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帝浣

走近人民路时，我像在空茫茫的海上漂流之际，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一个岛屿。这是一次奇异的登陆。

我在云南大理。苍山与洱海之间有一片贯穿南北的狭长地带，大理古城就在其间。古城方正，是典型的棋盘格局，南北五条街，东西八条巷，都是窄窄的小街，几乎通不得车。人民路就是其中一条东西街道，一端抵着西边的苍山，另一端能看到东面的洱海波光闪烁。踏进人民路之前，大理古城的风光对我来说更像一个蜃景，直到这条路像一个岛屿浮现在海面上。

人民路呈现的，不过是最惯常的小城街景。道路两侧挤满了窄窄小小的店铺，小到除了门脸几乎没有多余的位置做装饰。小饭馆、小服装店、小甜品店、小杂货铺、小书店、小酒吧……铺陈开去，像一个个深深浅浅的树洞，等着兔子们钻进去。有的“树洞”土气一点，有的“树洞”洋气一点，杂居一处，反而显得双方都有着宽容的气度。

傍晚时分，各色打扮的人当街摆起小摊，卖的都是小东西，瓷器、首饰、皮具、布艺，显见得都是各处搜罗、细细挑选来的，就像是松鼠拿了自家珍藏的松果来卖。一位白发老人在摊子上铺开自己的诗集，引来长发长裙的年轻姑娘，慎重取了一本，细细翻着，惊叹着；一个穿裙子的光头男人在卖自己攒的旧CD，他的相貌太奇崛，看一眼仿佛就会永世不忘；几个小伙子弹着吉他，慢慢唱着《再见了最爱的人》，声音像荡漾的水波消散在夜色中；一个乞丐带着自己的四只狗，卧在地上却不乞讨，神情高傲得像个国王……他们都不是生长自这里的人，每个人都好像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了许久，到这里登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抵达终点的神情。这神情让我恍然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忘忧岛上，前进一步能听到塞壬的歌声，后退一步能遇到女神的美酒，而岛上的每个人都在安然享用这一切。

人民路上，每个驻扎下来的人都各有来历，也许某个小面馆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开的，也许某个甜品店的女老板是为了在这里等一个什么人，也许某个酒吧的老板夫妇周游世界时在这里落了脚就没再离开……大家都算熟识，既在这里落脚，“来历”就成了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信任根基大家都已经彼此传达：这里就是我最终要寻找的那个地方。

人民路其实只是大理古城的一个缩影，古城里的每一条路、每一个角落，都盘踞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住的那家客栈的老板就是一个资深户外玩家，这几天正在为一个国际性户外赛事的资格赛安排志愿者。待久了的人，可以随意数出哪个客栈的主人曾经身处什么行当，有什么独门秘笈，仿佛江湖上的高人都已来此避世隐居，大理内外卧虎藏龙。

他们带着愉悦感汇聚而来，他们管大理叫作“乌托邦”，或“理想国”。“理想国”的名号渐渐传扬，成为大理的一个标签。然而，当我站在人民路的街心，被人们“抵达终点的神情”所围绕，被这种罕见的、奇幻的欢乐感所包围，却在想，不不，这不是真正的“理想国”，这是另一个地方。

15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由巨人和普通人组成的船队，在一部伟大的小说中乘风破浪地前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源于一个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关乎归宿的问题，它被提问者——那个叫“巴奴日”的聪明人简化为一个直观的话题：自己到底该不该结婚。是的，我在说拉伯雷的《巨人传》。这个船队遭遇过奇异的风暴，亦途经许多奇异的岛屿，遇到过穿皮袍的猫、当教皇的鸟、只说半个字的修士……他们最终要寻找的答案，在一个拥有神瓶的岛屿上。神瓶在被膜拜之后，给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答案：“喝！”众人欢喜，信受奉行。人们对自由的心醉神迷导致了这次伟大的航行，同样出于对自由的心醉神迷，人们编造了此番航行的终点——用酒神那般激情洋溢的放纵，来达到自由之不朽。

他们必定来自一个充满抑制的世界，才会编造一个充满自由的终点。我站在人民路的街心，像站在《巨人传》中那个神瓶开示的岛屿，身边遍布着被酒神安慰的灵魂。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摆摆手说，从神瓶岛航向理想国，还要再走一段距离呢。

