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佛教治心养气与其书法之气的建构

2014-01-20

文史杂志 2014年1期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发展完善。北宋以降，一大批士大夫热衷于学佛参禅，佛教（尤以禅宗）的浸润可谓深入到宋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这个时期的诗歌、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由于北宋帝王大都重视佛教，受时代背景以及其浓郁的佛教家庭氛围与其坎坷的遭遇所使，苏轼信佛参禅亦在情理之中。

谈及苏轼，其可谓儒释道三教皆融通。苏轼本着以儒济世报国、以道处事为人、以佛治心养气的原则，进而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了“外儒内释”的特征。苏轼是个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而文人必定“读书万卷”，因而，他也多诵读佛典。从其现有的诗文言辞来看，经常论及的佛经有《华严经》《般若经》《圆觉经》等。[2]其中《华严经》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苏轼信佛参禅，追寻佛理，为其以佛教修身、治心养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苏轼之治心养气

在中国哲学史上，“气”一直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重要哲学范畴，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将人身和宇宙万物的生灭视作气的聚散，如《庄子·至乐》篇就说：“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这种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思想，被佛教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自汉以后，对于中国佛教本体论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以来，一些佛教徒积极汇合融通教内外不同派别的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华严宗的代表人物宗密，在其《原人论》《圆觉经大疏钞》中，就批判地继承和总结了儒道二教的气论思想。[3]

关于元气的叙述，宗密积极会通了儒道二教关于气的思想，他在《原人论》中提出：“禀气受质，气则顿具四大，渐成诸根，心则顿具四蕴，渐成诸识，十月满足，生来名人。”[4]他认为“气”是人身体之本，“心”是人心理之本。而身心两者和合方可成人。更进一步，宗密还推究气和心的本源，他说：“然所禀之气，展转推本，即混一之元气也。所起之心，展转穷源，即真一之灵心也。究实言之，心外的无别法，元气亦从心之所变，属前转识之所现之境。”认为气的本源是元气，心的本源是真心，元气又是心的变现。宗密肯定了气在形成宇宙万物上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构成中国佛教哲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以后的佛教发展以及僧人居士的修心养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归依佛门的苏轼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由于宦海沉浮，使他由原来儒的“入世”转为学佛参禅，“外儒”的一面渐隐，“内释”的一面凸显出来。自到黄州后，为使自己脱离现实的苦难而达到心灵的自由，苏轼常游览佛寺，拜访高僧，研读佛典，探寻佛理。他还常到安国寺中焚香朝拜，静坐悔过。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辙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逅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5]他常常置身于佛香缭绕之中，本着佛教“一切皆空”、“明心见性”的理念而调气养生，修心养气，日久，使他日趋沉静旷达、超然洒脱。苏轼之所以能臻于此境，与其奉佛“治心养气”密切相关。

关于“养气”，苏轼曾在《赠王仲素寺丞》中说：“养气如养儿”，指出养气应该如同对待稚嫩的婴儿一般，需要小心呵护。气之初始，倘若护养得当，气可渐增，小可充盈四体之内，大可充塞天地之间。佛教认为苦生于人的贪念和执着，若无欲无念，则苦痛自消。若想达到清净无碍的本心，而“治心养气”是根本。养气的必要前提是淡于功名利禄，安于平静寂寞。关于养生，苏轼曾言：“谕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6]苏轼在黄州时期，因不再为公务缠身，于是他闭门修身，潜心养气，故收效颇丰。他认为，只有清心寡欲，摒除杂念，才能摆脱烦恼而心安气畅。正如他在《听僧昭素琴》中所言：“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如上文所述，宗密曾提出“气”是人身体之本，“心”是人心理之本，身心和合而成人。关于“气”与“心”，苏辙亦言：“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此外，黄庭坚借佛老心性论，将心气并言，提倡养气往往从治心的根本来着手，亦主张“治心养气”说。他在《养浩堂铭》有言：“心者气之君，气者心之将。君之所忾，将应如响，心渊如渊，气得其养。”他认为“心”与“气”亦如君与臣的关系，治心是养气的根本，养气是治心的前提。其思想与宗密“元气亦从心之所变”的思想相暗合。黄庭坚和苏辙皆可谓苏轼最为亲近之人，一者为其挚友，一者为其爱弟，且二者皆好佛参禅，精通佛理，他们的思想主张与苏轼应有一定的共通性。由此我们可知，苏轼在“治心养气”方面亦有一定的推崇。

面对仕宦波折，生活飘零，苏轼却始终达观豪放，洒脱淡然，应得益于其对佛禅治心养气的修炼。正如参寥在《读东坡居士南迁诗》中写道：“居士胸中真旷夷，南行万里尚能诗。牢笼天地词方壮，弹压山川气未衰。忠义凛然刚不负，瘴烟虽苦力何施。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7]苏辙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评价苏轼：“日啗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8]胡寅《酒边词序》也称赞其曰：“逸怀浩气，超乎尘逅之外”。苏轼通过研习佛禅将一切艰辛坎坷都消磨于内心，化解于无形，而使其心气平和，酣畅浩荡。苏轼之气可谓充塞天地之间！而这种发于胸襟，充乎天地之间的气又溢于笔端，熔铸于苏轼的诗文、书法之中，其书法酣畅雄浑，气势磅礴，让世人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二、苏轼的书法之气

