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飞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新世纪以来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的基本类型

郑飞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在当代文学领域，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至进入新世纪，该类作品才大量出现。根据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及不同的艺术手法，可以将这些文本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回忆型、体验型和想象型，其中后两者在内容方面有一定交互性，但在创作技法上却有显著不同，想象型文本虽也有现实底色，但艺术手法更为夸张。这三种类型的出现，既有文学题材自身的原因，也与作家们的身份和经历、文学自身艺术手法的多样以及日益宽松的创作环境有关。

新世纪；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类型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在它的规约和指导下，建国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都集中在农村题材和历史题材，至于知识分子及关于知识分子的写作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①，几乎与此同时，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置于被改造的位置，1952年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下更是开展了全国规模的高校院系调整，“从此，中国所有大学被整合在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1](20)。在这种情势下，以大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片荒漠。据粗略统计，整个“十七年”期间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有两部，即扎拉嘎胡的《红路》(1959)和汉水的《勇往直前》(1961)②，八九十年代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如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和李劼的《丽娃河》，但并未形成太大的文学创作风潮。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文艺政策的调整、知识分子境遇的改善以及大学自身面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大学，在文学领域以大学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也随之增多，至此，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繁荣③。新世纪以来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不仅数量激增，艺术质量也有大幅提高。

以现实生活为参照基准、根据文本的展示内容，可以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大致划分为三种大的类型：回忆型、体验型和想象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类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方便研究，所以注重的更是小说对内容的艺术处理方法而非自然时间顺序。

一、回忆型大学题材长篇小说

所谓回忆型，主要指的是那些以自己或他人的大学经历为基础建构的小说文本，这类小说的故事背景多被设置于眼下的现实生活之前，讲的都是“过去的”故事。从实际创作来看，这些小说的艺术质量彼此相差很大，其中既有像马以鑫的《黄花堆积》那样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也不乏西乌拉帕的《西乌拉帕的幸福大学生活》这样流水账式的“伪小说”。前者是作者“红、蓝、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讲述的是主人公李大林从下乡的东北回城读大学的故事，再现了“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景象：在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下，大学更像“阶级斗争的战场”而非培养人才、传承知识的场所，其实《黄花堆积》最主要的价值也便在于写到了少有人涉及的“工农兵大学”这一大学的特殊形态，并通过生动的情节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工农兵大学”概念化的认识；后者则以自己的大学经历为蓝本进行创作，除了一一陈述自己求学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外，根本没有统一的思想主线或叙述主题，更缺乏深入的时代思考，与之类似，方交良的《泱泱中文系》和王雁雁的《我的东大往事》也都有这方面的弊病，因而艺术价值都十分有限。一般地说，那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小说作品更加情深意切，也更容易引起有相似经历的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转述别人的大学经历创作而成的作品则有明显的概念化和模式化之嫌，如王兰英的《清华学子》虽然主人公陈鹏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儿子，但小说总体上看仍隔了太多东西，除了对九十年代的清华风貌有所展示外并无太多可取之处，而且小说中过于明显的“名校崇拜”情节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它本就不高的文学艺术水准。

二、体验型大学题材长篇小说

所谓体验型，主要指的是那些描写内容与现实生活几近同步的小说，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虽然在这些文本中具体的时间点并不十分明确，但其中所写到的人与事却宛如发生在你我之间，正因为如此，这类作品与前面所提到的回忆型文本相比，它们对现实的切入才更犀利、对问题的表现也更直接。从具体的文本内容来看，这类小说多以揭露大学的阴暗面为主，如大学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扩大、大学自身过于严重的行政色彩、青年教师们的生存困境以及某些教师职业道德的堕落等。

根据艺术手法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体验型文本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三个小的类别：

