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134)

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杨东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134)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参议员；参议会；政治参与；陕甘宁边区

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可谓是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的历史时期，也是乡村建设的延安方针与中共革命的延安道路实现了并行不悖、难分轩轾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共通过重构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体系而产生的基层参议员，成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尽管也有些著述对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进行过考察，但是很少将基层参议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翔实而细致的梳理。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参议员至少在数万名以上。如此庞大的参议员群体，他们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从实际历史事实观之，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参议员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业绩。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基层参议员与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基本状况

中共自其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摧毁旧的制度、建构新制度的历史。抗战以来，中共通过民权主义作为旗帜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以重塑基层社会的权力主体。在此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直接民权的形式整合基层社会，最终在“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下，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乡土社会认同感的“好人”——参议员。参议员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成为新的制度格局下的新型权力结构主体。

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是按照边区所属各县、乡的自然村数或居民小组以及人口规模来选举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每届参议会所选举的基层参议员至少都在3～4万名左右。基层参议员之所以占据着绝大多数比例，因为基层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堡垒，广泛选举基层参议员，通过他们代表民众行使权利、检查政府工作，是边区政府践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原则。与此同时，边区政府根据广大农村极其分散、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的客观形势，在乡一级又实行“固定代表制”。即按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地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之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基层参议员需要更大数量的规模，才能实现这种“固定代表制”的模式。另外，通过选举大量的基层参议员，也有利于边区政府所倡行的乡村自治。

从基层参议员的社会阶层及其出身来看，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贫农和中农是基层参议员的主体构成。但是随着普选运动的渐次展开，其社会构成也有了很大的扩展，不仅有少数民族和工人、妇女被选为参议员，而且相当一部分地主士绅也被选为基层参议员。特别是“三三制”模式施行以后，参议员的社会构成与阶级成分有了显著变化，不仅有国民党员，也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在这些参议员群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和士绅群体。因为将他们选为基层议员，不仅体现了基层民主的广泛性，同时也是中共为适应战时局面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然，由于陕甘宁边区既有老解放区，也有刚接管过来的新区，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而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共在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主体过程中的一些鲜明特点。

毫无疑问，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也有别于国民党的宪政制度。它是在战时条件下，通过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主体，并依据战时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建构的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由此而形成的基层参议会制度和参议员群体，不仅是乡村民众认识民主的一个重要信息源，而且也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里，人们不仅行使着当时条件下最为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得这片曾经最为落后的地区，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议政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是在基层自治的制度模式下展开的。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也体现为一种民主建设运动。因此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首先就体现为议事管事的政治参与实践。

在战时的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以参议会、乡“一揽子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群英会”等形式，开展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践。无论何种参与形式，其最终目的是如何促进生产。因此所谓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更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进行生产建设。一如任弼时所说：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1](265)。因此在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中，提案议案是参议员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作为基层参议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与基层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事务。因此，举凡社会生产建设、灾荒救济、妇女地位与婚姻、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提案议案，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这些关涉基层社会的提案议案对于促进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互助合作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这种组织形式就在西北农村地区有着广泛的运用。因此在中共大规模推动互助合作运动之前，通过劳动互助促进生产建设的提案议案就成为参议员关注的重要议题。就在1937年9月召开的延安县参议会上，一些参议员就提案倡行互助合作。这一提案议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延安县政府的采纳，在延安县政方针和延安县民主政府纲领中，都明确将互助合作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方针，并在救济延安境内灾民的实际行动中，以“责成互济会切实救济难民”的方针予以贯彻落实[2](493)。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同样在参议会上提案建议设立运输合作社，在促进运输业发展的同时，改变乡民的日常生活。这个提案不仅在靖边得到了响应，在定边县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宣传动员，定边县不到两个月，就组织了262头牲畜，集股482.5万元，通过运盐实现了发家致富[3](259)。由于互助合作的提案议案以及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边区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强调指出：“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4](214)

