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仁

在西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和广泛影响下，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经学①有没有必要传承，以及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等，成为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地方和民间共同直面的一个难题。民国时期的经学价值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反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不断升温，关于经学价值及中小学生要不要读经等各种争论也随之而起，其背景及焦点与民国时期的情形有许多相似之处。回顾梳理民国时期经学价值争论，对我们今天加强国学教育、增强文化自信等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民国时期经学价值争论的简要回顾

从封建社会跨入民国后，经学是否还具有现实价值，存在的形式及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政界、学界、教育界为此展开了持续反复的争论。其实质是思考经学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有无价值，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是循古、西化还是中西融合。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虽然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经学的意识形态价值依然或显或隐地表现出来。1912年3月19日，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既然国体已经改变，就应该取消中小学读经科。而康有为等则明确提倡读经。为恢复君主政体，袁世凯于1915年规定中小学复设读经科。一些军阀在各自领地内也曾倡导读经，如熊炳琦、孙传芳先后于1925年、1926年，分别令山东、江苏的学校添加读经。声势更大的是，陈济棠、何键于20世纪30年代初分别在广东、湖南推行读经。不过，军阀倡导读经，常被学界质疑是为培养顺民、维护统治。

经学的文化精神价值命运也叠遭起伏。当年蔡元培虽下令取消读经，但依然认可经学的文化精神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经学价值，教育部不得不规定中小学国语教材采用白话，意味着中小学国语教材特别是小学教材中不允许出现经学。即便如此，肯定传统文化的声音依然存在，除“学衡派”外，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都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唱赞歌。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曾一度要求中小学读经，但遭到时人的普遍反对。到20世纪30年代，肯定经学价值的社会氛围逐渐浓厚。1931年9月至12月，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中国考察教育状况时发表《中国教育之改进》一文，强调中国教育应建立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对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国民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1934年，国民政府明令祀孔，蒋介石倡导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陈立夫等力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这些都是试图重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以上对于经学价值的争论实际指向中国文化的前途走向。争论积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终于爆发了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之争的全国性大讨论，经学价值被重新提及，并成为论辩双方的着眼点（当然本位文化论者并不全都提倡经学或主张读经）。

为简明地看出清末及民国年间关于经学价值争论的发展变化，现将相关报刊文章数量统计如下：

表1 民国时期有关经学价值争论的报刊文章数量统计表②

从上表可以看出，1915年前后及1925年分别因袁世凯和章士钊主张复设读经科而形成两个经学争论的小高潮；以1935年为中心，从1933年至1937年形成了经学争论的大高潮；1943年前后，抗日战争处于僵持阶段，又出现了一个争论小高潮。

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兴起大规模的经学价值争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虽然全盘西化思潮占主流，但面对亡国的危险，出现了“文化救国”的思潮。二是学术界开始反思西方学术的价值。因为科学和民主并非西方文化的全部。况且，西方人还在读有悖于现代观念的《圣经》，他们对中国文化也时有赞赏。③三是国家统一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旧的思想体系被打破后，西方各种思想纷纷涌入，国人又无法完全认同吸收，往往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因缺乏核心价值观而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④四是中国文化及民族的复兴毕竟离不开传统文化。很多学人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以古学为依据，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应是中西融合，而经学则是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五是有很多论者认为西化是当务之急。因为当时社会上旧的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需要发扬“五四”精神，进一步扫除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经学价值争论关系到中国自身文化价值定位及国家走向等重大问题，故参与者众多，争论激烈，意见纷杂。20世纪30年代关于经学价值问题的争论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入的一次学术讨论，此前出现的各种论点基本上都被重新检视和提及。