第一类，从大处着眼、以宏观视角入手揭示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小说。这类作品多以大学里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主要描述对象展开创作，这类作品的作者大多有着多年的大学工作和生活经验，对大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都有自己的见解与认识，因此这类作品对反思当下大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汤吉夫的《大学纪事》、倪学礼的《大学门》和南翔的《大学轶事》等三部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大学纪事》的作者汤吉夫本人就是一位大学管理者，④因而他对大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有着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又是一位人文知识分子，这又使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绝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描述和思考大学。在《大学纪事》里，汤吉夫虚拟了一个在扩招大潮中急剧膨胀的“H大”，按照英国学者杰勒德·德兰迪在《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中的划分，“H大”处于被市场左右的阶段⑤，由原本一所历史并不长的师范学院改组而成的“H大”竟然先后拿下了一些硕士点和博士点，校长何季洲还扬言要争创国际一流，可他哪里知道“作为大学所指的一流，本身没有任何所指。一流大学是一个大学理念的幻影”[2](51)。然而，更为可怕的是，何季洲近乎疯狂的发展思路竟得到了许多办学者的一致认同，而对大学发展相对理性和冷静的副校长盛霖却只落了个被耻笑的下场。《大学门》和《大学轶事》中也对大学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扩张做了描述。《大学门》里，倪学礼围绕着内蒙古“E大学”申报电影学博士点的情节展开，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事件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E大其实本无申报电影学博士点的能力，但他们还是通过制造假材料、拼凑教师队伍、殚精竭虑地拜访专家等手段申报，其目的不过是扩大规模、增加影响，进而获得世俗的肯定，虽然金河、孟校长等人明知这样做不对，但在滚滚大潮面前，他们只有顺从根本无力反抗。《大学轶事》里，作者南翔分别从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点、博士点、成人班、校长等几个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入手，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今大学发展过程中的诸多乱相：G师大虽然地处偏远地区，但为抢得高校发展的一杯羹也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拼命上马博士点；大学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而微妙；在金钱与权力面前，对学术的坚守显得异常困难与珍贵；新时期的大学生们也早已不是“天之骄子”、无论是专科生、本科生、成教生甚至博士们无不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从结构上讲，《大学轶事》的几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从而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将以“G师大”为代表的一类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揭示出来。

第二类，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描述大学的作品。与前面作品的俯瞰视角不同，史生荣的《所谓大学》、《所谓教授》和《大学潜规则》，老悟的《大学校长》，邱华栋的《教授》，王宏图的《风华正茂》等则以大学里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学教师为主要描写对象，他们本应是“骄子中的骄子”，高高在上、光芒万丈，但在小说里，他们却并不是如此光彩照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大学校长、名声显赫的著名教授还是普通的大学教师，无不深陷在各种漩涡中，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己，甚至在现实逼迫下委曲求全。这类作品将原来笼罩在大学教师头上的耀眼光环无情摘下，并把他们还原到了普通人，这些小说里的大学教师们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愁、悲欢离合甚至阴暗心理。《所谓教授》里的白明华虽然身为教授兼学校教务处处长，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无耻之徒：为获得省里项目负责人的职位，他让自己的情人去色诱上司赵全志，他先是欲强暴何秋思被抓破了脸，继而又与同学刘安定本就不安分的三嫂飘飘勾搭在一起，全无大学教师为人师表的尊严；《风华正茂》里享誉学界的老教授屈明诚平日里固然清高，但在基地申请过程中也不得不卑躬屈膝，作为评议委员的罗教授则更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精于人际关系而疏于学术、私生活混乱的张伟戈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法语系的副院长；《大学校长》则将关注点投放到了大学领导层这一特殊领域，从而塑造了以副校长霍世杰为代表的卖官鬻爵、贪污腐化的学校高层领导和以梅自猷、韦俊彦等为代表的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中层领导。上述这些作品里的人物不仅与人们传统认识中的大学教师形象相去甚远，甚至还远不如普通人道德高尚，在该类作品中，邱华栋在《教授》中刻画的经济学教授赵亮相对来说最值得玩味：他早年学习中文，但后来为“出人头地”改学了经济，并成为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成功后的赵亮结交社会名流权贵，却又被对手联合妻子将之拉下马，有些落魄的赵亮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沦最终选择了通过放逐身心来完成自己的救赎，小说的叙述者、他的好朋友段刚虽然没有赵亮那般飞黄腾达，却也一直兢兢业业地耕耘在自己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俗”的赵亮和“不识实务”的段刚二人的“合体”似乎才真正是作者理解的“教授”。