在基层参议员的提案议案中，防灾备荒也是他们至为关注的内容。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具大陆性、高原性的干燥寒冷气候，是灾害频发之地。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参议员纷纷提案建议设置“互救会”组织。如庆阳县副议长任绍亭、合水县副议长杨正甲以及定边县白文焕、高崇珊等人分别提出议案指出，创办义仓可“防患未然，以备荒年救灾之用”。这些提案旋即得到回应，陕甘宁边区政府据此发布命令要求“积极劝导人民普遍创立义仓，加紧备荒”[5](356)。除此之外，一些参议员还专门提案指出要实行灾荒报告制度。如镇原县的陈致中、杜云程、刘平海等参议员，针对镇原灾情严重的情况，专门提案要求政府对灾情存案备查。另外，一些参议员还提出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应对灾荒的提案。在绥德县，一些参议员提案指出：“植树造林是边府之重要号召，近年来木材之支用日甚一日，而保护树木成绩异常不够。植树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又能减少水旱灾荒风沙侵袭。种柠条可解决部分缺乏炭烧及铺瓦屋顶。”针对参议员的提案，绥德县政府提出具体解决办法。[6]

在基层参议员的众多议案提案中，妇女地位和婚姻问题同样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领域。特别是一些基层女议员，更是在维护妇女地位和权益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出议案。诸如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严禁缠足和买卖婚姻的提案，在各级参议会上被频繁提及。如米脂县女议员在参议会上就提议指出：① 政府应在保障人权的原则下，限定结婚年龄，女子不过16岁，不得出嫁。② 政府应多设法教育这些人，叫他不要专为利，而妨碍子孙后代。③ 如果由父母包办订婚于两家者，应由女子选择，父母依法处办，如有聘礼，根据双方情况酌量办理。④ 寡妇改嫁时，娘夫两家不得干涉及从中卖钱，他人更不能收受贿赂，违者依法处办。[7](40)

基层参议员除了关注如何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一些不良的社会陋习和行为如赌博、抽大烟和农村“二流子”也极为重视，故而在他们的提案议案中不乏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如在绥德县二届参议会上，就有不少参议员指出：“政府提出改造二流子后，收效不小，但是还有些二流子没有完全改造过来，有碍生产建设，所以继续改造旧有二流子，以防止新二流子的产生和发展。”针对这一情况，绥德政府提出了具体办法：① 由政府负责找职业；② 由大家注意抓紧督促，并帮助建立家务；③ 各级政府应严格禁赌，抓紧教育二流子，自卫军应经常检查。[6]在延安县，首先通过乡参议会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例如生产、禁赌、禁嫖、禁窃、保禾、治安等等，共同遵守，违者除须罚出羊畜或猪资外，另外接受公约的处罚——这是一种耻辱的处罚。按此约精神，“乃政府当局利用民间惯例，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的一个办法”[8](80)。

实际上，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不仅体现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而且还体现为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从而达到影响或改变政府的决策。所以参议员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还根据群众所提意见和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一些制度法规。还有些参议员特别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参议员通过不同形式开展调查，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议案。如延川县参议会副议长高敦泉及县议员梁涵川，不辞辛苦深入民间，搜集民意然后列为八项，提供政府采择施行。由于这项调查提案资料非常详实，延川县政府亦立即加以讨论，并付诸实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参议员政治参与的效率和热情。[9](813-814)

对基层政府人员的监督与批评，始终都是参议员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这种监督与批评就更为集中。如在绥德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展开讨论时，议员们“讨论情绪很高”，针对县长的工作报告，议员们更是发言踊跃，有10人登台讲话。[6]延川县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议员们共向政府及军队提出了1 475条意见，内有民事方面的问题482件，刑事问题111件，民众负担方面有179件，对各级政府的有661条意见，对军队的有40条意见。[9](808)实际上，参议员在讨论批评的过程，也是在检查政府工作的过程。通过参议员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与批评，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根据1945年选举中的相关统计，在延安、鄜县、延川、志丹、曲子、合水、镇原、新正、新宁、赤水、吴旗等县提出的21 385件问题，除一些较为复杂需要仔细研究的之外，已经被解决的达17 507件，占总数的81.8%，未解决的3 875件，占18.2%。[10]特别是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如土地租佃、债务关系或家庭纠纷等，有的甚至是存在多年的，都认真研究予以解决。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

