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杉

俞弁在《山樵暇语》中谈到明代各朝翰林的润笔：“刘教正《思斋杂记》云：天顺初，翰林各人送行文一篇，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也。叶文庄公云：时事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成化间，则闻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两者不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则当初士风之廉可知。正德间，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廿两，甚至四五十两，与成化年大不同矣，可见风俗日奢重，可忧也。”

明初文人作画取酬现象不普遍，甚至拒绝收费。明初常州府无锡人王绂“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其人狷介，“有投金币购片楮者，辄拂袖起，或闭门不纳，虽豪贵人勿顾也。有谏之者，绂曰：‘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在京师，月下闻吹箫者，乘兴写《石竹图》，明旦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枝为配，绂索前画裂之，还其馈。一日退朝，黔国公沐晟从后呼其字，绂不应。同列语之曰：‘此黔国公也。绂曰：‘我非不闻之，是必于我索画耳。晟走及之，果以画请，绂颔之而已。跃数年，晟复以书来，绂始为作画。既而曰：‘我画直遗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友故与之，俟黔公与求则可耳。其高介绝俗如此。”（《明史·文苑二·王绂传》）

明早期文人士大夫替人作应酬文章，不仅不写违心内容，还看重索求者的身份及节操。永乐时应天府江宁张益为庶吉士和侍读学士，“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叶盛《水东日记》）即使收费，润笔也很低廉，“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叶盛《水东日记》）原先的随意付酬，转为作者定价取酬，售字卖文商品化。明中期以后文人重财名，待价而沽，似与儒家传统理念不符，但这是诗文书画创作和艺术品鉴定等技能变成谋生手段的必然结果。

交易与雅贿

文人士大夫和权贵富豪以收藏为平台，织成绵密的、利益共生的人脉关系网。艺术品鉴赏不仅是文化艺术活动，更是商业活动，之所以备受青睐，除意趣风雅之外，更由于巨额利润刺激了追逐财富的热情。旺盛的市场需求，促使瞄准商机的商人进入艺术品投资领域，部分经营者也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江南望族人士项元汴即是此中代表。他们重赀搜购历代法书名画、金石碑帖、古籍善本、古董珍玩以及本朝的名家名作，其购藏范围远超前代。文人引领艺术市场的消费导向，权贵富豪接受其理念，为彰显威势或炫耀财富，而以财势占有大宗艺术珍玩。只要社会对某艺术品有普遍认同和偏好，此物就会成为竞购标的，价格节节攀升。也有家族变故、子孙守不住祖业、生活困窘等原因变卖藏品者，本应价值不菲的藏品却以贱价求售，这被购藏者视为梦寐以求的收藏契机。

至雅的活动还可掩饰至俗的目的，有长物之好的官员接受下级或商贾献纳的艺术品，在风雅名义下完成权钱交易。苏州籍名臣吴宽是成化八年状元，授修撰，侍讲孝宗东宫。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官至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他与吴派书画家沈周相交甚笃。沈周以作品赠他，吴宽在沈周画作上题诗，为之延誉，一时间社会上尽知吴宽喜爱沈周的画，那些求吴宽办事的人纷纷携沈周画作相赠，致使来沈家求画者络绎不绝，沈周不堪其苦。他在《石田稿》中自嘲道：“匏庵吴太史偶见予画，喜为题志一过。以故吴人有求于太史（吴宽）者，辄来求予画以饵之，遂使予之客座无虚日，每叹为太史所苦。昨日卞退之言，太史云为予画相累，稠叠可厌。虽然，不知予累太史耶？太史累予耶？姑致诸一笑。今景和又持是幅所题绝句索和，此又累外生累。吁！予画不足重，岂太史之见借乎？景和装潢成轴，袭而收之，是爱屋上乌也。”原来自己的画作不足贵，只是借助吴太史的爱重才声名鹊起。

嘉万时期，古画、法书、奇珍等还被折充作武官岁禄、公侯月俸。“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郭忠恕《越王宫殿》，向为严分宜物，后籍没。朱节庵国公以折俸得之，流传至余处。”又“明宣窑祭红朱霞映雪鱼耳彝炉，彝炉式仿绍兴鉴古图中款制也，纯缘以下悉填祭红，其色艳若朱霞，趺足以上，填以白泑，素如积雪，红白交映，眩耀眉目，真历代名瓷之首冠也。周身粟文隐起，稀世之奇珍也。余见于南都中府都督朱公希孝（郭葆昌注：朱希孝，明怀远人，官至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加太保。虽为将，而好读书，精鉴赏，收藏甚富。）家，云‘原出内府，以折公侯月俸者，公以三百金得之，今虽悬千金购求亦不可得矣。”（项元汴著、郭葆昌校注：《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

