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博

摘要：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关键词：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韩愈；韩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77?06

作为清朝“中兴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在事功和学术上都卓有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军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到①，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汉书》，下评语369条。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批评最多。其中诗批评54首，大约占韩诗总数的八分之一。文批评165篇，几乎占到了韩文总数的一半，不仅从数量上看，曾国藩对韩文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诗歌，从批评的深度和丰富性上讲，韩文的批评也超过了韩诗。因此，在集部中，韩文的批评可以反映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特色与风格，曾氏对韩文的研究成绩也可从中窥得一斑。

一

曾国藩的批评透出他对韩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1]（202）韩愈的《重答张籍书》申明了自己此时不能著书立说，排斥佛老，是考虑到二氏为当时君相所宗，若作书排之，必遭时忌而取祸，所以要等待时机，以图佳效。韩愈这篇文章，茅坤、林云铭、何焯、林纾等名家都有评说，但皆从文章内容和论辩层次入手，分析韩愈立论的正确和辩驳的有力。曾国藩却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韩愈另外的几篇排佛文章（如《论佛骨表》、《原道》等），对韩愈的排佛功绩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说在曾氏的潜意识里，时刻有一个功高业伟的韩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1]（207）韩愈此文，意在勉励一位儒学后生，借机阐述自己对儒学源流演变的认识。诸家有评，如方苞曰：“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2]（261）刘大櫆曰：“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2]（261）张裕钊曰：“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2]（261）方、刘、张三家评点均是对此文内容和文风的分析，尽管有拔高之嫌，但还没有离开文本。另外，储欣、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亦有评，同样着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国藩竟从这篇赠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的结论，实在是能够说明他对韩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两则评语是曾国藩透过韩文对韩愈其人的高度评价。再看几则对韩文本身的褒赞。

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1]（215）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1]（216）评《与孟尚书书》：“此为韩公第一等文字，当与《原道》并读。”[1]（205）尽管曾氏并没有批评《原道》一文，但在家训、书札中屡次提及。况且《原道》是韩愈的代表篇目，历来评韩文者几乎无不涉笔，程颐、范温、王阳明、归有光、方孝孺、茅坤、何焯、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蔡世远、过珙、刘

大櫆、姚鼐、余诚、蔡铸、林纾、吴闿生、钱基博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曾国藩通过《与孟尚书书》的批评，将两文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对韩愈的崇敬之情还可以通过对读其他别集的批评看出来。曾氏除了爱读韩愈诗文之外，还喜爱读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但在这些人的别集批评中，或为诗句本事的揭橥，或为人名、地名的介绍，或为诗歌特色、风格的阐发等。并且在批评别家的时候，往往会提到韩愈，如评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1]（181）评黄庭坚《再答冕仲》时提到了韩文“子本相侔”等，不仅显示出曾国藩对韩愈诗文的熟稔，也显示出对韩愈风格渊源的提示。

曾国藩在其日记、家书、诗文中亦屡次提及韩愈。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3]（187）并且把韩愈称为“千古大儒”。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作《祭礼部韩公祠文》，其中有曰：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来，韩愈的儒学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又谓之“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5]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多以为韩愈“不知道”。曾国藩的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韩愈的尊崇之情。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称：“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 放？”[4]（80）《太学石鼓歌》有“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之句。[4]（92）《杂诗九首》之一谓：“早岁事铅椠，兀傲追前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 拟。”[4]（6）还有如“文笔昌黎百世师”，“私淑韩公二十霜”等等，将韩愈作为自己进德立言的榜样来学习。

曾国藩对韩愈的推崇应该说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气质以及政治、学术祈向的因素。

曾国藩出自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经世之心转浓，进取之气日长。②曾国藩虽出身于寒门冷籍，但亦是耕读之家，从小奋发攻读，进入翰林院之后，逐渐走上治学的道路，并立下宏大志向，“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6]（14）。在不断的读书问学中，曾国藩选择了诸葛亮、韩愈、王安石等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并最终更为钦慕韩愈。 因为韩愈在卫道、事功、诗文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终生勇于进取，加之气质相近，曾国藩向慕韩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显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

