动影响自然。人类以黄色土地作为主要生产对象，因此，该文明时期被称作“黄色”文明。此时，人类主要通过利用自然中的资源从事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再加上资源的自然再生和环境的自净能力较强，整体上来看，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够不上“约束”。这意味着在农业文明形态下人类选择以黄色土地为生产对象的黄色发展道路，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微乎其微，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处于“强和谐”状态。

3.工业文明与黑色发展

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大体经历三百余年，包括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文明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现代工业文明两个时期。整个工业文明阶段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最为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不和谐凸显、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并趋近约束边界的时期。工业文明进一步使得人类处于整个自然复合系统的中心地位，树立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选择高资源投入、高产品产出、高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道路与方式，人类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不和谐，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并有可能突破约束边界，其后果不堪设想。正如曲格平（1997）所说，“自然界中，人类无论怎样推进自己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文明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文明的约束。自然环境的衰落，也必将是人类文明的衰落。”

4.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

为了人类文明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人类只有反思工业文明下的黑色发展道路，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建立起新的人类与资源环境的理性和谐关系，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于是，在生态文明形态下，人类对过度的非理性短视行为进行系统思考，探索建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关系，开始走资源循环利用、环境抗逆自净、人类与资源环境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道路。所以，绿色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征。

总之，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道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分别对应的是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道路。如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更替一样，不同文明形态下的发展道路也必然出现不断超越的规律性。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目前面临是的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因此，对应的经济发展道路势必是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的转型。如果发展道路能实现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的顺利转型，人类文明形态将延续下去并得以发展；如果转型不成功，文明形态将会不可持续，这将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由此可见，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事关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也是事关人类文明形态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社会延续的大问题。

所以，绿色发展道路是人们逐渐摆脱黑色发展道路的路径依赖，从被迫到自觉选择的结果。不同文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程度不同，人们不断思考着以资源环境为代表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选择与文明发展阶段对应的经济发展道路。工业文明指导下的黑色发展道路，以资源高消耗、环境大污染的代价实现经济高增长，造成了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紧张。这要求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进入生态文明进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考，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绿色发展成为应对当今三重危机的战略选择。这一点不仅适应于发达国家，而且适应于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类国家选择绿色发展道路的起因有别，但是其本质内容并无两样。

三、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五位一体”的范式转型

1.发展主体的转型

黑色发展主体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无视生态利益的“单一理性经济人”，它是黑色发展的实践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单一理性经济人的本质目标，这就使得经济人把资源环境看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条件，生产者把资源环境当做实现最大利润的成本，消费者则把资源环境看成效用最大化的工具。这种“单一理性”造成了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视以资源环境为代表的生态利益，在外部不经济负效应累积作用机制下，结果就使人类社会由“空的世界”转变成“满的世界”（赫尔曼·戴利，2001）。

此时，人类需要在“满的世界”中重新选择发展道路，重塑发展主体。所以，发展主体就需要由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相背离的“单一理性经济人”转型为以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协调为导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同时兼备的“双重理性经济人”。绿色发展主体的“双重理性”，一方面要求发展本质上是实现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经济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把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降到最小的程度。综合来看，在绿色发展视野下，具备生态意识和生态理性的经济人，在大自然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内，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保障了生态利益，确保资源消耗速度不超过资源再生速率，环境污染排放不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不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范围内，从而使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达到协调。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双重理性经济人”与“生态人”（罗丽艳，2003；王国生等，2008；官锡强，2010）的本质并不相同。“双重理性经济人”是“经济人”在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做出的一种理性转化，即对原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上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由原来的单一理性的经济人转换为同时具备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双重理性经济人”仍然是在经济学框架下运作的，成为经济主体实现经济目标（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起点。进而，“双重理性经济人”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资源环境代价，弱化资源环境约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对，“生态人”则是一种“生态环境优先”的人性假设，可以说是一种“强化生态理性后的人”。可是，人类社会面临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这是公认的事实。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生的资源消费、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表面上是资源环境问题，但是本质上却是发展问题。发展是人类的最主要的目标，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应该依靠发展。因此，“双重理性经济人”与“生态人”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人性假设，前者更适合作为立论的基础，也是绿色发展的基本逻辑起点。

由此可见，绿色发展主体是对黑色发展主体的匡正与超越。“双重理性经济人”是对“单一理性经济人”的否定与超越，这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双重理性经济人”要求发展主体均要按照严格条件与绿色发展保持高度一致，具体而言：企业在赚取经济利润的同时，应该把绿色生产与运营制度考虑进来；消费者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念，转变传统的黑色消费模式；政府要改变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绿色发展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主体是“人”，人是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两种不同的发展范式内发地具有不同的逻辑起点。“单一理性经济人”是黑色发展的逻辑起点，“双重理性经济人”是绿色发展的逻辑起点。显然，逻辑起点不同，经济发展方式也就不同。黑色发展在“单一理性经济人”逻辑起点上，形成了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的黑色经济发展方式；而绿色发展则要在“双重理性经济人”逻辑起点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集约转型，构建起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的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由是观之，“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的转型便成为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转型范式中的关键一环。