“理想国”本是一个有序的理性世界，而如今的大理是脱离秩序者的浩瀚江湖。

在我第一次看到苍山与洱海的一瞬间，许多问题立刻被这山与海回答了。这里虽属云贵高原，却常年温润，高海拔减弱了夏季的暑气，亚热带的气候又让冬季变得阳光充沛，没有干旱，有些不会过量的降雨，大部分时间有如春天。山海之间的壮丽与肃穆，融化了所有来自个人的命运叹息，而这个巨大的空间又并非严酷苛刻，亦丝毫不会使人畏惧而必须奉献自身，它是如此包容与明亮，温和又变化万千，它对人们的忧虑浑然不察，却能抚慰身处其中的形形色色的灵魂——它太符合人们对于“彼岸”这个词的遐想。难怪许多人一来此地，就息心而居。

大理是茶马古道上的核心，原本就是“妙香佛国”。古时，洱海地区先后经历了南诏国与大理国的统治，这两个王权都是有着浓厚密教色彩的佛教王权，有数代国王相继出家，王室、贵族都有着世代继承佛教仪式的传统，大理最著名的崇圣寺就是这样的佛教圣地。又因为地处南亚、东南亚、东亚几大文化板块的中心与交流要道上，大理佛教的造像艺术融合了印度、东南亚、藏地与汉地的风格，也表达了不同文化中神的形象。

在大理剑川一个白族民间文化的展室中，我看到一尊大黑天神的造像。屋子里光线昏暗，罗列着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雕像和生活用具，那尊大黑天神是个纯黑色的很旧的朴拙木雕，落满了灰，却让我在对视之下，心生敬畏——这个不起眼的木雕，有着密教护法神的威严奇崛，而这威严丝毫没有受到时光与灰尘的掩盖，反而愈加有力。大黑天神本是印度教湿婆神的化身，后来被佛教密宗吸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他也是大理南诏时期国家性的守护神。

如今，大理的另一种宗教系统更加生机勃勃。白族村镇之间，最常见的是本主庙。在白族话中，菩萨、玉皇大帝、非道教的本地神、祖神，还有古代国王死后被册封为神，他们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主。这些本主可能来自佛教、道教、儒家、本地原始信仰等，却因为用了同一个“主”字，显得平等起来，普通人无须知道他们有什么重大区别。佛教中的阿弥陀佛、药师佛、未来佛，也几乎没有自己的庙宇，而是被供在观音庙里，对当地人来说，信仰佛教就是崇拜观音，而观音菩萨是妇女与渔夫的保护神。

早年，曾有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这里，让人们皈依新的宗教，对于白族人来说，要把“正确”和“错误”截然分开，只相信一种教义，是一个很陌生的理念。这并非出自保守的信念。白族崇拜如此混杂而众多的神，却从来不能被称作是虔诚的信教民族。在他们的文化中，宗教是次要的。白族原本被称为民家，来源复杂，本身就缺乏强烈的单一民族感，而是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纽带，尽管他们遵循传统的祖先崇拜并供奉诸神，但对神学和抽象的概念不感兴趣；他们不会被信仰所困扰，也不会渴求宗教的准确和权威；他们随时可以在这片天空下再增加一个神，却没有指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神。

神们也各有性格和私生活，据说某村的男本主与邻村的女本主要好，村民们就将两个本主庙各砌矮半道墙，方便他们相会。在这片天空下，众人与众神各自生活，又都像身处一个无所束缚的童年，享用着苍山洱海的丰厚馈赠。

在人民路的尽头，我遇到一位歌手，他也带了一位神来到此地。他开的民谣酒吧名字叫作“念·长歌舍”。不太有人注意这几个字的含义——“念”是一个来自苯教的山神之名。这位歌手是新疆汉子，在西藏游历十年，皈依苯教。他对我解释他受自苯教的滋养，语句有点模糊：“你知道，我看到那些活佛，也和普通人一样，人家给一点报酬，就去帮人看病，平常都是过这种普通人的生活……”他大约觉得自己辞不达意，皱一下眉，停了下来。我点点头，了然于他的停止，不需要他再运用这种不熟练的语言。他走上那个简单的舞台，拿起吉他，与持鼓的同伴对视一眼，坐了下来。酒吧中的纷扰霎时远去，此刻，他的世界众神归位，渺然响起了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低啸，像深夜穿越苍山的大风。

这首无词的歌久久低回，带人辗转于一个无边之梦，梦醒的一瞬，他一顿，收声。我分明听到一声轻叹。

我坐在喜洲一处老宅子的房顶乘凉，看着数百米外的农田。插秧的时节快要到了，田中偶有人影，都在弯腰忙碌，大片的田地中，不时有小堆秸秆被点燃，升起一小团灰色的烟雾。一个女人在田间捡拾什么东西，过了很久，才背着筐出离我的视线。我所看到的是一种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我所在的处所，被《纽约时报》评论为“世界上最奢侈的酒店之一”——它由一座格外华丽的商人旧宅改造而成。

