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运用“文化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现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举其大端，主要有贵族（门阀士族）及贵族政治衰落，庶族和科举地位升重，兵制变化（由征兵到募兵），均田制崩坏与两税法实施，平民（编户齐民）地位上升，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及商税在赋税中的比重攀升，学术文化领域出现新的风气，等等。根据这些变化，他得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由“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时期的结论，从而创立“唐宋变革”论。[1]此论一出，即在日本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久之后，“唐宋变革”论传入中国，并波及欧美汉学界。百年来，众多日本、中国史学家以及一些欧美学者深入研究唐宋变革，收获甚丰。这些成果，或补充或修正了内藤湖南的观点，使“唐宋变革”论更加成熟和完善。

在检索唐宋变革研究的成果时，笔者注意到，虽然研究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相当全面，但仍有薄弱环节乃至空白领域。以往的研究，实际集中于现实世界的“变革”，而对超现实的虚拟的神灵世界的情况则注意不够，所以朱维铮在《简说中世纪中国经学史——过程、特征与文献》一文中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圣名变迁史，因此，误将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重定的孔庙所供孔孟列圣的位号，当作历史传承的一贯事实。”[2]而实际上，唐宋时期的“变革”，既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也发生在超现实的神灵世界里。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三“古今神祠”条中提出如下一个极富哲理的问题：“岂鬼神之道，亦与时有代谢乎？”唐宋时期神灵世界的“变革”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仅“人间正道是沧桑”，鬼神世界同样也有“新陈代谢”。

唐宋时期神灵世界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教从准宗教演进为宗教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儒教，或者说“儒教”是否是宗教，当代学者看法不一，从人数上看，否定者似乎占多数。但有的研究者指出，“儒教非宗教”说由梁启超首倡，其时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此说迅速流行。但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都明白无疑地认为儒教为宗教，只不过他们认为，儒教存在一些不足，应借鉴基督教进行改革。研究者还强调指出：“儒教在历史上被视为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同样性质的宗教，从来没有疑义。”[3]

儒教是在儒学或儒家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儒教形成于何时呢？对此，学界有多种说法。以任继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已具有“宗教雏形”，到了宋代，儒教形成。[4]笔者赞同此说，并认为儒教由准宗教发展为规范性的宗教，是唐宋时期神灵世界“变革”的一个显著表现。

宋代形成的儒教的基本情况可概述如下——

儒教以上天为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儒教的“天”是理学化了的天。《程氏遗书》卷十一解释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所以，“存天理，灭人欲”是儒教的基本教义。

儒教尊奉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儒家学派创立者孔丘为教主，这与道教尊奉老子为教主如出一辙。

儒教的最重要的经典应该是“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其地位、作用和影响，堪比基督教的《圣经》。

儒教的活动场所，以孔庙最为重要。孔庙设于县治及其以上级别的城市，数量有限。为弥补场所的不足，南宋朱熹创设祠堂。此后，祠堂成为“最基本的儒教单位”[5]，具有祭祖、教化等多种功能。

儒教的礼仪以祭礼最为重要，包括祭天、祭孔、祭祖等。祭天是天子（皇帝）的特权，所以有学者说，若一定说儒学是宗教，那么天子就是“教皇”[6]。各地祭孔仪式由官方主办，所以儒教往往被视为“国教”。祭祖由族长主持。儒教礼仪活动排斥妇女，不准其入孔庙祭拜。以上情况表明，儒教竭力维护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

儒教的主要信徒是儒者，他们多从事行政、教育等事务。儒教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这是儒教区别于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否认儒教是宗教的重要理由。19世纪末康有为提出的“改教”办法之一就是培养儒教的专职人员。

