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一

傅雷先生出生那年，正赶上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这是巧合，也是宿命。大清朝气数将尽，不破不立，“新”气象万千，给人带来了希望，同时又注定了要遭遇乱世。过去一百来年，伴随着傅雷走过，不太平的岁月远比太平时日多。

熟悉傅雷的人会告诉我们，他生性耿直倔强，容易愤怒，早在读中学之际，就因为言辞激烈被学校开除。他曾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带头人，以他的天性和少年经历，若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者并不会令人意外。中学即将结束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是不是唯一的一篇还有待考证，但是文学的魔力开始在他的血液里兴风作浪，意味着他终身必然只能与文字为伍。

从此以后，傅雷的所做所为，更像一个标准的文人，始终是有骨气的文弱书生。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血雨腥风，他没有投笔从戎，没有参与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是有意无意地远离暴力和政治。大家都知道，傅雷曾在法国留学4年，出国时只有19岁，等到学成归国，在抵达上海的当天，正赶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又是个国难当头的日子。6年以后，抗战爆发，和当时的很多爱国文化人一样，他曾举家去广西避难当义民，因为交通混乱，受阻于梧州达3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返回上海。又过了两年，到1939年，傅雷历经艰险，又一次抵达内地，赴昆明国立艺专任教，差一点与闻一多先生成为同事。

傅雷没在战时的大后方留下来，他与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犯起了牛脾气，又回到孤岛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