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_ 维 舟

“到此一游”考

文 _ 维 舟

在旅游景点题字刻字可算是中国的一种国民文化。几乎在每个景点，都会有人用这种方式作为自己的旅游纪念，即便是对最应守护的景物都不见得会手下留情。这一现象像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一样令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直到南京的“熊孩子”在埃及神庙上也刻下“到此一游”，才引起海啸般的声讨。

不过，中国人为何总会手痒，在各种景点留几个字呢？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西方涂鸦

在西方，年轻人在公共场所涂鸦是常有的事，甚至已发展成一种亚文化。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便把他们的座右铭“Semper Fi”（semper fidelis，即“永远效忠”）喷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神塔的墙上。法国人也一样，“在王朝复辟时期，人们开始在枫丹白露森林的岩石和树木上刻下他们姓名的首字母。这些标记一般都是那些地位卑下的人留下的，因为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地球上的伟人们不一样，于是他们指望在自己死后，能够依靠这些镌刻在树干和石头上的姓名首字母来使自己永生”。不过这类题写真正盛行的时间并不长，英文里graffiti被赋予“粗鲁地写写画画”这一含义是从1877年开始的，而表示“漫无目的地涂鸦”的doodle一词，则是1935年起才有这层含义的。

欧美的涂鸦，大多并非文字，更非“到此一游”，而多是在城市公共场所的涂写，常常是为了表示年轻人的愤怒与反抗。（1968年巴黎革命的一条著名涂鸦是“Jouissez sans entraves”，可含蓄地译为“全都发泄出来吧”）大概正因如此，1980年费孝通在《访美掠影》中提到涂鸦时直接写了“graffiti”一词，并解释：“请原谅我在这里用原文，因为我一时实在翻译不出来。”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显然注意到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社会现象。

中式题字

中国式的“到此一游”，其历史就要悠久多了。中国人历来对文字看得比图案要重，传统的人文景观，大都有题字、石刻、碑文、对联，且它们本身就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文人题字历来是一件可称道的风雅之事。晚明的士大夫家，家具上也多有铭刻题字，赋予其一种文人化的特殊气质。

最早的题字不知起于何时，王羲之时已有“临行题壁”之举。到后来，文人诗兴大发，临壁题诗常是美谈。连宋江这样的强盗首领，都要在浔阳楼题反诗一首——在这个新的语境下，题字体现的就不仅仅是书法了，还有诗才。宋朝时此风已盛，陆游《入蜀记》卷三记载去庐山路上多见题字：“盖吴蜀大路，市肆壁间，多蜀人题名。”乾隆尤有此癖，诚所谓“作践山水”。甚至去年的“埃及到此一游事件”，说起来也有前例可循：社会学家陈达1935年在柬埔寨吴哥窟发现晚清时华人留下的三首题诗，虽然有些词意欠工、平仄不协，但也算是把这一传统发扬到海外去了。

在题壁留诗之余，遗墨“到此一游”在所难免，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悟空。《西游记》第七回中道：“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做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可见至少在明代中晚期，这种题写“到此一游”的方式已甚流行。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跌入无量山山洞，忽然动念：“我死在这深谷之中，永远无人得知，不妨在这石壁上刻下几个字，嗯，就刻‘大理段誉毙命于斯’八字，倒也好玩。”于是，“在地下捡了一块尖石，便在石壁上划字，可是石壁坚硬异常，累了半天，一个‘段’字刻得既浅且斜，殊无半点间架笔意，心想：‘后人若是见到，还道我段誉连字也不会写，这八个字刻下来，委实遗臭万年。’”这段刻画，可见中国诸多“到此一游”君的心理，连临死前还想留下几个字（类似“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是做了事总不忘题字纪念），而他所考虑的，也不是破坏了石壁鬼斧神工的自然之景，而是遗憾自己的字写得不够美。

在外国人的眼中

到了近代，外国人入华，对这一中国人习而不察的现象大感兴趣。俄国汉学家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纪行》中提到，在济南千佛山，“所有的墙上都写满了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各式各样的作品……与俄国乃至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围墙文字不淫秽，也不妖艳，不会让任何人感到不自在。既有粗通文墨者的涂鸦，也有严肃的创作，描绘当地的山光水色和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七言的赞美诗有时布满整个墙面，偶尔阅读这些诗也是一种享受”。这位汉学家的确对中国文化极为钟爱，对这类题字也不吝赞美。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游，他注意到的则是景区常写着游客们抒发自己情绪的标语和口号。在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亭子的墙壁上，“写满了排日的标语：‘诸君，尔在快活之时，不可忘了三七二十一条’‘犬与日奴不得题壁’……更为激烈的，还有‘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这样的‘名诗’。”民国时期类似的题字，在华山、榆林红石峡，我也都曾见过，当然，当下的“愤青”涂写在景区里的就更多了。

如今的“到此一游”

从前国人识字率不高，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未必会写，更少出门远游，故而此事虽古已有之，却是于今为烈。识字是普遍化了，但题字也不再是文雅之事，更非“严肃的创作”，其内容日益粗鄙，最终变成了对公共空间的破坏。

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在《都市速写本》中记叙，30年前，台北整个城市像个大工地，地下通道常涂鸦遍布，“台北街头刚刚出现涂鸦时，多半只是简单的英文，比如‘爱’‘自由’等等；无论好话、坏话都与环境不搭，只会造成视觉污染”。也就是说，现代城市中，这类自发的题写，差不多只剩下负面意义。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它意味着一种不文明、不该有的无礼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知道国人在埃及神庙刻写“到此一游”后如此怒不可遏的原因——丢中国人的脸都丢到国外去了。

据著名红学家、历史学家周策纵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衡阳五中时曾去当地最著名的景点来雁塔，“忽然我看到墙上题有‘周鹏翥偕友登临’字样，这乃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回去问父亲，他也记不清有没有在那里题过字”。毫无疑问，那位父亲记不清自己的行为，正表明此类行为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习惯成自然，从未将之看得有多严重，但今天，如果有一个孩子向父亲询问同样的问题，只怕做父亲的不免会为自己当年之举感到羞愧和尴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