2.发展目标导向的转型

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是不同的。黑色发展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为伴随特征，是以资源环境的高投入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张型经济发展方式”，其结果便是日益稀缺的以资源环境为代表的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资源环境约束如果一旦突破约束边界，经济发展则马上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由此可见，黑色发展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规模，也因此导致经济发展进入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因此，黑色发展是以“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不可持续性目标为导向。

在绿色发展时代中，这种导向亟须转型，经济发展目标应该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不可持续发展目标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为特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换。通过发展目标导向的转型，绿色发展范式才能得以逐渐确立起来。这种目标导向是在深入反思黑色发展目标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后才确立的。

黑色发展只重经济发展规模的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历程中也被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们极力反对。发展经济学家迈耶（1984）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再朝拜于 GNP的圣坛，而是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质量。”世界银行的托马斯（1999）等把经济发展质量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其中之一便是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的一些学者也力推经济发展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向书坚，郑瑞坤，2012；钞小静等，2011；刘树成，2007），多数学者认为资源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并一致认为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中国走上又好又快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所以，作为新范式的绿色发展，应该转变原有的只注重经济发展规模的目标导向，要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这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向。

同时，绿色发展目标还要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这是因为，按照量与质的关系，经济也是量与质的统一体，没有数量自然无所谓质量。发展经济必须追求一定的数量和必要的增长速度。然而没有质量，数量也就失去意义（魏礼群，2009）。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发展数量与经济发展质量也可能表现出非一致性的特征（刘海英等，2006）。所以，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保障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条件下，也应该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必须深入反思黑色发展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忽视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可持续目标导向，构建起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的新型目标导向。发展目标导向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就不同。所以，黑色发展与绿色发展就有各自不同的归途，黑色发展走向不可持续的危险境地，而绿色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势必会选择绿色发展道路，放弃黑色发展道路，无论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否发生。

3.发展模式的转型

发展模式是不同发展道路的“显现”特征。黑色发展道路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粗放发展特征，这种特征尤其对中国更具“普适性”，这也得到了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的论证（刘国光等，2001；吴敬琏，2005）。粗放的黑色发展模式体现为“低成本竞争”（刘世锦，2006）。这种低成本竞争主要是在政府或者企业通过透支资源与压制权利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种发展模式对企业或者政府来说是低成本的，但是却给社会带来了较高的资源环境代价（王宁，2010）。这种低成本由低要素价格决定，其中之一便是中国自然资源（包括环境）的价格偏低，这种价格没有反映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进而加速了中国低要素价格与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的形成。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自然资源价格较低，环境污染成本较低（当然还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等），中国选择的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势必使中国走上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道路。一旦黑色发展形成路径依赖，这种“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发展模式就会固化。然而，随着高资源环境代价的积累，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就会迫使人类在新约束条件下反思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于是，黑色发展道路中的“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模式就要向绿色发展道路中的“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发展模式转型。

绿色发展道路要求摆脱原有的“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是绿色发展范式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绿色发展范式的精华特质，所以，要全面理解“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按照外部不经济内在化的思路，把自然资源价格、污染排放成本反映到经济发展成本中。所以，相对于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由于内化了资源环境成本，肯定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成本（当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引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原材料等需求增加，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也会上升，从而也会加速高成本竞争发展模式的形成）。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削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因为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陆扬（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适度强化的环境管制可以“强化”污染密集商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可见，内化了资源环境成本的高成本竞争即使在短期内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将会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第二，“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代价逐渐降低、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弱化的双赢态势。高成本竞争要求经济发展主体（企业等）把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到经济发展成本中，随着资源环境成本的提高，经济发展主体必然要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努力摆脱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降低资源环境成本。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经济不断发展（可能发展速度不及黑色发展速度快），资源环境代价不断降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弱化。于是将逐渐实现绿色发展“相对脱钩”，即资源消耗总量、污染排放总量在增加，但是增长速率不及经济发展速率的“弱双赢”状态；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绝对脱钩”，即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总量、污染排放总量减少的“强双赢”状态。

4.发展过程的转型

黑色发展过程与绿色发展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同。黑色发展过程是典型的“线性强物质化”过程，是建立在假定资源环境具有无限性的基础上的，在“物质资源投入—产出增长—污染排放”线性机制的作用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一定会存在“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悖论，这是因为，它忽略了经济活动中非交换产品的直接成本，这些成本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外部性”——不由市场交换的各方承担，所以也不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它们主要包括以污染、资源消耗以及人口密集拥挤等形式体现的环境的恶化（理查德·布隆克，2001），这与理性的经济发展主体预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提高的目标不一致。