二、民国时期经学价值争论的几个焦点

纵观民国时期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现实功用几方面的经学价值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学是否仍有意识形态功能，是否会阻碍民主政治。否定者认为经学内涵主要分为修己与治人两大部分，治人之学随世而变，并不必然地延伸到现今政体中并起支配作用。以忠君为基础的政治学本来就不是经学的核心与出发点，而更多的是统治者的比附。经学中蕴涵着不少合于现代民主政治、人道思想的内容，完全可以通过改造后加以利用。⑤肯定者认为经学是为维护帝王统治之书，国体既变，不可再读；现在读经，不过将君主换作“领袖”或“党国”，灌输的还是封建意识。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读经实际是殖民教育常用的方法。⑥

意识形态价值能否从经学中剥离，涉及到对经学的内涵、历史的认识，以及对民国时期封建势力多次复辟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总体上肯定经学价值的论者当中，不仅不反对民主政治，反而对经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保持着足够警惕，对军阀甚至国民政府提倡经学常有或明或暗的否定甚至讥讽意味。

其二，经学是否承载传统文化精华，是否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否定者认为经学在本质上与其他典籍没有区别，被提升到经学层面则是后人的行为。经学产生于农业社会，在工业时代和民主政治下是已死的东西，只堪作为历史资料。中国不似西洋，温故不能知新，要创造与“国故”相对的“国新”，就必须直接引用西方文化。复兴民族的根本途径是西化而非复古。历史上经术盛行的时候往往是国家衰落的时候居多。⑦肯定者认为经学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文化具有连续性，经学中自有万古不易的常道，很多内容至今仍有生命力，是创造新文化的基础。复兴民族的根本前提是要树立民族的共同精神和中心信仰，而经学就是中国的立国精魂、思想汇总，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文化的延续发挥过重要作用。政治经济上西化与精神信仰上继承传统是复兴民族的双轨。⑧

我们虽然没有必要将经学作为“圣教”，定位为神圣，但完全可以将之定位为民族文化早期的结晶和后世发展的渊源，因为先秦时期的许多经典确实具有原典的性质。⑨经学既然仍有价值，读经就应成为国人的必修课。梁启超就曾为清华学生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必读书目，他认为“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⑩。在广东推行读经运动的陈济棠认为：“‘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11］钱基博放眼世界，认为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成“现代世界之中国国民”［12］。这就是说，我们既要接受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也要继承中国特有的、仍富生命力的文化基因。

其三，经学是否可以提升道德水平，维护社会安定。这缘于对经济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所导致的传统伦理解体、道德水平下降的焦虑。否定者认为经学中不仅没有当代需要的道德，而且束缚个性的发展。经学无关乎道德，甚至培养了很多浮华伪诈之士及汉奸。［13］道德的养成在于行为实践的训练而非记诵教条；道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而非说教的感化。肯定者认为经学中的伦理学内容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对提升道德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道德观念古今差别不大。以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物质与制度的现代化并不会必然地带来道德的完善和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废除经学后，竞相鼓吹个性解放，传统礼教土崩瓦解，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所以应恢复固有道德。［14］

从本质上看，上述争论的双方都把经学与道德的关系简单化了。其实，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争论双方对道德往往笼统言之，存在几点不足：一是在道德内涵的阐释及分类上做得不够，如对梁启超提出的公德与私德的区别，修身是否等同于道德等没有充分关注；二是对道德内涵的古今差异区分不细，没有充分探讨哪些是随世而变的，哪些是相对稳固的；三是对道德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关注不够，在如何建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方面建树较少。虽然道德问题比较复杂，不过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即正面的教育内容是提高道德水准的必要条件，而经学中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平的修身内容占了很大部分。总体而言，历代统治者提倡经学的原因倒不全是出于培养“顺民”的需要，也有提高官民道德水准方面的因素。

其四，经学是否有助于提振民心，以挽救国家危难。着眼于经学的现实功用是当时的特殊话题。“九一八”事变将中华民族又一次推到了危亡关头，也给否定者和肯定者都提供了审视经学价值的新视角。否定者认为经学不能造出飞机大炮，妨碍理工学习，不能为现代政治提供资源，无法提振民族自信心，故对挽救国难和拯救经济于事无补。肯定者认为经学的辉煌成就可以提振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凝聚民心共同御侮；成仁取义、自强不息等经义可陶铸民族精神；万一不幸亡国，深入人心的经义还可作为复国的基础。