书法自古重视“心意”的自然流露，正如东汉蔡邕所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9]而心意的自然流露又有助于胸中之气的尽情挥发，同时，胸中之气的自然挥发又会促进心意的尽情流露。可见，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由此，我们从主体精神的层面权且将其合称之为“意气”。清人梁用“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来概括各个时代的书法风貌。[10]对于“心意”，苏轼有诗“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东坡题跋》）；关于“意气”，苏轼亦言：“取其意气所到”[11]。他这种强调书法要讲究“心意”、“意气”的观念正如佛家提倡“万物皆由心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注重虚静，消除妄念，以旷达襟怀对待世事的更迭，即苏轼所追求的尽心任性，表里如一的佛家境界。

苏轼在谪贬生涯中，潜心修佛，养心治气，进而诗文、书画皆有所悟，苏辙为其兄所作的墓志铭中说：“即而谪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而不见其涯也。”[12]其文如此，其书亦然。苏轼在给王巩的信中说：“近颇知养生……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13]苏轼注重“心”的作用，提倡“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14]。可见，佛教讲求空心澄静，物我两忘，梵我合一，我心即佛的思想对其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苏轼贬谪之后开始研习佛典，体悟佛理，尤其对于宗密所倡导的华严思想有过研究。宗密本身就兼融华严与菏泽（南宗禅神会一系）于一身，其论著即兼容禅宗与华严思想。[15]华严构想一圆融无碍的宇宙体系，禅宗则强调人的主观心性，二者合一，正好吻合苏轼习禅而兼习华严的审美理想。[16]

苏轼《和子由四首送春》中说：“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法界观》即宗密所著的《注华严法界观门》。法界观提出了宇宙间森罗万象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观法，指出万法都是一真法界的体现，诸缘依恃，相互具足，平等无二。这实际上就是佛教宇宙观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的观念的产物。苏轼想用这种思想并结合禅宗“万物皆由心生”的理念来泯是非，齐物我，在精神上得到超脱，正如他所谓“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的妙境。正是基于这种随心所欲，任性逍遥的佛教修心养气，从而使其胸中积聚满腔浩然豪迈之气，进而造就了苏轼那超凡脱俗，气势雄浑的书法艺术。被后人瞻仰膜拜，流传千古的书法珍品《黄州寒食诗帖》便是其胸襟那股豪迈雄壮之气勃然挥洒的典型代表。

《黄州寒食诗帖》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的寒食节，是对自己的仕途坎坷，生活艰辛又因病而错失花期的抒心释怀。此帖通篇跌宕起伏，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用笔沉稳雄健，率真自然。线条随着感情的波动而赋予生命的律动，正侧相间，笔断意连，变化多端，浑然天成。结体平实宽扁，结字左放右收，左长右短，有明显的欹侧之势，给人一种动感，如“萧”、“燕”等字。字形由小变大，笔画由细变粗，给人以气势雄强之感。多出末笔长竖以气贯之，率意拖出，如“年”字、“中”字、“苇”字。伴随着感情的激越，苏轼借助手中的笔墨尽情挥洒，直至臻于“心忘其手，手忘其笔”、“无意于书而书乃佳”的境界。此时的苏轼已完成精神的超脱而进入“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教最高境地。经过狂风骤雨般地倾泄之后，心情又逐渐复归平静，最后以节奏平和、字形稍小的“右黄州寒食诗二首”收尾，与开头遥相呼应。此帖纵有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大小参差错落，刚健婀娜，如行云流水，天真烂漫。整体章法既有变化，而又和谐统一。总体上看，该书帖骨肉兼备，刚柔相济，丰腴含蓄，神完气足，为世人所珍视。我们认为，这些特点与苏轼参禅悟道，治心养气有着很大关系。此帖中的两笔长竖，“苇”作折钗，“年”、“纸”作悬针，正如黄庭坚所言“掣笔极有力”，起到了调节律动的作用。苏轼书写此帖，始终以心为之，以意行之，以气贯之，可谓“任凭一股英雄气驰骋纵横”。因此，其佛教修身之气发之胸中，溢乎体内，汇于笔端，跃然纸上，其书法磅礴之气与其人格恢弘之气交相辉映，化融为一，为世人所千古咏叹！此帖被誉为是继王逸少《兰亭序》和颜鲁公《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称赞道：“东坡书如华岳山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17]又说：“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18]苏轼之子苏过亦言：“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19]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亦称：“坡老笔挟风涛，天真烂漫……横绝一时，是一种豪杰之气。”[20]

三、结语

受时代背景以及家庭浓厚的佛教氛围与自身坎坷的境遇所使，苏轼信佛参禅，精研佛典，与僧交游，深谙佛理。在博大无边的佛境之中，苏轼凝神静心，潜心养气。他因修禅而治心，由心而得意，由意而生情，由情而养气，由气而作书，进而一气呵之，直抒胸臆。其人豪放恣旷，气概凛然；其书清雄劲健，气势磅礴。如此超凡之风貌皆与其研佛修禅，治心养气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苏轼其人、其书、其气可敬可仰，可歌可叹！

注释：

[1]陈中浙：《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页34。

[2]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页524。

[3]（日）小野泽精一编，李庆译《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页329—330。

[4]同上，页329。

[5]（宋）苏轼：《黄州安国寺记》，《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页4776。

[6]同上，（宋）苏轼：《与李公择》，页5013。

[7]达亮：《苏东坡与佛教》，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页39。

[8]（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十，页7019。

[9]（汉）蔡邕：《笔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1版，页5—6。

[10]（清）梁：《评书帖》，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10月第1版，页575。

[11]《苏轼文集》卷七十《又跋汉杰画山水二首》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