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虎娃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自然生存环境。1936年边区的耕地面积为843．1006万亩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37页。，粮食总产量只有103．4301万石②谢觉哉、左健之:《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解放》第119期，1940年11月16日。，农民负担能力很弱， “冬天还穿着破单裤，没有毯子。居民把所有供献给军队，还不过是几升小米、 ［苞］谷，或者剩下的几头羊子。如果跑到农民家一看，一间破窑，两只破缸，缸里什么没有;炕就是一堆土，靠煤火过夜”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88页。。但即使如此，中共仍不得不将向农民买粮、借粮作为经费来源之一;除此之外中共希望通过东征、西征筹款和向关系尚好的西北军、东北军借款来弥补经费之不足。

1937年9月，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特区农民负担成为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农民负担与政府应对措施的研究有以下成绩和不足:对农民负担及其总的变化情况做了宏观的梳理，而对于不同年份负担的具体变化及其原因缺乏细致、微观的分析;对中共减轻农民负担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对农民负担变化对诸如生产情绪、生活水平、党群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直接影响则缺乏细节描述;大多看到1942年后农民负担的减轻，而没有认识到1942年后农民负担更主要的变化是趋于区域和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