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松

（作者系 中国作协会员 云南《天下茶仓》编辑）□

中国的文字里有一种尤如文人大写意画的传统，上下五千年，云里雾里，几句概括下来，“微言大意”——用微小的材料作一番大道理，记述是为了作，过去的说法是“立主脑”，现今大学中文系的写作教材里更是发展到了极致，确立主题，组织材料，“作而不述”。他们全忘了“看法会过时，事实是永远存在”的真理。

一部文学史几乎是由这类天马行空的“作而不述”的大写意文字构成，他们强调的是有“思想”。但这之中也有那些坚实地贴着大地的形而下的写作。他们是“现象即本质”、“存在即本质”的忠实实践者，他们是“述而不作”。我以为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文艺理论，他们的文字具有着诚实的品质，所写都是“如是我闻，如是我见”，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枚的《梦梁录》，洪迈的《夷坚志》，余怀的《板桥杂记》……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量，远要大于与他们同一时期产生的那些进入了文学史的名篇。

云南罗养儒先生的《云南掌故》正是这种让人尊敬的“述而不作”的写作。他里面记述了很多清末、民国年间昆明日常生活的琐事。这之中，自然是少不得茶的。昆明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城市，这种悠缓的节奏最宜与茶相伴。

昆明人喜欢泡茶馆，罗养儒写到“昆明人喜往茶社内消遣时日，凡是铺户内之掌柜，窗下读书之士子及一般无事业做之闲散人，都喜于两餐后结伴入茶馆坐谈。本来花钱不多，茶水又便宜，既足以畅叙情怀，又足以听各行人口传播之新闻。一碗茶由浓而喝到淡，由淡而变成白水，只一味的斜坐凳上，由日中而坐至日西，经数小时之久，卖茶人仍是笑脸相承”。旧时的茶馆，它的功能不仅是喝茶，它还是信息中心、娱乐中心、鸟会、书场、戏院……这些，昆明的茶馆也是一样的。罗养儒先生写光绪年间的昆明茶馆，有说评书的，有念小说的茶馆，更有打围鼓的乱弹茶铺——也就是滇剧清唱的茶馆。还有雀茶铺：“逐日俱有十数个卖雀人坐在茶铺内，各携有二三个大笼及三五小笼，俱关着若干雀子在内待售。”还有芦茶铺，芦茶铺除了卖茶，还卖槟榔、芦子。

“惟是在云南边地上，今尚有几种夷族人，仍是离不开槟榔、芦子，一样的和着熟石灰来嚼。”其实，芦茶铺就是除了喝茶还可嚼槟榔的茶馆，这种茶馆外面好像没听说过。

罗养儒先生笔下的老昆明茶馆是很有特点的。罗养儒先生记述道：昆明的茶铺，最早要数昆明县衙门隔壁的那一家，无字号，开设的年代不详……来喝茶的，多是来打官司的人，他们坐在茶馆里等待传讯，衙门里差役出来，就对着茶铺高呼“传某某人”。这家茶馆很有意思，开在衙门门口，专为打官司的人准备茶水。

“四合园营业时间最长，早晨七八时开铺，晚上十一二时打烊，带讲评书。”这是一家说书的茶馆。“晚上打烊后，还有一姓金一姓姚的文人至四合园喝茶，已成习惯，铺家还特地为他们煨一壶水在炉上，直到天亮，伙计起来拨火备水迎早市才离开，因此人称“金半夜”、“姚天亮”，其真实姓名反失传了。”这家茶馆是人性化管理，关门了也不把客人赶走，这姓金和姓姚的老哥俩也够可以的，不回家睡觉，能一夜一夜地呆在茶馆里，他们对茶馆是有感情了，把茶馆当成家了。郁达夫先生就写过，苏州的一家老茶馆里，就有一老哥，天天到茶馆去泡，五十年就坐一个位子。昆明茶馆里的怪人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也有一个：一个姓陆的联大学生居然把洗漱用具都放到了茶馆，每天早晨便跑到茶馆里洗脸漱口，一整天都泡在茶馆里，到很晚才夹着一本厚厚的书回到宿舍。

昆明的茶馆最与众不同的是烧水的壶。罗养儒先生写到，有一家茶铺，极为简陋，火炉上支一把无比之大的铜茶壶，内能容水四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链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屋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而另一家烧水的铜壶也是重达三四十斤，高近四尺，能容水两担，壶柄以铁链双系而套于梁柱上，取开水只去其壶嘴上木塞，水自喷射而出。这种大器，大约也只有边地民族才玩得出来。罗养儒先生说：“此偌大水壶实为他省所无，即昆明地方事物上之一种特色。”

昆明也是产茶的，现已属昆明的宜良宝洪寺山上就有宝洪茶，十里铺有十里香茶。宝洪茶在明代以来就是云南的名茶，而十里香茶也是昆明稀罕之物，在乾隆年间作为贡茶，进过皇宫。吴井水泡十里香茶，正如虎跑泉之于龙井、惠泉之于碧螺春，在当时的昆明，是一种生活的品味。昆明产茶，但奇怪的是在中国茶区划分里，昆明那边和澜沧江中下游的临沧、普洱、西双版纳这边并不属于一个茶区，昆明是西南茶区，而临沧、版纳这边是属华南茶区。

罗养儒先生忠实地记述了很多老昆明的茶事，他的文字现在读着依然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汪曾祺也写过昆明的老茶馆。

1983年，我到昆明读书的时候，当年汪曾祺笔下所写到的学校附近的格局大都没变。出校门过凤翥街、书林街、青云街、西仓坡，然后到翠湖。汪曾祺先生写到：“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书林街都不长。两条街上至少有10多家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经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夹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汪老的文字让人感到亲切。四十年后，大至的方位都还没变，只是“小牌楼式的街门”和茶馆没有了。我们读书的时候，茶馆这种休闲、娱乐的带有旧时代特征的事物已被30多年的革命给洗涮干净了。翠湖附近重新出现茶馆是新世纪普洱浪潮到来以后的事了。我们读书那阵，没茶馆可泡，最侈奢的事是晚上在凤翥街、书林街、环城西路的烧豆腐摊边喝喝啤酒。

汪曾祺先生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1946年离开昆明，在昆明上了四年的大学，泡了八年的茶馆。翠湖、观音寺、白马庙、青莲街、强民巷、钱局街、正义路，都留下过他老人家和那个动荡年代流亡学生们的足迹。汪曾祺先生说：“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昆明茶馆很有意思。有一家绍兴人开的茶馆，主人乡音未改，独在异乡，把联大学生当成了亲人，穷学生们不仅可以喝茶赊账，还可以和老板借钱去看电影。一家很时髦的茶馆，墙上挂着美国电影明星照，除了卖茶还卖咖啡、可可，周末便关了门举行舞会。一家仅有三张桌子的茶馆，除了卖茶，檐下还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出售。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聊天、看书、写文章、做作业。汪曾祺先生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我觉得汪曾祺这位茶馆里泡出来的作家，文字里也带着一种隽永的茶味。

汪曾祺先生说：“茶馆出人才”。我相信这是真的，泡茶馆可以广泛地接触社会，且不同学科的人，泡在一起是可以改变一下知识结构和促进彼此间思想交流的。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作家，应该和泡茶馆是有关系的，茶馆就是一个社会，而作家是社会这所更大的学校所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