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穷

西藏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只有藏戏和格萨尔说唱艺术。那曲作为格萨尔文化重镇，是格萨尔艺人的故乡。40岁的次仁占堆，2006年被列入格萨尔说唱传承艺人行列，2008年获得国家级格萨尔说唱艺术代表性传承人资格。他和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合作，整理、抢救了360首格萨尔说唱曲调。

40岁的次仁占堆刚躲过一场病魔的侵袭，看上去比几年前消瘦很多，气色也大不如从前。他的故事馆开在一家宾馆的底层，生意不温不火，但他每天都出来亲手打理店内外的一切琐碎，事无巨细、乐此不疲。

得知我们的来历，他跑很远的路来接我们。忙里偷闲，很愉快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讲述了他和格萨尔艺术那些不得不说的往事。

格萨尔艺人的故乡——那曲

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长史诗，它既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这一为多民族共享的口头史诗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无数游吟歌手世代承袭着有关它的吟唱和表演。

格萨尔王传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向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历史形态和丰富的资料，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史册。

史诗中的格萨尔有超人的智慧和本领，一生征战，打败强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史诗以幻想的夸张手法把格萨尔神化，表达了人民的某些愿望，也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上复杂的部落、民族关系。

原那曲著名格萨尔学者李彬保护下来的研究材料包括：那曲地区格萨尔风物传说光盘、关于史诗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照片、那曲格萨尔风物传说文字稿、艺人简介文字稿及那曲地区流传的格萨尔艺术衍生产品、强盗歌藏汉文对照文字稿等。

李彬认为那曲是中国格萨尔说唱艺人最集中的地方。

次仁占堆的骄傲和困惑

西藏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只有藏戏和格萨尔说唱艺术，那曲作为格萨尔文化重镇，次仁占堆说他个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感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今年我们和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合作，整理、抢救了360首格萨尔说唱曲调（包括岭国所有战将，敌方的几十名人员，有些仙鹤和战马都有各自固定的唱腔），我们把它录制成伴奏带以便于利用和长期保存，这是我最新完成的工作，意义很大。”

对格萨尔艺术工作的艰难程度，次仁占堆形象地比喻：既然已经从事这项意义重大的事业，我的工作就像爬悬崖一样，有梯子、脚凳最好不过了；没有这些我就拽个绳索也得攀上去；如果这个也没有，我手抓脚蹬也得想个办法出来才行，心气不能输。“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整理格萨尔故事这块，国家非常重视。特别在群众中，格萨尔故事深入人心。前辈们所编写的格萨尔故事的历史基础非常扎实，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喜欢格萨尔的故事。这样，工作上不像以前，压力很大。首先，刚才说了格萨尔的故事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历史，格萨尔故事以前在西藏很受重视，原因是这样的——很多西藏史书有记载，很多著名学者也做过解释，吐蕃王朝灭亡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统治全西藏，约几百年西藏处于崩溃状态，各地出现了众多自立的国王，把当地民众归为自己的奴隶，占领有利地域，割据一方，形成了很多小邦，以强压弱，社会发展很不均衡。这个时候，格萨尔王就出现了。格萨尔王以宗教和政治的平衡推进来促进社会发展，故事里说；六道皈依，三界共和。三界和谐就是消除不平衡，推进平等。六道皈依就是不滥杀无辜，这本身符合人的本性，格萨尔王建立了统一而和谐的家国，那时候国内外都无不称赞他是真正的国王，不谋私利，一心为众，号称世界雄狮格萨尔王就是这样来的。如果格萨尔不称其为高原上的英雄，格萨尔的故事自然也就不会存在，编造这样长的历史故事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们宗教上讲，没有格萨尔神通广大的本领，草原上没有上过学的小孩不可能完整地把他的史诗说唱出来。格萨尔的故事有两三百本，过去形成书的大约两百多本，这里没能研究的和新产生的加起来范围就更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搞这项工作，经验和能力很重要，所以困难就在这儿。”

