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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出席南极国际会议，进入表决环节，中国代表团因未到过南极被请出会场，与会代表泪洒当场。

王自磐说：“以前我们投入不多，大的项目做不来，开会的时候就只能听听。在南极成果多显示你的科技力量强，如果你这次贡献多，将来你话语权就大，你说话算数。”

1984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终于登上了南极洲乔治王岛，南极第一次飘扬起五星红旗。极地专家鄂栋臣回忆，当时所有人都很激动，云层很厚，阳光从云缝照射下来使极地十分耀眼，有人站在船头大喊：“南极！中国人来了！”

然而，中国人的南极之旅并不顺畅，问题很快就来了。1994年出版的《国际环境政治》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洛兰埃利奥特记录了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国科考队把鸽子和宠物带到了南极……

其他国家的科考人员与中国人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告诉中国人做错了。“这明显说明一个问题，服从规则应该被视为接受教育的过程。”洛兰埃利奥特写道。

南极科考奉行的“潜规则”是，谁首先对一个区域进行考察，谁就拥有在这个区域建站的优先权；相应的国际惯例是，哪国在某地建站，周围的科研活动就以哪国为主。为了在南极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发言权，甚至一些小国也千方百计地前往南极建站“插旗”。

冷战时期，苏联在南极大陆四周先后建立了8个常年科考站，各站之间基本等距，均匀分布于南极大陆，如棋子般的布局，用意深远。

与管理问题伴随的是，原先赤裸裸的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软性控制就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