二、孔子登上“文圣”宝座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虽已成为素王，但在很长时间里，其地位一直不及周王朝开国元勋周公姬旦。本来，孔子是可以称为“圣人”的。但汉章帝（公元76年～88年在位）时期召开的白虎观会议提高了“圣人”标准，将其定义为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之人以后，“先圣”成为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得屈居其后，充当教事谕德的“先师”。虽然魏文帝曹丕曾称孔子为“大圣”，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称孔子为“文圣尼父”，但均有不合规矩之嫌。从总体上看，从东汉至唐初，周公、孔子一直是圣、师分等。

唐朝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作出重大决定，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与此同时，诏停周公“先圣”谥号。因武则天关系，唐高宗一度恢复周公“先圣”、孔子“先师”身份，遭重臣强烈反对。两年后，重新执行唐太宗所定制度，孔子“先圣”（“文圣”）地位稳定下来。唐玄宗谥封孔子为“文宣王”，其地位进一步提高。

宋代重文轻武，科举制度发展，孔子的价值更被看重。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加谥孔子“玄圣”，三年后改谥“至圣”。

三、通过“升格”运动，孟子实际成为“亚圣”

在唐太宗谥封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时，孟子的地位不仅不及颜回，甚至很多时候不及荀子。但颜回一无独创性的思想，二无著述传世，三无杰出弟子传承，其“先师”地位基础不牢，很快遭到孟子的挑战。

挑战颜回的当然不可能是孟子本人，而是其崇奉者。代孟子挑战颜回地位的第一人是中唐韩愈。韩愈构建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统”谱系，实际上发动了以孟子升格、《孟子》升经为基本内容的儒学革新运动。在长期持续的升格运动中，孟子和《孟子》的地位步步攀升。

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孟子故乡兖州邹县（今属山东）建立全国第一所孟庙。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列入科举考试科目，确立官学地位。元丰六年（1083年），宋神宗谥封孟子“邹国公”，从祀孔庙。宣和年间（1119～1125年），《孟子》列入儒学《十三经》之中。

南宋时，理学家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结集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编写《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从集注的《孟子序》中，我们可以知道，包括程颐、程颢、朱熹等在内的理学们已谈论过孟子是否是“圣人”的问题。他们的基本看法是，未敢称道孟子就是“圣人”，但他已学到“至处”（朱熹认为“至”恐当作“圣”），“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下诏表彰朱熹的集注发挥了“圣贤蕴奥”。这说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已视孟子为“圣贤”了。南宋末年“孔孟”连称已很普遍，“孔孟之道”的说法已广为流行，在儒家学者序列中孟子实际上已坐上第二把交椅，[7]成为“亚圣”只等皇帝追谥了。

四、普通武将关羽跨入神界走向圣坛

在周公被尊奉为“先圣”（文圣）的年代里，与其匹配的“武圣”实际是姜尚（字望，一说字子牙）。姜尚是周武王的老师，周朝的开国功臣，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功成名就的大军师，周初封于齐。他不仅战功卓著，还享有军事谋略名著《六韬》作者的显赫名声（如《隋书·经籍志》认定《六韬》为其所著）。唐朝高宗、武则天时期，姜尚以昭烈武成王谥号在武成王庙中享受祭拜，“武圣”地位确立。但在周公“先圣”地位不保的情况下，姜尚的“武圣”地位要长期保持下去，已很困难。挑战姜尚“武圣”地位的是关羽。

关羽，初名长生，字云长，东汉三国之交刘备集团的重要武将（民间乃至史家常称其为“三国名将”）。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在与孙权集团争夺荆州的斗争中，关羽败走麦城，死于临沮章乡（今湖北荆门西），葬于当阳。40年后，蜀后主追谥其为“壮缪侯”，可算盖棺定论。据后人解释，“壮缪”之意为“壮于出兵，缪于料放”，褒贬结合，评价并不高。陈寿撰《三国志·关羽传》，循着这一思路，在称关羽为“虎臣”、“万人之敌”的同时，又说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因既无显赫战功，又无军事思想可言，关羽死后，除当阳一带民间不时有其“显灵”的附会外，沉寂史海，长期默默无闻。谁知几百年后，这位历史上的普通武将却被人推进神灵世界去挑战“武圣”的权威。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年～679年），禅宗北派六世祖神秀在当阳玉泉山建寺传播佛教，出于外来宗教中土化的需要，便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请增加关羽等历代武将，配祀武成王。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的《重修玉泉寺关庙记》中，已有“生为英贤，殁为神灵”之语。这些事实表明，关羽已被推入神灵世界。