喜洲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镇，离大理古城只有25分钟车程。历史上，喜洲以出商帮而著名，喜洲商人富甲天下，被称为“茶马古道上的‘犹太人’”，他们留给喜洲的，是一个又一个谨严繁复的古老民宅。我乘凉的这所宅子，原来就是喜洲商帮的一个著名宅第——杨品相宅，如今被精心保护与修复，改建为酒店，有了新的用途。

这个“看”与“被看”的画面很有象征感，它很像大理的原住民世界与外来的漫游者世界的一个界线。但我不满足于这种远距离的“看”与“被看”，以及“传统”与“奢侈现代”的对立。对于天性坦然开放的本地居民来说，既然能容纳各种文化的进入，说明大家并不认为真的存在一个“界线”，可是，当我走在大理古城，偶尔遇到穿着简朴的传统服装、戴着头巾的白族女人，背着一筐菜走过被各种“新”、“奇”、“异”的外来文化所装扮的道路，像一条沉默的鱼穿过深海，我总会想，她如何看待与接受这个被改变的新世界？而远道而来的漫游者，在带来了各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与气息之后，又是否真的只将此地当作一个观赏的风景？

大约许多定居下来的外来者，并不认为这是个永恒的对立。由杨品相宅改造的这个酒店，老板是个美国人，叫林登。他曾带着妻子与两个儿子，沿着中国西北的铁路线漫游数年，历经西北大地的雄浑凛冽之后，终于在抵达大理时定居下来。经过与地方政府漫长的沟通与磨合，林登对这所旧宅进行了细心的修复、改造，保留了其中的一砖一瓦、每一个雕刻、每一种颜色。林登没有把这里单纯定义为酒店，而想做成一个国际文化会所，他接纳一些美国中学的交换项目，也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演讲。他曾邀请一批美国艺术家以喜洲为背景进行绘画创作，并将大理文化与云南文化带回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喜洲村民接触的外国人并不是猎奇的游客，而是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的创作者。这里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个“喜洲历史文化之旅”的讲座，介绍这所宅子的历史。

林登的酒店被美国专业测评网站评为“中国最奢华酒店第七名”。说到“奢华”二字，林登摇头大笑：“我要重新对它定义，意大利沙发和60吋平板电视不是奢华，奢华是一种能力：它让客人与仍旧鲜活的古村落对话，它让客人主动成为这里的一部分。”大家戏称林登为“林村长”，他已经被村民接受。林登也觉得自己是个喜洲人。“我来中国，不是来告诉中国人怎么生活，中国是我的老师，我来学各种东西，又把这些带给美国。如果我的老师病了，我也会担心。”

许多来到大理的人都在尝试这种磨合、学习与对话，这也许是一个抵达理性的必经之途。

早在林登之前，也有一位外国人做过理解和表达大理的尝试——八十多年前，澳洲学者C.P.菲茨杰拉德（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费子智”）通过仔细、全面地观察大理人的生活，写下一本人类学著作《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为今天的人了解当时的大理历史留下翔实鲜活的资料。在他笔下，“五华楼”这个建筑显然是大理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象征，所以才会直接用于这本著作的标题。而我作为读者，也因此对五华楼多了一份猜测与遐想。

从南诏国时候起，五华楼就是国王宴请宾客的重要场所，此后数毁数建，一直是大理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当我真正站在五华楼前，所有的猜测与遐想都被另一幅画面替代了：五华楼像一个孤舟，在茫茫海面上独自沉浮，围绕它的，是各种纯粹旅游化的小商铺与嘈杂的贩卖声，它们像海浪一样包围、袭击着这栋精神建筑。

从来没有一个永恒的自由终点，也从来没有一个不变的众神天空。在抵达理想国的理性之前，所有人都要面对一种来自外部的绝对力量：商业化的入侵。

王丹出其不意地说：“你一看就不懂建筑。”“我肯定不懂。”我愉快地承认。我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她的“四十英尺”中，看她在我对面泡茶，像是老熟人一样。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的狗“拽拽”和我窝在同一个沙发上，踏实地睡着。

这个小村庄位于苍山脚下的高阔处，与大理古城只有一路之隔。我穿过大大小小打扮成白族式样的白色房子，走到小路末端的小树林时，一栋红色建筑展露出来，它充满现代感，却朴素而没有锋芒，即便如此，仍与周围的白色民居判然有别，空间开阔、坦然。这就是“四十英尺”，一间民宿。不懂建筑的我，偏偏认定这是一个建筑实验，确切地说，是从建筑出发的一个实践。

2012年12月18日，“四十英尺”正式完工，王丹和先生陈真的愿望得以达成，那时距“世界末日”还剩3天，对他们来说，3天也够了。在此之前，他们在一个中原城市生活，衣食富足，事业有成，40岁时，想换一条道路去走，最终来到大理，自己设计建造了“四十英尺”，住了下来。

