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杰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先生“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直可谓梁启超时代”[1]111。而在这个“梁启超时代”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史学研究，任公先生本人曾自称“我自己素来耆好史学”[2]之三十八，5，好友林志钧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撰写序文亦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已。观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3]第一册，3上述皆非虚语。基于梁启超先生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深远影响，学术界历来对其评价甚高，而称谓亦各不同。王秀青称之为“‘新史学’的创始人”[4]；葛喜生称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5]；李喜所、耿志云和崔志海等分别称梁启超先生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6]和“奠基人”[7]；蒋广学先生亦以“新史学的奠基者”称之，并进一步阐释说：“其一，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更是一位历史哲学家，或者说是一位义理史学家；其二，从时间上看，愈到晚年，他愈重视史观、史论、史法的研究，他将历史学看成是实现人生目的必备课程。这是他作为新史学奠基者的本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