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

他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中国哲学体系，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他一生努力不曾停歇，一生秉承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2014年9月9日晚，北京大学哲学院终身教授汤一介先生去世，引来各界悼念。汤一介先生一生专注于中国哲学研究，并努力建构中国哲学体系。在“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影响下，年近八旬毅然担负起《儒藏》工程的总编撰，去世前依旧为此事操劳。季羡林、汤一介、任继愈、周汝昌都可谓国宝级专家，如今几位泰斗均已仙逝，令人惋惜不已。

第一名人·人物剪影

【学术影响力】

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2012年获人文社科最高奖项之一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的颁奖词

【观点撷英】

如果你要做哲学，那就一定要追求成为能够引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

现在的青年学者都是很有希望的，因为他们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然而，现在有一种潮流，那就是短视，青年人必须克服这一问题，必须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如果你要做哲学，那就一定要追求成为能够引领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如果你搞经济，那就一定要追求成为一名能够引领世界发展的经济学家。年轻人一定要拥有这样的志气和理想！

不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人物简介】

汤一介（1927—2014），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生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2012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

【学术建树】

主持教育部最重大项目——儒家典籍集大成者《儒藏》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担任《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

《儒藏》工程包括《儒藏》编纂和“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前者又分《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和《儒藏》大全的编纂。“精华编”将收录中国四

aa

部之书及出土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461种，以及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00种。《儒藏》大全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文献近6000部，计划于2025年完成。

第一名人·学者谈大师

【家训】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刘志宏（《汤一介传》策划人、供职于新华出版社）

汤一介出身北大，执教北大，这是一个令人仰望的平台。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集中了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季羡林、李泽厚等一流学者，这也是一个领潮流之先的大舞台。

汤一介有家学渊源与家风陶冶。他的

祖父汤霖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汤霖留下了两句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就是说：面对困难的事情，不要逃避它；合乎道义的事情，要担负起责任来。汤一介晚年组织力量办书院，编《儒藏》，做经学史、儒学史、三教比较史研究，也体现了这一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

汤一介儒雅平和的性格，来自他的父亲汤用彤。汤用彤早年留学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归国后，长期在大学执教。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下卷難产。据说，他被汉魏两晋以来的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汤用彤知难而上，1930年，他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1938年，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1983年，汤一介的学术发轫之作《郭象与魏晋玄学》，就是沿着父亲的脚印往前走的。

汤一介自谦“我没有资格当大师”，但汤一介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则是确定无疑的。

《儒藏》是对儒家典籍文献的全面整理，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已与韩、日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是汤一介先生的两个心愿。

【风骨】

最后的“儒侠”

□常江（文化学者）

汤先生身上有一个十分耀眼

的标签，那就是“用情者”。他对国家与

民族，对传统文化，对作为母校和工作单位的北大，以及对妻子乐黛云，都倾注了深沉的感情。1958年“反右”运动尾声，作为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乐黛云被划为“潜伏最深的极右派”，被开除党籍与公职，下乡劳改。整整四年，汤一介每星期都给在门头沟大山中“改造”的妻子写信，并坚持在信封上写下“乐黛云同志收”，这种称“阶级敌人”为“同志”的行为使汤一介受到严厉的批判。从50年代前期到“文革”结束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汤一介先生不断为政治运动扰累，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对自己当初选择的坚守。至1980年重登讲台，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并获评副教授职称时，汤先生已经53岁，几乎错过了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他那被政治运动裹挟的大半生，最终竟转变成了晚年建构一套成熟而系统的现代儒学理论——以“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为核心概念的新儒学。

无论为人还是治学，汤一介先生的一生都是既内敛又奔放。他所创办的北大儒学研究院以及对《中国儒学史》的编辑整理，他对卷帙浩繁的《儒藏》的编撰与研究，乃至垂暮之年仍孜孜不倦呼吁中国学者走向世界、与西方建立“文明对话”的殷切之情，都真实生动地折射出一个贯通儒释道并将自己的思索与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形象。

汤一介先生以释道为起点展开了对世界的观察，却最终选择了儒学作为解释世界的体系。他的一切思考和钻研莫不在于积极参与乃至改变这个世界，而这种“儒侠”的精神，将如同汤一介先生的品性和道德一样，受到后辈学人永远的缅怀。

第一名人·自传

【蜕变】

学术自述：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

□汤一介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分成若干阶段。

1949年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例如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吴晗先生的“道德继承问题”等。如果说这些论文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

在我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都认为只有政治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二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

80年代以来，我的写作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期间我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这时我虽不敢幻想成为一名时代的哲学家，但我自己却也能对自己提出要求，即希望能在认真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水平来写作，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了。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我自知自己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辈学者差得很远，但我和如我这一辈的人却也在努力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复兴做力所能及的事。

【留級】

成长也叛逆：不很聪明却努力的留级生

□汤一介

我小时候成绩并不好，留了两级。

1939年我跟随父母从北京转到昆明，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跟不上他们的教学，只好复读初一。

初二下学期，有同学拿了一本《西行漫记》来，大家读完都觉得延安非常有意思，很想去看看，而且那时我们对训导长不满意，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就相约去延安。可是刚到贵阳我们就被学校的教务长带回昆明。

初二还没有念完，我又想读高一。结果一考试，我的数学、物理都不及格，只好留级。

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一流的成绩的。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了一流成绩的人。

第一名人·爱情

爱情比翼，学术双璧

——与夫人乐黛云自比未名湖小鸟

1 9 4 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1952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从此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汤一

介晚年给年轻人讲过一个故事：他上大学时，因为读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精神境界得以升华，从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人类。那本书是乐黛云借给他的，因而也加深了他对乐黛云的爱情。

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他们还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或许是因为有一位甘苦与共、又可以一起读书问道的夫人乐黛云，汤一介在人生旅途中十分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