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四年（1089），苏轼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前往杭州出任知州。到任后不久，他便向朝廷提交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请求政府出资修缮杭州的地方官官邸。

苏轼在文中说，杭州的机关用房，多半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早已成为危房。

让苏轼没想到的是，他的请求却一再遭到朝廷的拒绝，最终只能在离任前草草修缮了事。

“官不修衙”

所谓官邸制，是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但官员本人对此没有产权的制度。官邸制在中国古已有之。苏轼的不幸在于，他碰上了史上最严苛的“官邸制”。

由于古代实行“回避制度”，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以避徇情，因此，自秦汉以来，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便形成一种制度。为了安抚朝臣，以示皇恩浩荡，朝廷提供的官邸一般都是免费居住的。

北宋朝廷则将这种“免费居住”政策改为“有偿租赁制”。这一政策专门针对“京官”而言。当时，官员在京都任职而无私房者，可以申请租住官邸，每月按照规定缴纳一定的租金。

至于官邸的修缮与维护，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地方官没有自主修衙的权力。一旦违反规定，动用公款私自修衙，将遭到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既然是朝廷的住所，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不了几年就要走，也没有哪个地方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私掏腰包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从宋朝起，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

“危房”事件

对于以上种种条例和规定，熟谙官场的苏轼了然于心。他之所以冒着被斥责的风险向朝廷上书，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当苏轼第一次来到杭州担任通判一职时，他就发现杭州当地的官邸“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由于当时正处于王安石变法初期，朝廷为了富国强兵，曾于熙宁八年下令暂停京城内外一切官廨的修建，“过七年取旨”。苏轼因此不敢开口，只能在危墙之下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三年任期。

十五年过去了，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再度来到杭州，却发现人事变迁，唯有杭州官衙破败如昔，“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同僚们告诉苏轼，一旦遇上大风雨，根本没有人敢在大堂上待着。府中的军备武器，更是损伤严重。

这年六月的一天，杭州风雨大作，官衙的危房终于出了大事：风雨使得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同年八月，州衙的鼓角楼倾颓，“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两次事故过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此时，杭州的官衙危房已经严重影响到官吏们的生命安全和工作积极性。苏轼既不敢挪用公款私自修缮官邸，也没有能力自掏腰包，他只能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杭州官衙。

为了赢得朝廷的同情，苏轼做足了文章。他不仅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危房的颓废、破败刻画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高招：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

所谓度牒，即僧尼出家时所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在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官府还可以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在文中算了一笔账，“寻差官检计到官舍城门楼橹仓库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此外，他还愿意捐出自己的“公使钱”（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五百贯。

一再遭拒

为了增加胜算，从此不再置身“危房”，苏轼还抱住了朝中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的佛脚。他在文中写道：“伏望圣慈（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

此后，苏轼“三奏其事”，朝廷依旧没有回音。直到不久后杭州发生水灾，米价暴涨，瘟疫盛行，苏轼立刻上书朝廷，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请求减免租税，拨款救灾。这一次，朝廷同意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同时宽减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济灾情。

苏轼是这样打算的：将其中两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将这些米低价卖给老百姓，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可以“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则是此度牒一出而两利也”。这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苏轼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此事汇报给了上司。朝廷得知后，才同意发给三十道度牒以修葺杭州官衙。这相对于预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苏轼无奈之下也只能草草修缮了事。（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