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7]（274）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8]“博士之学”即“专明一义”，而“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8]。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并且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要斤斤于饾饤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9]（19）。这在他的韩文批评中有明显的体现。

清代韩愈诗文的批评蔚成风气，韩诗有汪琬、朱彝尊、严虞惇、査慎行、何焯、蒋宗海、黎简、郑珍等人的批评，韩文由于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而批评者更多，如储欣、林云铭、何焯、方苞、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浦起龙、蔡世远、刘大櫆、姚鼐、魏源等等。在众多的批评中，能够将韩文中的思想、史实、辞章、训诂以及韩愈的立身处世都予以揭橥评论的，曾国藩可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评《原性》：“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之无失，亦自言各有当。要之，韩公之言固无失耳。”[1]（199）人性是儒家学者非常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孔子不言性善性恶，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后来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学说，又提出义理之性。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5]认为义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赐而无不善，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但同时承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断拔除气质之性中的各种蔽锢，才能一步步向善。实际上，韩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人性有等级之分，虽未明言中间这一层次，但这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韩愈加以发挥，将性分为三等，并说：“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综合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韩愈、程朱，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即引导人向善。因此，曾国藩的评语“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韩公之言固无失”确属洞见，显示了曾氏的哲学修养。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1]（207）评《送高闲上人序》：“事之机括，与心相应。事不如志，则气挫。所向如意，则不挫于气。荣辱得失，不纠缠于心，此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1]（208）《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诸家之评如真德秀曰：“韩柳并称，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10]（441）沈德潜评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遒炼。”[11]（90）宋代的黄震、明代的茅坤、清代的林云铭及何焯对此文都有评论，而且评论者都注意到了韩愈这次所赠的对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举辟佛的主张。但是曾国藩看到了传统儒学与佛教相比，缺乏对心性的探讨这一弱点，于是推己及人，认为韩愈若“从治心与之辨毫芒”则显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长，如“抱薪救火矣”。《送高闲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评。薛瑄曰：“庄子好文法，好学古文者多观之……韩文公作《送高闲上人序》，盖学其法而不用其一辞，此学之善者也。”[12]方苞曰：“子厚《天说》类似《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13]（1031）沈德潜评曰：“汪洋恣肆，善学《庄子》之文，亦可谓文中之颠矣。”[13]（1031）刘大櫆评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13]（1031）张裕钊评曰：“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籋云乘风之势，殆穷极文章之变矣。”[13]（1031）大多数评者关注乃至着迷于韩文的风格，甚至觉得富有庄学精神意气的支撑。韩文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刘等前辈的风格评说进了一层，“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曾国藩所展开的思考更为积极，他以体用关系来体悟“不挫于物”与“机应于心”的辩证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与《庄子》的思想资源，由此阐发韩愈立说左右逢源的价值，这是曾氏在新形势下思考体与用、道与技关系的体现。

曾国藩评《论变盐法事宜状》：“‘积数虽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七八文，积至百千亿斤，则失利无算也……‘凡是和雇，无不皆然，载盐时须轮次，交纳时又有规条，不得自由。”[1]（222）此文大多数选本未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简评一句：“昌黎经济之文如此。”[14]林云铭、何焯等批评韩文较多者也未关注此文。而曾评却显示了他对国计民生具体事务的关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评选者，还是能够说明曾氏的经济之怀。再如评《杂说》四：“谓千里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1]（200）这条评点，呼应了韩愈在文中以马为喻，对在位者不能识别人才的讽刺和控诉，继而进一步说“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反映了曾国藩的人才观。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是一篇军事论文，曾国藩评曰：“‘难处使先，凡有艰难之处，使先冒其锋也。‘悉令却牒，归本道，以客军各归本道，而以其兵器给召募人。‘临城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从前各处堡栅皆置兵马，则百姓倚以无恐。今兵马聚为四道，则各处无声援，不免散失。故无兵马屯聚之处，则作行县以主领之。”[1]（221）这篇韩文，选本大多未选，批评较为详审的只有林云铭和曾国藩，林评从大处着眼，论述了韩愈建议的正确性，曾评则更为细密，拈出韩愈所提的几条建议，一一讲明其缘由，各有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