所以，黑色发展的“线性强物质化过程”，达到的是具有负外部性的帕累托非最优状态，经济虽然实现增长，却带来了较大的负外部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如果负外部性得以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即使保持不变，也是帕累托改进过程。而这种降低负外部性的帕累托改进过程正是绿色发展过程所强调的。

从黑色发展过程到绿色发展过程的转型，即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转换为“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绿色发展过程的非线性弱物质化，通过投入端的减量化、生产过程的生态化设计与改造、输出端的再利用和再循环等路径，彻底扭转“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线性强物质化发展过程；“非线性”要求要扭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线性式运营方式，“弱物质化”要求在绿色发展系统两端、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减量化。可见，绿色发展通过线性强物质化向非线性弱物质化的过程转型，实现黑色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其经济发展结果是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

从帕累托改进角度看，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内在具有双重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一方面，绿色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绿色发展通过负外部性内部化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黑色发展过程向绿色发展过程转型中存在的双重帕累托改进可能面临着风险，这是因为绿色发展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经过成本收益比较后其双重帕累托改进性质才能全面确定（一般而言，绿色发展收益要大于成本）；另一方面，在非均质世界（大国）视野下，由于世界中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不均质性质（主权大国可能也存在不均质的性质），绿色发展便会呈现出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非同步”进程，绿色发展水平和绩效存在多重非均衡式的“空间分异”性，也可能在一些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区域收敛的趋向。

5.发展路径的转型

黑色发展以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镇）化在中国语境下，城市化与城镇化的概念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在“城市”和“城镇”的使用上比较混乱：狭义城市只含市不含镇，而广义城市含市又含建制镇；狭义城镇含市和建制镇，广义城镇含市、建制镇和集镇。所以，严格说来，城市化与城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一般意义上讲，两者是同义语。与黑色现代化为发展路径。其中，黑色工业化是发动工业化的基要生产函数中没有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环境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工业化过程；黑色城市化是典型的资源非节约型与环境非友好型的城市化，是一种“大量挤占资源、扩展城市规模、无视城市质量”的粗放型城市化模式（魏后凯等，2011）；黑色工业化与黑色城市化的“集合”便是黑色现代化，黑色现代化是黑色发展道路的综合发展要求，是整个社会形成的以高消费、奢侈性消费、不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可见，黑色现代化是黑色工业化与黑色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共同构成驱动黑色发展的主要力量。黑色工业化为黑色发展提供了产业基础，偏重的产业结构使产业消耗资源量大，环境污染物排放量随之也大。黑色城市化为黑色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促进了大量“黑色”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资源非节约、环境非友好的特点。在黑色工业化与黑色城市化要求下，黑色现代化构成黑色发展的社会“容忍”形式，整个社会就在环境污染“笼罩”下，如果超过社会阈值，整个社会将面临崩溃的可能。

所以，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发展路径必须突破路径依赖，实现黑色工业化到绿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到绿色城市化、黑色现代化到绿色现代化的转型。绿色工业化通过对基要生产函数的生态化改造和产业形态的绿色化升级，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环境抗逆自净的新型工业化过程。绿色城市化是通过摆脱粗放型的城市化过程，建立起以资源节约、低碳绿色、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形态，奠定绿色发展的空间基础。绿色现代化则要求整个社会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态势，以及具有生态文明的良好意识和习惯。其中，绿色工业化为绿色发展提供新型产业形态；绿色城市化为绿色发展奠定一定的空间基础，提供生态要素集聚地；绿色现代化为绿色发展提供利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资本。绿色发展不能路径依赖，只有路径创新才能建立起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是绿色发展的大体一般路径，对于不同国家和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存在非均质性，应该根据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的差异化模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范式具有严格界定的科学内涵。要构建起完整的绿色发展理论体系，必须系统研究从黑色发展范式到绿色发展范式的转换，即“五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的转型，发展目标导向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为特征的不可持续发展目标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向“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转型，发展路径由“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向“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转型。其中，发展主体的转型是“主导”力量，发展目标导向的转型是“引领”力量，发展模式的转型是“支点”力量，发展过程的转型是“杠杆”力量，发展路径的转型是“驱动”力量，五者共同构成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的转型范式。

绿色发展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较优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应对三重危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发展中大国，实现由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的顺利转型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绿色发展作为有别于黑色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特定的内涵与路径安排。所以，每个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实际，切实按照绿色发展的内涵要求，选择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的适宜路径，实现彻底的绿色转型。同时，也要制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以保障经济发展范式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与要求进行转型。一般说来，要充分发挥不同政策的综合影响，而不能只靠单一政策，所以，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应该结合实际，制定可以发挥协同效应的“政策矩阵组合”，以确保绿色发展不偏离既定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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