进入宋代，已经成神的关羽在经历了退出、复进武成王庙陪祀的曲折后，崇宁元年（1102年），被追谥为“忠惠公”；接着，又被尊为道教的崇宁真君。此后，加谥不断：大观二年（1108年）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为义勇武安王，建炎二年（1128年）为壮缪义勇武安王，淳熙十五年（1188年）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至此，关羽的地位与“武圣”武成王姜尚已不相上下了。[8]

陈寿、司马光等述三国历史，以曹魏为正统。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反其道而行之，以蜀汉为正统。他不仅斥曹操为“汉贼”，还斥孙权为“汉贼”，杀害关羽成了孙权的一大罪过。从此之后，刘备君臣地位骤升，关羽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同情与赞颂。理学历史正统观为关羽在神灵世界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以上所述是唐宋时期神灵世界“变革”的基本情况。研究者指出，唐宋各领域各方面的“变革”，起点有先后，速度有疾徐，终点更不一致。[9]总的来说，超现实的神灵世界的“变革”晚于慢于现实世界的“变革”，所以，元明时期神灵世界的“变革”还在继续。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撤销姜尚的武成王谥号，废武成王庙。嘉靖九年（1530年），更定孔子祀典，诏谥孔子“至圣先师”、孟子“亚圣”。万历十八年（1590年），谥封关羽为“显灵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关羽成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至此，兴起于唐朝，定型于两宋，延续于元明的神灵世界的“变革”告一段落。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虽然祭孔礼仪更加规范和隆重，关羽谥号继续叠加，但对已成文武至圣的孔子、关羽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唐宋时期，神灵世界为什么会发生“变革”？笔者认为，原因不在（至少主要不在）神灵世界，而在现实世界。宇宙本无神灵，神灵是人创造出来的，神灵世界的“变革”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促成的。现实世界的“变革”是因，神灵世界的“变革”是果。现实世界的“变革”影响和决定神灵世界的“变革”；当然，后者一旦发生，也会反作用于前者。就唐宋时期现实世界“变革”与神灵世界“变革”的关系而言，我们不难发现，贵族（门阀士族）及贵族政治的衰落，庶族及庶族政治（含科举等）的发展，就是平民出身的孔子、关羽取代典型的贵族人物周公、姜尚成为“文武”、“武圣”的深层次原因。又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需要偶像，都需要自己的“保护神”，“武圣”姜尚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吗？显然不能，于是新的“武圣”便被创造出来，所以普通武将关羽就由侯到公到王到帝再到圣。再如，唐宋以降，儒家倡导的“忠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核心。[10]灌输和传播“忠义”需要“形象大使”，找来找去，关羽成为最适合的人选，于是一个又一个含有“忠义”的谥号就加在他的头上了。由此可知，是现实世界的“变革”促成了神灵世界的“变革”。而关羽一经成为“忠义”的化身和全民族崇拜的至尊之神，必然会影响万千崇拜者的信仰和言行，从而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对其发展变化以一定乃至巨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唐宋变革”既是现实世界的“变革”，又是神灵世界的“变革”，二者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的新陈代谢具有多样、全面、深刻的特性。

注释：

[1]参见牟发松：《文化接受视野中的唐宋变革述论》，《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1期。

[2]朱维铮：《中国经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3][5]李申：《儒教简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参见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儒教史序》，载《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6]参见张锡勤：《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7]参见冯一下：《孟子是怎样成为“亚圣”的？》，《文史杂志》2013年第2期。

[8]参见卢晓衡主编《关羽、关公、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10]参见路遥主编，酒井中夫等著《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