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

《游击队员》（一九七五）是奈保尔的中期作品。此一时期还有《自由国度》（一九七一）和《河湾》（一九七九）。这三部小说质量颇为可观，将笔触伸向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描写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局势，给作家开辟一块新的领地。回过头看，奈保尔最富特色的创作多半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河湾》的背景设在东非一个不知名的国家，有点像是乌干达。《游击队员》是写加勒比的某一岛国，靠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读这些小说，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份像是游客，被抛落在临时歇脚的地方，以局外人的紧张旁观情势。这些地方迟早要出事，仿佛眨眼之间会变成“屠宰场”。我们像小说中那些外来者，初来乍到就准备离去。此种噩梦般的印象，在阅读过程中挥之不去，让人隐隐觉得有点荒谬。奈保尔小说的这种“临时性”或“荒谬感”，是在他充当“环球观察员”这个身份之后才有的，构成一种独特的后殖民叙事模式。在后期的《半生》（二零零一）、《魔种》（二零零四）等篇中，这个模式也反复得到书写。可以说，《半生》、《魔种》的主角所流露的心态，在《游击队员》的主角身上已流露出来；甚至人物的性幻想和性虐待，也似乎如出一辙。

《游击队员》包含几个男女的情爱纠葛。简是伦敦来的出版界从业人员，追随男友罗奇，在岛上转悠了四个月。她感到失望，原先以为罗奇是实干家，是与众不同的人物，谁知是个凡夫俗子；她相信未来的可能性会在这类加勒比海岛上，而她到来第一天就发现，她不过是“来到了世界尽头的某个地方”。简的幻想破灭。

简的幻灭自有其客观原因。但我们不妨问一问，她的幻想究竟有几分是真心实意的呢？一个伦敦人，想来就来，想离开就离开，和当地人闹点风流韵事（“白种女人喜欢黑仔”），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自由得很。她追随罗奇来此地，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受伤害，相信一切到头来都会无果而终”，仍可延续在伦敦那种冒险生活。

相比之下，小说的另一个主角吉米，他的处境就要被动多了。吉米是加勒比华人和黑人的混血种，原名詹姆斯·梁，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詹姆斯·艾哈迈德，自称“吉米·艾哈迈德哈吉”，名字后面加了一个穆斯林尊称。他是本地画眉山庄主人，从事“土地和革命”运动，把山庄变成“人民公社”，搜罗了一帮贫苦男孩，自封“最高统帅”，类似匪帮团伙。此人早年在伦敦受到追捧，是英国人抬举的那种政治名人。画眉山庄也是萨波利切公司（岛上一家老牌英国殖民公司）资助的。吉米有野心，也懂得自我包装，但政治资本不足，靠英国人的一点小小施舍也成不了气候。他打出牌子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和种马，我是勇士和火炬传递者。”事实上他是在灌木丛里打发时日，和手下男孩搞搞鸡奸，运气不错的话，和伦敦来的白种女人搞上一把，仅此而已。

小说的三个主角，简、吉米和罗奇，他们都遭遇困境，内心感到绝望。罗奇四十五岁，曾在南非遭到关押和严刑拷打，一度成为受关注的人物，后来到了岛国，在萨波利切公司做公关（代表公司和画眉山庄打交道）。他有见识，有光环，却没有政治抱负，生活其实漫无目标；连简也看出来，他是个“坐等事情发生的人”，试图逃避现实；他在等待，等简离开他，等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变得没有意义，变成虚无和徒劳。

奈保尔笔下的人物，那些欧洲人、前殖民者、男人或女人，多少散发着一点存在主义的气味。简和罗奇这两个人物，我们在萨特的《理智之年》、多丽丝·莱辛的《爱的习惯》中也似曾相识，他们的绝望和恐惧主要是源于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这些来去自由的欧洲人，把冒险行为当作测试其意志的工具，将自由选择视为增强其存在感的途径。在一个贫穷动荡的岛国，他们多少显得有些夸张，也显得优越。岛国的本地精英，吉米、梅雷迪思等人，个个是精明角色，受过不错的教育，却没法像简和罗奇那样思考问题，纵容精神上的绝望和忧虑，虽说他们对压抑的状况同样感受强烈，意识也相当敏锐。

《游击队员》将两类不同背景的人物联系起来，让局外人去接近边远岛国的居民，后者有游击队“最高统帅”，有政府部长，有留一头“小猪尾辫”的乞儿，有热衷于美国信仰疗法的女佣……这些人是殖民文化的产儿，有着外人不易洞悉的内心世界。算起来，吉米这个角色着墨最多，也是此书写得最有趣的人物。他口口声声叫罗奇“主人”，动辄谈他在伦敦的遭遇，他如何成为“英国人的玩物”，半是怨愤，半是讨巧和卖弄。这位在杂货铺后院长大的混血儿，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外部世界周旋。作者从不同角度塑造这样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角色，来自后殖民文化的弱势群体，代表不容忽视的权力意志，让他发出边缘人的声音，后殖民欲望主体的声音—用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中的话说，就是“黑人想要什么？”