其二是说唱格萨尔的艺人太多。从生活上讲，格萨尔的说唱艺人与其他行业相比比较简朴，他（她）除了专门说唱格萨尔故事，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根据次仁占堆介绍，解放前，格萨尔说唱艺人生活艰苦。“当时西藏社会处在农牧主的压迫下，牧区群众的生活非常艰窘，艺人的生活条件也不好。比如某头人家有喜事，就叫个艺人去说唱，就那一天他能拿到应得的一点报酬，一点青稞也好，头人们吃剩下的也好，就这一点。这一天过完就完了。有点好处是不用低头求人要食物，他可以轮流去各部落说唱，每到一处说唱一次，听说他得到的酬劳有羊肉一腿，青稞一盆，一小袋糌粑等，这些可以维持他几天的生活，有关的格萨尔谚语记载；说唱艺人不会挨饥饿，也不能储蓄财物，也没有时间料理财物，他要到处去说唱，他们跟现代艺人比苦多了，但跟当时的牧人比他（艺人）还是比较幸运。在我们那曲艺人的历史上，很多前辈，像比如县的那雄加日艺人而言，每当有大型聚会时那雄头人常找他商量事宜，这说明他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嘉黎的艺人嘎鲁，当时他在他们那个区域是个部落的首领，他能说会道很有本事，说唱的故事已录成书，很有名声。那曲地区班戈县以前有个叫绒布果嘎的艺人，此人也特别能说会道，特别是遇到些需要调解的纠纷时他去，调解后所产生费用的一半归他所有，像他们不仅是个有名声的艺人，在社会上也有小官员的待遇。当然了，更多的可能还是普普通通的贫穷艺人，靠一张嘴过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作为现代草原上的知名艺人，次仁占堆不无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牧童生活：“那时，我在牧区的草原上大大方方过日子，有匹快马骑心里就高兴，前面遇到个生意就开心，现在的话交通工具这么发达，去拉萨马上就到了，有个好看一点的心里就高心，如果差点的就会难受的，这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现在就是好，科技等什么都在发展，这就是幸福。社会在迅速发展的时候，生活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生活越发展心情越高兴，很想多干点工作。我在牧区生活的时候，牧人的生活里除了马牛羊，就是去看赛马会，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却没有想到要在赛马会说唱格萨尔的事，那时候我没有要把我的格萨尔故事宣传推广的想法。现在走过很多城市后，才有一种想法，我要把格萨尔的故事不仅传播全国，还要传遍全世界，人的视野一旦宽阔想的就越多，想做的事情也越多，这也许就是人类进步发展的一种过程。”

一抬眼，看到演唱厅的顾客寥寥无几，次仁占堆略一沉思，话题中开始带着矛盾的心态：“现在呢，经济上，人们随着国家的好政策经商立业，生活水平有了改善。但我们说唱艺人属于文化艺术范畴，专门靠说唱故事维持生活收入也不多。就我而言，每月有国家发的工资，但其他艺人在经济上就有困难了，特别是与其他地方相比，比如青甘蒙等地，只要你成了格萨尔说唱传承人就能享受中低级职等不同的待遇。而我也是个国家级格萨尔说唱艺人，多年从事这项工作，妻子是家庭主妇，日常生活及子女学等费只能靠我的收入。反过头来，也可以说未来的道路平畅无阻，为什么呢，国家出台了抢救整理的好政策，并在实施非物质文化抢救工作是前所未有的。艺人他没有时间去饲养家畜，他们专为格萨尔故事而生，如果格萨尔事业越来越发达他们的前途就有保障。譬如我们那曲有七十多位格萨尔说唱艺人，把其中十八到二十左右挑选到这里工作，他们没有房子也没有家畜，一直搞格萨尔的工作。

次仁占堆的从艺之路

回忆起自己的从艺之路，次仁占堆的语气里却又带着五味杂陈的感觉——“我在十一、十二岁的时候在牧区生活，那时是人民公社时代，不允许有‘迷信思想，在那样环境里我只有一至二年的时间说唱格萨尔故事，后来随着政策放宽，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在群众中已经有了先例。在群众中允许说唱格萨尔故事以后，我十三岁那年开始说唱，十三，十四，十五岁都在说。我十六岁那年，正遇上我们西藏社科院第一届格萨尔故事整理会议精神调研，后来在社科院格萨尔研究办的安排和要求下，我到拉萨参加格萨尔的录制，用录音带录了四五部格萨尔故事。在三年多时间录制了很多格萨尔的故事。之后我十七、十八岁时在那曲群众艺术馆白天录制格萨尔的故事，晚上（一、三、五、天）开始给来自各地群众说唱，这样过了四五年。之后我去了班戈县。1991年，我们国家举行了一次格萨尔研讨会，文化部、民间艺术家协会、民委等几个部门给我颁发了国家级著名说唱传承艺人的证书，我在单位里就开始享有员工的待遇，1993年我成了正式员工。1996年8月25日把我从班戈县调到了那曲地区群众艺术馆。我过来以后，为了拯救要失传的格萨尔故事为目的，根据说唱艺人逐步增多的机遇，以那曲群艺馆的名义，在那曲的市场里建了格萨尔说唱殿。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三年期间培养了年青的说唱艺人有八九个。

“我开始说格萨尔故事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十二岁多快十三的时候，在一个山洞里睡着了，睡了三个月，当时做梦，开始是这样说唱的，后来常做梦，不需要费力随时都可以说唱，我这说唱的基础都是梦里来的。我们那曲多半说唱艺人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很多人虽然有渊博的知识，但他讲述不了格萨尔王的故事，这是因为需要具备（身语意）的根源或者叫作条件，语要控制其音频，身要有能承受降神（神授）时的灵和魂，意要领会其规律。不具备这三个要素就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包仲（神授艺人）或捻仲（自悟艺人），是这样的。