如果说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是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是一种“议”的活动，那么依据“议”的结果具体执行相应的任务，即所谓的“行”，就是要带领民众积极抓建设促生产，走在群众的前面，要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学习、生产、武装工作的模范”。[11]综观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建设

为促进乡村经济建设，参议员们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组织变工、兴修水利、创办工厂等各种途径全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耙梳相关资料，有关参议员着力于乡村经济建设的事例俯拾即是。

延安县裴庄乡参议员田二鸿，为促进本乡的农业发展，亲自组织变工和开荒除草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将裴庄乡建成模范乡，王二鸿还与村民制定了裴庄乡村规民约，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劳动生产，真正做到早起晚归，家家变成勤劳家庭”。同时要“真正实行储蓄，节约，保证不浪费一粒一粟粮食，做到家家‘耕二余一’”。并且能够“改良牲畜饲养，做到经常垫圈，按时喂饮，确实减少牲畜死亡率”[12](59)。通过王二鸿的积极努力，不仅实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既定目标，使得裴庄乡成为边区的模范乡村。

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方面，参议员们同样不遗余力。定边县参议员马海旺曾从一位四川人那里学到了修水利的技术，随即开始修水地。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本村及定边渠两个村子16户人家修水地试种稻谷，5年共修水地60亩，其中他一家就修18亩，产稻谷1600余斤。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干旱灾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13](796)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积极开展水利建设，试办水漫地，不仅实现了粮食的增产，而且也保护了水土的流失，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在植树造林方面，安塞县马家沟陈德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发展农村副业。在陈德发的带领下，全村原计划植树500株，实际植树1 500株。“全村出产的梨果，就够有水果树的9家人买布交公盐代金而有余。”[12](15)

在创办民营工业方面，米脂参议员姬伯雄、姬旭昌、李旺荣创办的米脂万合毛纺工厂，就是其中的代表。万合工厂除了让工人入股，实行分红工资。全厂有四十余个工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学习，由厂方指定文化高的人担任教员，并由厂方供给课本、笔墨、纸张。[14](651)盐池县议长靳体元所创办的元华工厂，仅1943年就完成了衣胎12 000套，被胎4 000床，毡帽10 000顶，保证了供给。同时该厂吸收了群众的股金，年底获得了2 600元的红利。[15]

(二) 文化建设

在陕甘宁边区的众多参议员当中，有着不少的民间艺人，这些民间艺人对乡村文化建设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曲子县议员、农民诗人孙万福和新宁乡议员、南仓社火艺人刘志仁就是其中的代表。

孙万福作为一名参议员，尽管一字不识但好歌善吟，出口成章。尤其是他所创作的《高楼万丈平地起》，在边区广泛传唱。与此同时，孙万福还用诗歌的形式自编了《二流子要转变》：“二流子，馋又懒，东游西逛吃洋烟，把好人吃成瘦人，瘦人吃成病人，病人吃成坏人。吃得腿长脖子细，家里没有二亩地。公家听着要反对，邻家骂你没志气，婆娘骂你没脸皮。又没面又没米，娃娃扯住你的衣，因此一心要转变，葫芦、烟灯一齐拌，受奖励、勤生产，多开荒地多种田。”[16](132)在他的帮助和教育下，许多懒汉二流子都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久，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也传遍了边区。