小说嵌入吉米写的小说和书信，共十段文字，透露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写法颇为巧妙。其中最有趣的是吉米采用简的视点写他自己的片段，满纸想入非非，自矜自恋。例如，和简初次见面后，他模拟简的口吻写下这类句子：

我不明白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浪费自己的生命……对于普通大众，他是个救世主，他了解、热爱普通百姓，因此，对于其他人，即政府和富有的白人公司之流，他是个异类，他们害怕他，排着队要给他钱。……我来到画眉山庄，看见他光着膀子，他的皮肤并不黑，而是可爱的金色，像一尊青铜神像，我惊呆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我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我情不自禁，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两眼放光。……他是所有特权的敌人，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产阶级，我知道尽管他表现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其实他恨我这样的人。我只要看着他的眼睛就能明白何谓仇恨。

吉米的书写，像那种典型的荷尔蒙写作，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无非是在纸上宣泄一番；他透过简的视点所做的自我描述，夸张而自命不凡，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讲，也是体现欲望主体的一种原始叙述。他对简这位白人女性产生性欲；隔着一道殖民文化的阶级鸿沟，他的性幻想便成了一种僭越行为。而僭越本身则带有几分高雅和刺激。吉米的小说和书信，流露出霍米·巴巴所说的那种“谵妄的情意结”，自卑、自怜、愤恨，一种对白人文化的偏执认同的矛盾情感，“往返于妄自尊大和种族迫害的幻想之间”。

那么，什么是黑人的灵魂？除了体现于殖民关系中的心理动荡，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就后殖民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主体欲望的精神分析问题，没有做出历史化的叙述，只是暴露“身份”的形象和幻觉，衬托着一个黑漆漆的热带背景，而叙述的扰人心意的特质也是在于那种谵妄的表述，那是简所不了解，或许也是不感兴趣的“幻想”。

《游击队员》的结尾告诉读者，这是个凶杀故事。简被吉米杀害，遇害前她和吉米幽会，遭到后者的性施虐；在这个爆发政治风波的加勒比岛国，她的冒险之旅就这样终结。

奈保尔拥有康拉德那种凝敛的叙事节奏；《游击队员》、《自由国度》等，开篇有点儿莫测高深，总是要让人读到最后一句才感受到全篇积累的力量。《游击队员》的结尾让读者感到惊悚，甚至有些困惑。吉米为什么要将简杀害？还有，罗奇的反应也似乎有点怪异，明知简遇害，为何佯装不知，还偷偷销毁简的回程机票？吉米没有必要杀人，除非他真的是疯了，而罗奇不动声色处理后事，只能理解为他要安全逃离这个地方，免得他自己也被吉米杀害。

伴随着一场政治动乱，岛国变成“屠宰场”，这也是《河湾》后半篇叙述展开的情景，而“导致崩溃的波潮”那股向下的引力，通过叙述的精心编织向读者传递出来，让人关注肉眼看不到的沉默且有宿命感的力量。战斗大体都是悄悄进行，所用的武器是个人的道义、规则和意志。吉米在信中说：“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这段话被用作扉页题词，点明小说的题旨。

奈保尔对第三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宿命论观点和同时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观点并无不同，区别在于叙事的表征和视角。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找不到盛行于加勒比地区的神话、预兆、魔法和巫术，找不到飓风、洪水、失眠症和镜子城，他笔下的加勒比岛国呈现另一种面貌，通过叙事者的视线所截取的小片景象，通过巧妙布局的道德争论，让读者逐渐接近日常景象背后那股宿命般的力量。换言之，作家是以知性切入，运用知性的原则和分析；他的视野从不混乱，总是清晰、冷静，牢牢把持自身的核心主题和观念。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卡彭铁尔、马尔克斯）大胆启用的东西，他不使用。虽说也是悲观的宿命论，叙事却没有试图超越历史。他不是反历史主义者。他像个忧郁的英国绅士，瞪眼凝视噩梦般的现实。

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随笔《索多玛的学者》（Scholars of Sodom），对奈保尔的这个特点有过描绘和分析。一九七二年，为了采写爱娃·庇隆的报道，“英国人”奈保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转悠，看到“精神愚弱的纪念碑”，看到“整个国家何以陷入弱智状态的活生生例证”；他对“政治上的暴行和轻率感到大为震惊”，对“那种‘把她的屁股抬起来’的性习俗，他看作有辱人格的性习俗，感到满心厌恶和鄙夷”；他越来越失望，觉得此地是“难以忍受的可恶”。

奈保尔不屑一顾而拉美男子汉津津乐道的“‘把她的屁股抬起来’的性习俗”，便是吉米将简杀害前玩的那套把戏，也就是异性鸡奸行为（这个细节有可能是作者从阿根廷的采访中得来的）。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看来，奈保尔的批评报道未见得歪曲，事实上没有一个拉美本土作家的批评有他那么厉害，但作为作家，奈保尔“还不知道如何从某些作家、某些文学艺术家觉得尤其不安的那个困境中提取信息”，他的文章表达的仍是“适度的、较小的预言”，虽说“他的触角也捕捉到了那个静态的地狱”。