然而，对于草原上的“神授”艺人，格萨尔学者扎巴索南告诉我说，他个人多年研究认为产生所谓产生“神授”艺人的缘由大概有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格萨尔说唱艺术是草原文化产物。在地广人稀的草原地区，西藏谷地和农区习见的藏戏、绘画、喇嘛嘛尼等艺术形式相对少见，因此，以格萨尔说唱为代表的语言艺术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百听不厌，很多小孩从小单纯听父辈讲格萨尔的故事，艺术的种子在心中萌芽并激情迸发、跃跃欲试。久而久之，万里羌塘草原自然而然地成为产生格萨尔艺人天然的土壤；第二，格萨尔说唱艺人在越是偏远的草原牧区出现的越多，因为那些地区尚未被物质文明和现代媒体染指，牧人的思想非常单纯，头脑非常干净。在不经常动用其他感官且较少受俗世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的记忆力得到极大的开发，牧民可以把几百头甚至上千头牲口认得一清二楚，听记一段格萨尔故事对他们并非难事。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听到的故事晚上难免出现在他们梦境中，所谓“神授”、“托梦”的说辞也就能理解；第三，在奇伟莫测的大自然面前，草原人敏感孤独的心灵和浓厚的英雄主义情结使他们对这种故事类型感到分外亲切，产生共鸣并牢记于心，进而有说唱的冲动。包括次仁占堆这样的格萨尔艺人应该也是这样产生的。当然，次仁占堆和类似的杰出艺人以个人的出众才华和超人付出使他在众多艺人中脱颖而出，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未来的方向很奇特”

次仁占堆说：“在整理格萨尔故事的过程中，最难忘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和重视，而且我相信将来也会有个圆满的结局。

“现在我们到处去说唱过格萨尔王的故事，像澳门等地去过多次，也参加过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很多听众，也达到了艺术宣传的预期效果，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未来的方向呢很奇特，为什么呢，我们只是个普通讲历史故事的艺人，但是我们到群众中去说唱的时候，受到广大群众的尊重，到有些地方时把你当作上师（喇嘛）来看待，敬称你为艺人仁波切，巴乌（英雄）仁波切，喇嘛仁波切等，群众对你用仁波切来称呼。长者们手捧着哈达到你跟前，他们认为说唱完了后不给艺人献哈达是最大的不吉利，群众中就有这样风俗对待说唱艺人。那曲的艺人到青海去说唱时，某地什么时候接待，某地来多少人迎客等等都安排好了的，就像接待喇嘛（活佛）一样。

“我们的艺人说唱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有些艺人说唱时自己悟解不到位，说唱时哪怕不说话，打手势也能让你明白故事的内容，有些时候讲一个‘宗有这么厚的一本书，但有些书就这么薄，内容却完整丰富而且精彩。现在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头痛问题就是这个，比如关于一个‘宗的故事你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但内容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地方，没有突出表现中心意义，而另一个艺人只有这么个小册，内容非常完整和精彩。这两者间要进行细致的研究，一个看似简单，另一个太长而又表达不了中心含义，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文化水平所限，有这样的困惑。

“至于说到学徒，一直到现在整理那么多格萨尔故事的都是我的子弟，现在有七十多个，可以说是学徒，也可以说是我们挑选的支持者，真正的学徒不用培养，我前面说过新艺人要自然具备包仲（神授）和通仲（闻知艺人）的综合素养，这草原的天空不变，新的说唱艺人就会不断地出现。对于老师来说，不会的地方要解释，会的地方要修正，不懂的要去教，我的学生有的已经是有十七八年经历的艺人了，还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传承形式。”

格萨尔学者次仁告诉我们，在旧西藏，宗教文化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不仅对流传于群众中的史诗搜集、整理无人问津，而且遭到禁止和排挤。《格萨尔》艺人被当作下贱的乞丐，视《格萨尔王传》为“乞丐的喧嚣”，只是艺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而无缘进入艺术殿堂。

为改变过去那种“人亡艺绝”、“艺随人亡”的局面，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格萨尔王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有效的抢救。

（1）在西藏自治区等地成立了专门的《格萨尔王传》抢救、保护、研究机构。

（2）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格萨尔》普查工作，深入了解《格萨尔王传》及其说唱艺人分布情况。

（3）在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对重点说唱艺人进行了录音、整理、出版工作。

2011年，在东京国际动漫展上，人们都对动画电影《格萨尔》产生了极大兴趣。在动画片《格萨尔》里，融合了藏族服饰、藏族民俗、藏族音乐等文化元素。比如动画片的开篇，制作方吸收运用了藏族唐卡、壁画等元素，巧妙地表现了格萨尔的诞生过程。

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又开展了三维史诗动画片《格萨尔王》项目。之所以称为“项目”，不仅是因为三维动画片走在了中国动漫制作的前列，而且因为这是《格萨尔王》的第一部系列长片，制作了100集。该片利用华中师范大学在技术、师资上的优势，弥补了国内动画行业在这一文化内容上的空白。

毫无疑问，纷纷涌现的动画片及动画电影《格萨尔》将会给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赋予崭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