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玥

人物 = P

金宇澄 = J

P：2014年最让你欢喜的场景是什么？

J：9月我有了孙女—走进医院的病房，我才忽然体验到一种特殊的非常愉快的心情。去病房的经验从来是心情低落的，甚至是逃避，只在这一刻，理解到了我探望的不是病人，不是去探病，是看望一种亮光，新生的光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灰暗。

P：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在2015年的第一天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共进晚餐，你会选谁？选择哪里？

J：选我父亲，我希望和他重逢。我们可以在苏州“得月楼”午餐，他是苏州人，去年夏天过世，他的经历和表达都非常精彩。

P：在你的专业领域里，谁现在突然站在你面前会让你从沙发上跳起来？为什么？

J：那得有一大串的名单，其中最让我惊讶的，应该是天才小说家《红色骑兵军》的伊萨克·巴别尔。他直到狱中，仍在修订他的小说，希望能够写完。他在1930年代被苏联当局枪决，外界直到近年才知道他的死讯。

P：如果在2014年末，你有机会在全国人民面前作一次演讲，你会讲什么主题？

J：呼吁政府，花大力气下大决心，改善我们的环境，包括全面实行西方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的废品回收制度，包括城市目前的垃圾处理，“干湿分离”等等，现在都是表面文章。

P：如果在2015年，你有机会修改或增删本国的一条法律法规，你会怎么改？

J：取消独生子女政策。

P：北方方言区的作家用方言写作，读者都比较容易接受，而南方作家的方言作品就相对很少或传播度不广，你认为这是语言本身理解难易的问题还是普通话统治的结果？

J：统一的普通话教育之前，南方作家的母语个性，呈现了最为丰富多彩的表现，转入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统一教育，显然约束了南方语系的“活文字”，约束了南方作者第一语言的小说思维。方言的“难解易懂”，还在于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有在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我们才可以看到方言怎么说，作者就怎么写，“我手写我口”，处于自由语言时期，作者有高度的自由和自信。就读者而言，当下几代人统一受教育一种话语，人们辨别方言的听力和阅读，是大为减低了的—时代背景不同了，《繁花》在沟通方言的“难解易懂”方面，需要做更多的、更艰苦的沟通与改良。

P：你的小说《繁花》以上海方言写作而成，又秉承“说书人”这一派的经典叙事传统，你也一直从中汲取养分。而现在的年轻作家大多受西方叙事话语体系影响较大，如此该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腔调？

J：我去了今年的巴黎书展，感觉像走进法国水果店—所有的水果都可以是法国产，他们什么都不缺—反观我们的书展，满眼都是进口“水果”，是不是我们进口太多了？百年来都这样，我们真需要那么多进口吗？至少在文学语言上，进口产生的“翻译腔”深度影响了本土的文字生态，你说的现象很明显，记得某80后作者的来稿，完全是一部翻译小说的语态了。因此传统影响力对于当下非常重要，西方理论也这样认为“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外来作用形成的文字无力感，可借鉴传统元素，寻找本土的支撑。

P：与1985年你刚开始写小说时相比，20多年的小说编辑经历对你自身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J：积累了小说方法的无数疑问，这个角度，是很多好作家、好评论家不清楚的，他们不在这位置上，只有第一线小说编辑清楚和明白：小说编辑更多的是看大量的普通来稿，我因此很了解当下创作的基本面，普遍存在的文字倾向，清楚目前的概况。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部小说是为我的普通作者写的，告诉他们，写作有不同的办法。

P：挑多了别人小说的毛病，转变角色从俯视的评判者转为创造者，你是如何突破“不敢写”的忌惮的？

J：应该是话本样式的策动吧，挤在一起讲话的方式，少用西式标点的方式，包括网络初稿的环境影响，积累的大量疑问等等，我写了这部书。其实我们过渡到西式阅读的所有习惯，只有一百年的历史，曾经的中国文本，都由读者自家圈点，这个变化在时间上真是难以想象的。引发我兴趣的就是—当下的小说形态和旧文本之间，是否还有表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