艺术品既能折作俸银，又可充当礼品，因难以核定出绝对价格，其价值弹性和隐蔽性使送者安心、受者坦然。新兴富豪“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为寻求靠山，“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李贽《焚书》）雅贿迅速成为交通长官和权贵的利器，“严氏被籍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佰之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这段文字记载了严嵩被籍古玩珍宝的流向，而算不上贪官的张居正，对雅贿也不拒绝，“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其最后乃始及法书名画，盖始以免俗，且斗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至有破家殒命者，而价亦骤长。分宜败什九入天府，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畜之富，几与分宜埒。后殁，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之半计，今籍矣。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自当平也。”（王世贞《觚不觚录》）

儒商项元汴在与江南地方和两京官员交往中，常进行艺术品交易，并留有交易记录。不排除部分官员将雅贿所得在项元汴处高价变现，元汴居中充当行贿、受贿者之间“防火墙”的角色。据《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明宣窑青花象尊，象尊仿考古图中款式也，高低大小如图。案三礼图云：‘太社之祭，用两象尊。夫象为南越大兽，能负千钧，其齿闻雷而生文藻，解人语。以之著尊，取其柔远来宾之意也。今虽不以用之太社，陶甄为器，存古意耳。尊可盛酒三升，其制作之精，色泽之美，宣窑之上乘也。余见于南都陶司成署中。”（项元汴著、郭葆昌校注：《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明宣窑祭红斗笠杯，杯制不知何仿，高低大小如图。泑色白如羊脂，祭红之色，赤如猩血。而螭龙之象，蜿蜒如生。杯之周身，细描云气，飘渺如在深秋空濛灏气中，良可宝也。此杯海内存者，仅一二而已，价值百金，不为多也。余见于南都左府余公署中。”（项元汴著、郭葆昌校注：《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官员在公署向他出示艺术品，不排除有意透露货源信息的目的。项元汴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其拥有广泛的上层人脉。作为回报，行贿和受贿者也会利用职权和掌控的资源，为他的艺术品经营提供便利。

“鉴赏家”与“好事家”

由于古代名品供不应求，一方面使名匠的仿古之作成为受人追捧的“时玩”；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势头强劲的作伪风潮。当时书画临摹、作伪、代笔现象十分普遍，水平较高的伪品真赝难辨。此种乱象使鉴定成为购藏的前提和关键，一些具有较高艺术品鉴定技能的文人开始专职替人鉴定，从中获取经济来源。

依宋人理念，艺术品分为雅、俗两类，收藏者亦有“鉴赏家”和“好事家”两种。“米氏《画史》所言赏鉴、好事二家，可谓切中世人之病。其为赏鉴家者，必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或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令人笑倒。此之谓好事家。余谓今之纨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银堆积，无复用处，闻世间有一种书画，亦漫收买，列之架上，挂之壁间。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橱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锦囊玉轴，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见富贵名家子弟烨有声称者，亦止仅足当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赏鉴许之也。”（谢肇淛《五杂组》）又“高子曰：米元章云，好事家与赏鉴家自是两等。家多资蓄，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此谓好事。若赏鉴家，天资高明，多阅传录，或自能画，或深知画意，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声色之奉不能夺也，名曰真赏。”（高濂《遵生八笺》）

松江人莫云卿在《笔麈》中称：“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讹缪，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画，便须少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其如商彝周鼎，则知古人制作之精，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异？”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记述权贵富豪竞购珍玩：“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若陆完，神品画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铜器万件，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然而仅凭财势坐拥大量艺术品，只能被看成“好事家”。如项元汴所言：“书画有赏鉴好事二家，其说旧矣。若求其人，则自人主侯王将相，以及方外衲子，固宜有之。张彦远云：‘有收藏而不能鉴识，能鉴识而不能善阅玩，能阅玩而不能装禠，能装禠而无铨次，皆病也。若宁庶人宸濠，严逆人世藩，盖富贵贪婪之极，而傍及于此，固不可以言好事也。”在儒商项元汴看来，只有庋藏过程包括收藏、鉴识、阅玩、装禠、铨次等，并对藏品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的才是“鉴赏家”。

文人士大夫在面向全社会竭力营造风雅氛围之时，已将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知识精英阶层手中，并主导艺术市场的风向标。那些徒有大量珍玩却无鉴赏力的权贵富豪为攀文附雅，就得邀请文人对其藏品的真伪、优劣、雅俗进行品鉴，许多科场失意的文人获得生计。沈德符据此言道：“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由此可见，“鉴赏家”和“好事家”貌似泾渭分明，实则相互依存。可以说，正是这支背景复杂、基数庞大的“好事家”群体积极参与收藏活动和艺术商业，才使晚明江南地区的精英级“鉴赏家”群星璀璨，私家收藏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