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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统治中日关系

2014-01-10刘建平

领导文萃 2014年1期
关键词:基辛格东亚安保

刘建平

日本“从属”于美国

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主持接受日本投降仪式。9月22日,美国发表了《对投降后初期日本的政策》,规定:“日本天皇和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拥有全部权力的最高司令官。”而拥有这种绝对权力的麦克阿瑟还公开表示:日本已经降到“四等国家”的地位,惩罚是对其战争罪孽的报应。

日本的国家组织被美国的军事机器征服,民族精神也在对侵略战争犯罪的道义声讨面前虚脱。由此,日本成为美国的“从属”国家,接受占领体制下的战犯审判、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

但随着美苏在中国、朝鲜冷战利益冲突的激化,美国开始扶植日本作为在东亚对抗中苏结盟的战略据点。这种扶植既有技术、经济方面的援助和释放战犯的恩惠,更有使日本对美国可持续“从属”的国际政治结构设计。

美国通过拖延对日议和捕捉到朝鲜战争爆发的良好时机并操纵排斥中国、苏联的《旧金山和约》。朝鲜热战以及片面议和造成的领土问题、台湾问题决定了美国继续驻军日本、占领冲绳的“合理性”以及日本与苏联、中国的冷战敌对关系。因此,“旧金山体制”就是使日本可持续“从属”于美国的国际政治机制,在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上则使战后和解“烂尾化”。

杜鲁门总统所言“日本军阀所犯的罪恶决不会无所抵偿而被忘记”是不是无效了呢?没有。把日本作为工具对抗苏联、分裂中国,本身就是“抵偿”。

基辛格的矛盾论

但对华外交是另一番景象,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对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中国展开了蔑视、羞辱意味的冷战。

美国把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巨大并坚持八年抗日战争的中国排斥于对日议和过程之外,尚可理解为剥夺权利目的之蔑视;而由“战败国”日本选择“中华民国”缔结和约,对“新中国”则更是羞辱。

美国分裂中国,把日本推到国际政治斗争前线,而日本则不仅以此要挟“中华民国”放弃赔偿要求,还找到了谴责新中国的道义根据。“日台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说:美国操纵的“日台和约”,“把它所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妄想借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外交声明至于臭骂,足见伤害非同寻常。

中苏反目成仇是美国在东亚扩大“帝国”权力的机会。但如何“合理”地延续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让中国忘记在杜勒斯“走狗外交”时代遭受的伤痛,成为尼克松总统“新和平战略”的对华关系要害命题。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在北京只停留48小时,就与周恩来化解敌意,达成了让中国邀请美国总统访华的目的。周恩来的问题意识集中于台湾地位和美国威胁,要求美国从台湾、越南、南朝鲜撤军,并谈到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基辛格注重说明:如果日本的军队在朝鲜,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比美军在朝鲜更不能安心。他表示:实际上,驻日美军创造了一种“似非而是的矛盾”,日美防卫关系使得日本不追求侵略政策。日本具有强大的经济社会基础,如果美国放弃日本,日本追求自己的军事组织甚至制造核武器,中国的担心就会真的成为现实。从我在大学教授的理论来看,我们从日本撤军,就是允许日本重建武装,在太平洋对岸让日本和中国摧毁“力量均衡”,日本就会重复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因此,关于日本,贵国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很相似的。”

结果,倒是周恩来要求基辛格:“必须保证在美军撤退之前不使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台湾。”

“安保是日本战败的伤痂”

“日美安保”到底是复活了“日本军国主义”,还是抑制了日本可能的重新扩张?从传统帝国主义论演绎的“反安保主义”意识形态和想定美国防止日本军事大国化的“瓶盖论”都不符合事实:美国没有“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但日本的确向美国买通了军事大国化的道路。

如何维护东亚的和平?1960年10月,卸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不久的高碕达之助访华,为中日贸易作政治开拓。当时“中日两国人民”的“反日美安保斗争”风潮刚过,周恩来特别向日本反安保人士致敬。

岂料,高碕不以为然地说:“那样考虑就错了,日本人谁也没想什么拿《日美安保条约》进攻中国。与美国战争失败,安保条约就是战败伤口的结痂。伤痂是自然发生之物,可以阻止细菌,本人康复了会自己脱落。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拿掉它,就会流血!”在这里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的“反日美安保主义”是行不通的。

但现实的“钓鱼岛危机”也证明了中国依赖美国控制日本的空想性。日本为了维护逃避对华战争责任的不道德利益而积极依赖美国,中国则由于无能对抗日本的蔑视、敌视而消极依赖美国,东亚国际关系陷入“美国中介化”。

日本有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这一秩序的不合理性,最激烈的尝试是2009年执政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提出“东亚共同体”外交战略,倡导“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与“正视历史”的东亚和解,但随后由于美国介入的朝鲜半岛危机和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而销声匿迹。这表明,东亚战后处理遗留的“历史问题”是美国维持“中介化”枢机地位的要害。

日美安保的道义旗帜是“和平”,中日两国在不触动日美“伤痂”的和平前提下争取自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创造有平等尊严的东亚地区政治。

应正视“伪议和”之“历史问题”所造成“政治断交”闹剧的事实,谈判载明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和平条约——现代国际法文明学习的确是东亚的必修课。

(摘自《财经》)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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