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家族的底气：

少数人决定人类命运

新《天龙八部》热播，金庸的家族传承再次被人们提及。

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望族查家。査家是典型的民国世家大族，既有着本家族的独特荣耀，又与同样誉满天下的大族联姻，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可以看作是民国贵族范儿的一种体现。

安·兰德说：“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有着良好教养与文化底蕴的家族，更有利于培养出这样的“极少数人”。

中国历来是家族社会，数千年来，个人、家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奠定了一个国家的基础。到了20世纪，家族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的在暮气中沉沦，有的在新的命运面前超越，无不附着于时代变迁之上。其中诸多人祸与国难，让人唏嘘。

一个家族的荣耀总会过去，而它留下来的，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探讨民国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家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陈丹青所谓“民国范儿”，“是一种‘样子”，也就是民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节、面貌、习性、礼仪。总之，跟现在人不一样。累数代之功而积攒的世家大族，皆有着足以让人敬佩的底气。

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民国时期的很多家族就很好地实践了对荣誉的定义。

现代社会学曾观察分析过明清江南数百年的世家巨族，得出结论是，那些传承五代十代而不坠的名门望族，其家风多立命于积德行善。也正是有这种文明的担当命运，使得在上个世纪不断革命的百年中国史上，广东梁家（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等人）、天津和海宁查家（金庸、穆旦）、天津周家（周淑涛、周一良、周钰良、周与良）、无锡钱家（钱基博、钱钟书，钱玄同、钱三强、钱伟长）的贡献有目共睹。

一个家族的普遍人格是如何确立的？举一例，桂林梁家。

民国初，梁济曾痛心地说：“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文革”时，梁济的儿子梁漱溟，面对汹汹而来的批判，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这便是家族的魅力所在。

而今，农耕文明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景象一去不复返，在这样的时代，个人、家国、天下如何平衡？这实在是一个难言的文明难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