第三类，直面招生过程中种种问题的作品。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生源质量的好坏都直接关系到它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大学如果不能招收到具备良好知识储备与学习能力的生源，它也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更遑论自身的长远发展与大学气质的形成。实际上，中国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成绩就几乎是大学招生的唯一凭据，这一手段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确为高校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金钱至上观念的形成，使得原本坚守道德高地的大学也渐渐减弱了对金钱的抵抗力，加之后来权力的强行加入，更是进一步摧毁了大学本就很孱弱的独立性，如此一来，大学招生过程中出现漏洞也便成为一种必然。原本公平、公正的高校人才选拔竟然变成了一部分人发财致富的生意和权贵之间交易的筹码，这其中甚至不乏学校领导，这种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的声誉和发展，更影响了大学的形象，在许多人看来大学俨然成为一个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3](248)，让人可悲可叹。老悟的《招生办主任》以职业教育领域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再现了当下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乱相，无论是台后的原良品、汪得勇还是台前的张民、李满德等皆是厚颜无耻之徒，前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捞取钱财，后者为争取从后台老板那里分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纷纷卖力表演，甚至不惜虚假宣传、坑蒙拐骗。吴茂盛的《招生办》和一苇的《招生门》则直接写到了当下大学里的招生内幕，这两部小说为身在大学之外的人们拨开了大学招生过程中的层层迷雾，也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大学招生过程中的公平幻梦。《招生办》让读者得知大学除了正常的招生渠道以外，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点录”、“补录”、“高校子弟生”、“保送生”等名目，而学生们为尽可能进入好的大学，甚至出现了“高考移民军团”——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在高校招生过程中有优惠政策，于是一些学习成绩并不好却又想考好大学的学生便向这样的地区办理转学手续，这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所谓“双赢”：贫困的地区可以得到经济支持和升学率，富裕地区考生则利用了他的招生优惠政策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这种看似卑鄙的手法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当下讨论甚为激烈的教育公平问题。而《招生门》更是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将高校招生过程中的艺考、体考、点招、自主招生、定向生、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小语种”单招等名目繁多的特殊途径都一一作了介绍，让读者读完之后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

作为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体性内容，体验型小说涵盖面广、视野开阔，几乎涉及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这些作品共同向人们展示了当下大学的真实风貌。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还有一些在读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大学生活所写的长篇小说，如张者的《桃花》与《桃李》、郭庆的《大学炼狱》、张立新与梅纾的《博士男女》、卫金桂的《中国女博士》、孙睿的《草样年华》等，但除了张者的两部以外，大都存在明显的艺术欠缺，故而在此不多做分析。

三、想象型大学题材长篇小说

所谓想象型，其实与体验型文本在内容上有一定相似性，如两者都以现实中的大学及大学中的人与事为创作底色，都对大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质疑等。但两者的区别更明显，概括地说，想象型文本较之于体验型文本在艺术层次上更进一步，它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状况的简单描摹上，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而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对之加以展示，以更直观、更全面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进而达到或反思或批判的目的。虽然想象型文本在情节创设和人物塑造上都与现实生活有不小差距，但它们所展示出来的问题却让

读者们似曾相识，剥离开遮盖着的种种艺术手法，这些或夸张、或寄寓的小说文本其实反映的乃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着的鲜活实例，如一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所谓教授们，再如教授评价体制中的种种荒诞行为等，从具体的艺术手法讲，这些想象型文本多用夸张的情节创设或人物塑造来实现或讽刺、或寄寓、或反思的目的。石盛丰的《教授横飞》别具心裁地以一个因没评上教授而气死的鬼魂的视角，近乎全知全能地将大学里的人与事一一剖开：学术泰斗虽早已离开学术界却还空顶着名头；那些所谓的重量级教授则要么是些沽名钓誉的小人、要么是些虚张声势之徒，有些甚至还借自己作为导师的身份之便公开占女学生便宜，学校对此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看似公平的职称评定，在金钱与权力面前更是一纸空文。老悟的《教授变形记》着力塑造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学教授——皇甫钟贤，他不学无术，却靠着与他年纪相仿的干爹、也是锦海大学校长的司马新发的荫庇当上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的负责人；他的藏书虽然多到以房间分门别类地编号，但这些除了向人炫耀以外他都没看过；他数量众多的所谓学术专著，要么是抄袭要么是篡改；作为学部负责人，他刚愎自用，凭借自己在学校盘根错节的复杂身份背景，稍有不从者他便使尽手腕；作为教授，他上课靠贩卖色情典故以吸引学生，还不知羞耻地自吹自擂；作为丈夫，他因色起意，不过是想借妻子的财与权上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皇甫钟贤式的大学教师，但作为文学形象，他却有着深远意义，实际上，作者通过皇甫钟贤批评的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个个人。与之类似，《风雅颂》中的杨科也是这样一个肩负着作者深邃思考的人物形象，在小说里，身为京城清燕大学中文系诗经研究专家的杨科有着一系列离奇经历：如虽亲眼看到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在自己家里偷情却选择了忍气吞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当作精神病送进精神病院，而他在那里给精神病人们讲《诗经》却比在大学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他逃出医院返回家乡后于众多妓女间混迹多日；后来他还发现了新的文化遗址等等。所不同的是，其实杨科身上的内涵比皇甫钟贤更复杂、更难以言说，他既代表了一群象他那样在大学里命运不济的年轻教师，更承载着作者对于文化及人文精神的思考。

