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晋凯

我之所以怀念书信时代，是因为有感于交流手段的日新月异，人们相互间的情感沟通却呈衰减稀释之势，这应当说是件不大“幸福”、或者说是大不“幸福”的事。

想到书信时代之可贵，是从过年开始的。写信和收信，曾是过年的一项重要内容。年前，按照长幼亲疏排序，对远方的亲朋好友逐一写信问候；过年时或年后，收信读信，便成为一乐。然而，曾几何时，书信被简化成了明信片，随着形式的简化，内涵也随之简化了。繁复的变简单了，细腻的变粗糙了，私密的变公开了——写得快捷，看得便捷，“一览无余”，只是不再像读信那样需要品味。为了推广这种“情感方便面”（又称“速食面”），邮政部门还辅之“有奖”措施，一时间，有奖明信片火遍神州大地。再后，电话逐渐普及，电话拜年遂成时尚。电话传情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下有多少空巢老人在周末或节日的特定时刻，守着电话机等待远在他乡的儿女、孙辈的声音，这往往是他们寂寞岁月里唯一的慰藉。但我想，如果再有家书相伴，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反复摩挲，当能令老人们越发欣喜不已。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他们没工夫提笔，甚至他们都不记得怎么提笔了。幸好，更便捷、更廉价的“电讯”来了，email来了，手机短信来了，敲打几个字，动动大拇指，既节约时间精力，又圆满完成了晚辈的义务，怎能不对发明家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呢。应当说，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人们付出的代价是多方面的，书信的失落（比起战争、环境破坏等等而言）怕是最最不起眼的了。但它却事关人情，触摸人心，想起来又总难以释怀。

现在年关临近时，人们也能收到许多祝福（多半比书信时代还多）。电脑上传来的，除贺词外还会有电脑高手制作的幻灯片、动画片，精美至极，远比往日书信的白纸黑字来得生动活泼。手机短信也很是热闹，才华横溢，精彩纷呈。但看这类东西，我总感觉木然，哑然，我出于礼貌地回复也常常只有两个字：谢谢！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那都是批量生产的、群发的、针对所有人的，没有一句是专门写给我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手机号码，一个邮箱地址。

当然，也有专门为我而写的，也有我专门写给人的。但由于”形式”的制约，这种“信”总觉得不宜写得太长，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所以多少有点像电报体。不抒情，不铺陈，不哲理——像是完成一件任务。还有一个不可谓不重要的因素：来往的都是标准的宋体方块字，没有漂亮的或蹩脚的书写，也就没有了“见字如面”的亲切，似乎总缺少某种质感。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是，还曾有过把真情流露的书信当作罪证的年代。随手写来的书信，怎经得住“红色卫士”们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地使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轮番考察。因此，很多人都往往在风吹草未动时，就想到要赶紧把保存的信件烧掉，以免后患。但在“安全着陆”后，又会追悔莫及，痛心那些无法寻回的记忆。因此，我对那些长期妥善保存了书信的人常怀羡慕与嫉妒之心。

友人作家李德堂，前几年以其多病之躯做出了一件令人瞠目的“壮举”：编纂出版了他个人的“书信集”整整十大本，共收入3120封书信，约280万字。德堂兄形象淳朴憨厚似老农，却不料心细如斯：他从初中就开始“留存书信，即使便条也舍不得丢弃，——积累的信件到了一定厚度便装订成册。”我不想在此探讨这份珍藏对认知社会评判历史会有何价值和意义，这可以留给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去研究。我想到的是，若没有认真的生活态度，若没有对“友”和“情”的十分珍重，这样持之以恒的“留存”是不可想象的；而古稀之年，又不辞劳苦地将这些尘封的“碎片”精心翻检，把数百万潦草的字迹逐一辨析，细致分类，其间需付出多少艰辛、又包含着多少对逝去岁月的深情。

旧时有“家书抵万金”、“鸿雁传情”之说。如今恐怕是“万金”难买“家书”，“鸿雁”也难穿越重重雾霾了。曾经的书信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那份“情”呢？

选自《中华读书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