有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三篇报道，《阿根廷：墓园后的妓院》、《理解博尔赫斯》、《铁门旁的尸首》，是作者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政局的观察和评论，也是对拉美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大约从此一时期开始，奈保尔形成其独有的写作模式，即以第三世界为题材，写作纪实类的报道和虚构类的小说。这像是对某个题材的不同角度的书写，也像是两种体裁创作的互补和呼应。新作《非洲的假面具》（二零一零），适合与《河湾》、《半生》等篇参照阅读，有关加勒比岛国殖民史的调查研究，还有阿根廷的报道，应该和他写加勒比岛国的小说放在一起看。库切在《V.S.奈保尔：〈半生〉》一文中总结说：“历史报道和社会分析以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和旅行回忆录的方式流入流出：这种混合的模式很可能成为奈保尔对英语文学的主要贡献。”

《游击队员》不像《半生》那样“散发浓烈的新闻写作气息”和“自传色彩”，仍是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有着精心结撰的情节和人物群像，心理剖析也细致，但读来总觉得不容易让人感动。作者对笔下的两类人物都没有偏爱；他观察的目光在两类人物身上移动，仿佛是透过言谈和行为表象，要将事实真相看清楚；字里行间闪现犀利而精彩的讽刺才华，并非为了取悦读者，而是处处显示“局外人”对事实真相的冷静坚毅的探究。作家好像不太在意他的写法是否讨人喜欢。

吉米和简的性爱插曲，写得那样贫乏、露骨、尖锐，库切的《耻》和《青春》想必也是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格兰德利太太这个人物，老种植园主的后裔，我们在后殖民文学和福克纳的小说中都没见过，说明作者对后殖民境况的观察何其细致。这些都是浓缩的、标本分析式的描写，敏锐、审慎、节制，但也显得有些刻意。

吉米的“谵妄的情意结”，缠绕着某个难忘的童年故事，一个白人女孩在海滩被一伙暴徒强奸的故事：“女孩流血，尖叫，然后昏了过去。其中一个暴徒跑到椰子树林里的一条咸水溪边，试图用双手为女孩捧些水来。”成年后的吉米认为，男孩捧水是整个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自感“没有人爱、被抛弃、迷失方向”的吉米，从这个听来的故事中寻找安慰，注入某种温柔、迷狂的情感。此类描写，为结尾的凶杀事件提供精神分析的线索，不乏动人之处，但也是属于那种浓缩的、标本分析式的处理。

与作家早期的作品（例如《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相比，这类小说无疑是失去了热量，以忧郁的批评眼光注视这个世界。而他笔下的加勒比具有欧洲美学的性格，其反讽尽管不失微妙，却也容易造成情绪上的隔膜。例如下面这个堪与福楼拜散文媲美的段落，写杀人后的谵妄状态，也纯然是欧式风格。

吉米独自一人在一个插满焚香的石屋里，四周的石板上搁着一具具石棺，石棺里没有死的死女人躺在白色的百合花中间。一个女人从石棺里坐了起来，百合花从她身上滚落。她是苏丹人，就像他在伦敦看见过的那些苏丹人；吉米可以从那漂亮的白色棉裙、苍白的棕色皮肤和脸颊上愈合的伤痕判断出来。她挤眉弄眼，神情淫荡，长着一张下贱的大嘴巴，就像他上学时在一张黄色照片上看到的法国妓女，她穿衣而坐，裙子却撩了上去，两腿叉开，那毛茸茸的一大团暴露无遗。她从那凿得十分粗糙的石棺里坐起来，百合花从她身上散落下来，她挤眉弄眼，伸出一只手说：“黑鬼，给我一块钱。”

透过语言的柔光镜，我们看到人物迷失在昔日田园诗般的幻念中；石棺里的苏丹女人，死而复生的幻象，凝结着吉米自身的哀怨，恍如热带丛林吹过的一阵腐臭的热风。

谈到奈保尔的创作美学，我们会列举康拉德、福楼拜、特罗洛普、毛姆等人的影响。而《忧郁的热带》的作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名字自然也不应遗漏。奈保尔最出名的纪实类作品“印度三部曲”，其写作方法应归入“结构主义人类学”范畴。而《游击队员》这类虚构作品，如果参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会更清楚地看到与传统小说的区分。那种旅行报道的视点，投向历史和社会的场域，以文化批评和精神分析学为主导，进行浓缩的、标本分析式的提炼与综合。社会学的狭义实证主义方向，历史学的政治事件史方向，在这种风格写实的创作中是被放弃了。

以传统眼光衡量，《游击队员》尽管颇有分量，却还称不上完美。那场政治动乱写得不够有爆发力，更像是局外人的触角捕捉到的某个“静态地狱”，而主角吉米只是暴露“身份”的形象和幻觉，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将人物的视角等同于叙事。但我们不能只是以传统规范加以衡量。也许奈保尔并没有想要去写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小说，或者说他已经没有兴趣去写了。在这个环球旅行的时代，他的自我建构和社会观察的倾向，也应该是用不同以往的模式来表达了。

（《游击队员》，V.S.奈保尔著，张晓意译，南海出版公司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