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祖澜

对于清末民初的乡绅而言，20世纪的到来最初似乎是充满希望的。自明末以来几经沉浮而积淀，适逢清廷镇压太平军运动而力拔头筹，亟亟于乡村公共事业而崭露头角，乡绅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1〕参见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6期。1909年地方自治在基层社会的推行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具有合法性的显赫地位，即将获得合法律性。于是，乡绅们开始满怀信心地筹办乡村自治，而绅权得以彰显。对于此时的绅权，理想主义者寄希望于其向民权的转化，从而构筑起乡村自治的真正社会基础。历史主义者则关心其是否还能像以往那样起到调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作用？而对于此时主导乡村自治的国家权力而言，如何通过法律操控绅权并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基层变革的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一纷杂的历史背景之下，绅权与国家权力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博弈和角逐。

一、国家权力与绅权关系的制度化及其实质

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和根基所在。伴随着乡村自治相关法律的推行，乡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明清时期作为非正式权力（瞿同祖语）的绅权逐步地被正式体制所吸收而正式化。由此，绅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动，而制度化是其最为显性的表征。但这种制度化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意想中的乡村自治的规范有序和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却是原有乡村社会保护型经纪的逐渐消失，营利型经纪甚至是掠夺型经纪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