四、余论

追根溯源，虽然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绝对数量很是可观，但都不外乎以上三种类型，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根本上说，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它真正的爆发与繁荣实际上不过是新世纪最近几年的事情，虽然也有一批优秀作品问世，但其力量还很弱小，更称不上成熟或完善，所以，这类小说实际上还处于初步的尝试阶段，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艺术手法运用还都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处于起步之初的这类小说在创作上难免会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因而很容易将之归类。另一方面，大学题材长篇小说所描写的对象与空间的固定与狭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些文本的内在张力，它们想要推陈出新也的确很有难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导致了该题材小说创作上的相似。总之，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学题材，加之自身题材的作用，共同导致了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的类型化趋向。

其次，作家个人的身份和经历直接导致了该类题材三种类型的产生。从年龄构成上讲，本文所提到的这些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扩招之前接受大学教育的，虽然学校各有不同、教育形式也多种多样，但大学的整体氛围却并无本质的不同，如都是精英教育、都充满着激情和理想、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等。作家们的大学经历一方面给了他们美好的大学回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接受了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前者作为创作素材熟悉且难忘，后者则提供了必要的文学创作技能，两相结合便很容易导致回忆型作品的出现。同时，那个特定年代大学生们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让这些作家在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的大学时，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思考并发出声音，尤其那些身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是突出，这直接催生了体验型文本的出现，也正是由于这些作家们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才使得这些体验型文本多以揭露大学阴暗面为主要表现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热衷于揭露大学阴暗面绝不代表他们不关心大学，相反，他们十分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办好，他们之所以对中国大学“痛下杀手”并不是想借此吸引眼球，更不是有意丑化或抹黑神圣的象牙塔，而更是出于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

再次，文学作品自身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为上述类型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一种重要且成熟的精神文化产品，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完善，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创作技巧，这些创作技巧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方便：既让文学作品丰富多彩，也为作家们创作提供了多种可供挑选的余地。单就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由于一些创作者自身所处的特殊位置，使得他们在对身边的人与事作出评判或发表意见时，有时不得不采取更委婉的方式，此时，文学自身的创作技巧便有了用武之地，托物言志、夸张、象征等文学创作技巧都给了这些作者们极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当面对现实问题想发表意见而又不得不有所回避时，作家们便转而求助创作技巧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从而既实现了自己的表达欲望，也不至于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把自己摆在标靶的位置，也算是一举两得，第三类想象型的作品大多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的。

最后，日益开放的言说空间与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自己的想法与言论，除个别极端的例子外，对各种问题与弊病人们似乎都可以找到正当的言说途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大学的批评。同时，以教育和宣传主管部门为代表的国家行政机构为使大学更好地发展，对揭露和批评大学黑暗面的言论及意见也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为上述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生长土壤。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为数众多的大学题材长篇小说的出现，才使得上述三种类型的划分成为可能。

注释：

①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知识分子政策，甚至为使知识分子更好地为新生政权服务，还由国家行政部门出面发动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如对萧也牧、俞平伯、胡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的批判等。

② 程树榛的《大学时代》和康式昭、奎曾的《大学春秋》虽然创作于50年代，但真正出版却已是80年代的事情了，故而将它们归入80年代小说行列。

③ 据笔者统计，新中国成立来以大学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不过六十余部，在这其中新世纪就有三十部左右。

④ 汤吉夫曾担任过廊坊师专即今廊坊师范学院校长。

⑤ 杰勒德·德兰迪在《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中的分析到：大学自诞生以来，分别被教会势力、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力量、市场以及喧嚣的文化论争等力量先后挟持，从而被动地成为它们本质力量的外在显现物。参见[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 侯定凯.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 比尔·雷丁斯. 废墟中的大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史生荣. 所谓大学[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The three basic novels of college background in the new century

ZHENG Fei
(The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ree basic types of novels of the college background has long stayed can be found in the new century, which can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ext content and the real life and the different artistic techniques: They are the memory type, the experiential type and the imagination type. The latter two types have some interactions in terms of content,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creation techniques, although the imagination type has the background of reality, the artistic is more exaggerated. The emerging of these three basic types, not only relate with literature’s theme, but also reflect the writer’s identity and experience, various techniques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more and more relaxed creation environment.

the new century; the theme of University; long novel; types

I206.7

A

1672-3104(2014)01-0201-05

[编辑: 胡兴华]

2013-09-22；

2013-11-25

郑飞(1984-)，男，山东济宁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