新宁县乡议员刘志仁，通过对旧有的社火秧歌进行吸收改造，群众在新秧歌中听到了他们熟悉的和想知道的事迹，他们说“把现在的实情。用新曲子唱出来，真比听讲还美着哩”!又说：“刘志仁的新社火咋日鬼的，把咱们做庄稼的那一行也编了故事。”由于他每年都有新创作新的演出，使得他的社火越闹越红越闹越美，以致当地群众说：“宁听刘志仁的新秧歌，不看×××的大戏。”[17](291)不仅如此，刘志仁同样针对乡村社会的不良习气，从文艺方面给予改造。当他看到村里有个青年小伙子整天游游逛逛，不劳动生产，刘志仁就编了个《二流子》秧歌剧教育他们。由于南仓民众大半参加了耍社火，所以几年来消灭了抽烟、酗酒、赌博、打捶等不良现象。正如周扬所说：“老刘除了作为一个优秀的群众艺术家以外，同时更重要的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边区公民，他心中充满了对于边区的热爱、对于党和政府的拥戴，时时刻刻记着为群众服务，为大家谋利益。不仅通过耍社火的艺术活动方式，也通过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式。他积极推动南仓村的生产运动，他教过妇女半日校，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教员，他为群众编对联写对联，也进行卫生放足破除迷信等教育活动。同时发动了南仓群众办起民办小学和黑板报。在艺术活动上他也不是狭隘的只看重本位利益的。”[18](9)

(三) 教育建设

基层参议员在乡村教育建设方面，同样是不遗余力积极参与。他们一方面在参议会上呼吁建立乡村学校，一方面主动参与到乡村教育当中。

合水县参议员杨正甲，为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带头捐款5千元，并说服公、私商户集资47万元，为学校添置桌凳，维修房屋，解决了当时学生上学难的问题。[19]同时他还动员民众响应边区政府开展文化建设运动的号召，很快在西华池一带办起了7所农民夜校。当年冬天又转为冬学，组织群众掀起了识字学文化热潮，使不少“睁眼瞎”粗识了文字，有的人还脱了盲。靖边参议员高吉祥一方面在参议会上提出“大力兴办学校，动员学生入学”的提案，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奔忙于一村一庄动员学生入学。由于他“对家长学生入学有很大的感召力，一时学生入学猛增”[20](12)。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参议员亲自执教，以促进乡村教育质量的提升。如吴堡县参议员高荣卿积极从事教育事业，同时积极贯彻勤俭办学方针，组织师生大搞勤工俭学，努力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减少政府补助经费；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号召师生勤动脑，勤革新。由于该校教学质量甚佳，不少人后来成为党政领导部门的骨干，有的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绥德县参议员张敬斋在担任绥德县立女子小学校长期间，积极整顿校风，废除体罚学生的旧制度，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置教学设备，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走遍全县各学校，摸清了全县的教育现状，为指导全盘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四) 卫生建设

鉴于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事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一些参议员一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同时通过积极创办乡村卫生委员会和医药卫生合作社事业，形成了包括刘建章创办的南区卫生合作社、李常春创办的保健社、周岐山创办的医药合作社等在内的众多医药合作社。其中志丹县三区医生周岐山创办的医药合作社，由于热心治病有请必到，经常送诊下乡。[21](74)清涧县参议员、著名中医霍静堂，在 1942年毅然将其药铺过半数之多的中药材投入到公私合营性质的清涧县人民保健药社。他一方面在家和他人经营药铺，一方面在保健药社坐堂义务应诊。从1944年至1947年1月止，霍静堂在人民保健社应分股金500多银元，但他想到保健药社底子薄，资金不足，分文末拿，将这笔款存在县人民政府一科的资金帐上，作为保健药社的发展基金。[22](126)

还有一些参议员努力与巫神作斗争。其中定边参议员崔岳瑞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崔岳瑞作为一个反迷信斗争的实际工作者，经过自己的宣传，在三边地区出现了一个什么神都不敬的村子——卜掌村。据1943年调查，“在卜掌村里，只有一家有宗牌。各家梁上，都没有神符，都没有神位，都不信神，过年不烧香，有事不请阴阳，不念经”[21](37)。为此，著名作家李季还专门为此创作了《卜掌村演艺》这一文学作品，以彰显崔岳瑞参议员的模范事迹。可以说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这些参议员们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从上不难看出，基层参议员在乡村建设各项事业方面，无疑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正如刘景范在边区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边区生产的发展及其他各项工作的进步，是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不能分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是边区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23](738)进而言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些被政府称之为“模范”、被民众称之为“好人”的基层参议员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下，在切切实实地关涉民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中，最终实现了乡村建设的历史性跨越的。