王丹期望“四十英尺”能具备一种内在的自我循环系统，可以借此自足。她带我看每个空间的细节设计，尤其对应着不同时间光照、风向的特殊之处，以及一些细微处的适应需求，比如一面镜子与墙和门的对应关系、私密空间如何保留……这个建筑可以用“节制而朴素”来形容，甚至那些看似华美的装饰细节，也被建筑的整体节制感所融化，变得不动声色。主人着力要借建筑传达的那种舒适而不压迫的力量，我能感受到。

有人说，王丹是选择了一种“不费心的生活”。她拒绝这个词：不费心。从选址开始，她就在每一个细节上表达自己的态度。比如，要选择一处空白的宅基地，上面不能有房子，这是秉承“不破坏”的原则。再比如，要先观察房东很久，因为将来要相处20年。她先后经历了9位房东，才选定地址。不停换房东，是因为面临一轮又一轮毁约，房东毁约的原因只有一个：大理的租金价格一直在上涨，这块地可以以更高的价格租给别人。在被毁约的过程中，她遇到过各种意外情况，也借此通透地观察每一个打交道的人。

有一个房东请王丹去他家一趟，她情知有变。大家坐定，她等着房东开口，想看看他怎么说这件事情。房东沉吟，拍了一下桌子，说：“这个合同呀——违法了！”他说完这句话，王丹一动不动看着他，看了足足一分钟。“当我看到他脸上的惶恐和怯弱，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我对他说，你可以收回你的地，但是这个理由我不接受。你换一个理由，我下次来时，你重新告诉我。”

所有毁约，王丹都没有追讨。“农民的反悔，是他们长期得不到保障和安全感的反映。如果有人以三倍的价格来重新租我的地，我能不能坚守合约？如果我做不到，怎样去谴责别人？”王丹的朋友中有知名法律界人士，但她没有动用这个优势。相反，在与农民的契约关系中，她非常了解“文本的暴力”——白族村庄中，许多中年人不识字，在文本合同中，她可以占尽优势。但恰恰因为她了解这一点，在与对方的接触中，她会详详细细解释她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及对方的得失，并且详拟了周全的合同文本，保障彼此的利益。后来甚至有本地的白族律师拿她拟的合同作为样本，来操作类似的案例。

这些周折，是一个外来者进入与观察“乡村”的切入点，也是这个“建筑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藉此与“乡村”这个概念一点一点磨合。

定址之后，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用来造房子。对王丹和丈夫来说，这个环节反而轻松，是一个“智力游戏”。但具体到一砖一瓦上，却远没有那么写意。请来的工人不理解图纸，一个简单的酒水台，无论如何砌不出来，王丹亲自动手砌了三圈砖，告诉他们：照着这个砌。

“四十英尺”落成时，要为房东举行一场朋友乡邻的宴请，按当地规矩，有收礼金的环节，王丹他们收到的礼金，是乡间同类宴请的两倍！她与丈夫不再是先前那两个租地碰壁、远近闻名的倒霉蛋，已经受到周围乡邻的尊重。

我来到“四十英尺”时，门口有个男人在做木工活，他就是房东，他们已经相处如一家人。乡间一切年节祭祀洒扫的“封建迷信活动”，王丹夫妇全部认真参加，旨在“融入”。他们诚恳接受“乡村”赠与他们的一切，也尽己所能回馈乡村。远远近近的乡邻建房，有时会跑来参考“四十英尺”，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筑方面的问题，王丹毫不保留，据实相告。她经常接待媒体记者，也会介绍他们采访乡邻，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媒体人表现出对乡邻的不尊重，“连基本的采访礼貌都没有”。做媒体是王丹当年的本行，她开始教给乡邻，面对媒体采访，如何回避不礼貌的问题，“不能他们问什么就老实回答什么”。她也发现了乡村的改变：当地人开始尊重契约，“毁约”不再是必然结果，甚至出现了主动赔偿的情况。

“四十英尺”犹如一枚来自未来的楔子，楔入“乡村”这艘古老的、航行缓慢的巨轮，它所带来的新鲜气象，也许影响到的人并不多，但在渐渐改变着什么。王丹建造“四十英尺”的本意，是想“在节制中发现一种可能性”，这原本神秘而未知的“可能性”，也在缓缓露出它本该呈现的面貌。

告辞时，王丹坚持请我去露台坐五分钟。山风拂面，她示意我看苍山顶上的云，那流云浮于苍山之上，变动不居，气象万千。

她忽然说：“我很想知道，20年后，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