三、参议员乡村建设的特点

纵观20世纪前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说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集中在地势平坦、信息相对畅通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是由一些有相当文化素养和水准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声势较大的社会改革运动，那么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则是在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西北地区而展开的。如果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从中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些历史特点。

第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由于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认识的差异，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只是注重教育和技术的一些局部的改良，而并非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正是乡村建设运动的这种局部的改良性质，导致乡村建设运动的彻底失败。梁漱溟在1935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也承认，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好事”[24](573)。而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所呈现的却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也就是一切从人民的生活和实际利益出发，只要不符合民众的生活和实际利益的都要进行改造和建设。特别是要对乡村社会旧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造和建设，以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因此，以全方位的建设为指导开展乡村建设，是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必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第二，参议员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是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平心而论，民国时期的乡建团体也在倡行乡村自治。但问题的关键是，乡村自治必须是以基层政权建设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基层政权建设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25](147)但是这一点恰恰是乡建知识分子不具备的。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在与农民的革命动员紧密结合的同时，也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紧密结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起，一方面通过基层政权建设重新塑造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另一方面，中共又以基层参议会作为载体，将民主自治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由此形成的乡村建设路径，构成了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三，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尤其注重乡村社会的互助合作。应该说民国时期乡建派也重视对互助合作的提倡与实施，但是乡建派所倡导的互助合作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信用合作社上。而生产合作社所占比例却很小，更重要的是，乡建派的互助合作成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农民，绝大多数农民则被关在了合作社大门之外。陕甘宁边区则将众多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大大突破了旧有的只在本族范围内开展互助合作的习惯，互助合作已不仅体现在开荒、锄草、耕种、运粪、收获等农业生产中进行劳动互助，而且在生产渡灾、开渠、修滩、筑坝、纺织、运输、家务劳动、副业生产等方面也广泛实行了互助合作。有的劳动互助组又发展成了劳动合作社。此时的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业已成为边区乡村社会生活的枢纽，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综合性合作社，由于承担起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公益事业，更是成为“当地农村的核心”[5](369)。可以说此时的合作社，突破了原本作为经济组织的局限，通过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

[1]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延安市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马骥.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史料选编(上)[M].定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边县委员会,2007.

[4]史敬棠,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5]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绥德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会议记录[Z].绥德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5-2.

[7]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0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8]王丕年.延水东流——王丕年同志革命回忆录[M].哈尔滨:黑龙江《晚霞》编辑部,1997.

[9]延川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10]一九四五年乡选工作总结[Z].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808.

[11]谢觉哉.县参议会怎样开会[N].解放日报,1942-3-6,(3).

[12]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M].大众书店印行,1946.

[13]志丹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14]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3编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5]刘漠冰.靳参议员兴办实业与地方公益[N].解放日报,1944-12-6,(2)

[16]高文,巩世锋,高寒.陇东革命歌谣[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17]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集[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291.

[18]周扬,等.民间艺人和艺术[M].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

[19]合水文史资料:第1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水县委员会,1997.

[20]姚勤镇.三边情愫[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21]医药卫生的模范[M].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印,1944.

[22]清涧文史资料:第 2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清涧县委员会,1990.

[2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4]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5]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Grassroots senators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YANG Dong

(College of Marxism,Tianjin Commerce University,Tianjin 300134,China)

In the Yan’an period,a large number of senator groups reshaped the main village power structure.They were both political participant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ctive practitioner in rural construction.This new role not only expanded their social author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but also,to a large extent,transformed rural society traditional.As an important democracy carrier,senators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major force in rural autonomy.Under the CCP strong social mobilization,they organically combined democracy autonomy by the council as institutional basis,and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by rural reform and social revolution simultaneously.

rural construction;political participants;senators;senate;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K265.1

：A

：1672-3104(2014)05-0248-06

[编辑:苏慧]

2014-03-18；

：2014-06-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陕甘宁边区县政与县长研究”(13FDJ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10&ZD107)

杨东(1978-)，男，陕西府谷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