“救亡”始终是近代以来国家的主题之一，一切文化主张不免以此为评判标准，这也是古代经学独尊、认为经学能为一切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思路的遗留。事实上文化的价值主要在于提供精神动力，不能以能否造出飞机大炮等解决现实具体问题为衡量标准。所谓“通经致用”只限于一定的适用范围。1939年3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提出以孙中山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救国道德。不仅得到国统区人民的积极响应，而且得到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由此也可以看出经学之于救亡重在精神价值。另外，否定者主要着眼于实用和当前，肯定者主要着眼于人心和长远，也促使我们思考经学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系。

其五，经学是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国文水平。否定者认为以经学为代表的文言是已死的东西（甚至主张废弃汉字），学校必须使用白话，提升国文水平应当通过编写嘉言集、人物传记等途径实现。肯定者认为白话文运动以来学生国文水平日坏，原因是白话文并非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品，而群经为中国文学的最高标准，且一切文章体裁悉由群经演化而来，应保存汉字和文言。［15］

白话文运动兴起不久，没有多少经典作品可言，教材所选文章的整体水平自然不高。教材用白话是20年来不懈斗争的结果，自然需要捍卫；但文言所承载的思想及形式无疑仍具有活力，不能轻易抛弃。当然，将提升国文水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读经上也过于绝对。妥善的办法是兼顾，不必视彼此为洪水猛兽。

对经学价值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对学生读经的看法。学生读经需要综合考虑经学的现实价值及学生的接受能力。对于大学相关科系学习经学，很多论者都不持异议（当然否定经学价值的论者主要从学习历史文献而非有当前价值的角度着眼），但对中小学生读经，即使肯定经学价值的论者态度也比较谨慎，认为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不过总体而言，越是否定经学的价值，就越强调中小学生难以理解经义而不主张读经；而越是肯定经学的价值，就越强调中小学生可以理解一些相对简易的经义而主张读经，且越主张年龄较小时开始读经。与封建时代全读、死读不同的是，主张读经者也较充分地考虑到学生的理解能力、经学内容选择及教学方法等问题。

三、民国时期经学价值争论的现实启示

民国时期关于经学价值方面的争论总体上比较深入，不仅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启示一：“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做法需要反思。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清末统治者的极力捍卫，到“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到20世纪30年代的部分肯定，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16］20世纪30年代的经学价值争论总体上可看作是对“五四”激烈反传统的反拨和修正。陈来认为“五四”文化批判的基本偏失在于：“一方面把狭隘功利主义引入文化领域并作为评判文化价值的标准，一切与富国强兵无直接关联的人文价值均遭排斥；一方面不能了解价值理性在文明发展中的连续性，把价值传统当作与现代完全对立必加去除的垃圾。”［17］20世纪30年代展开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及经学价值的大讨论正是对“全盘西化”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抵制。在今天看来，虽然当时人们的认识还不够到位，但在内忧外患依然深重的社会背景下已属难能可贵。作为民族精神的心理积淀，经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价值。精神层面的东西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与制度的发展，不能与传统完全割裂。

启示二：对经学的不同价值应区分对待。经学处于独尊地位时，对社会各个层面都起着支配作用，容易使人认为它是混同一体的，故“五四”时期认为非全盘反传统不足以创造新文化。实际上从经学的内涵及形成历史来看，各种价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可分离的，其中文化精神价值是核心，它无法完全打倒。明白了这一点，便可知肯定经学只是肯定其现今依然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是复古（“复古”的帽子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是要将经学的意识形态价值和伦理道德价值区分开，不要将道德像古代那样泛化到社会各个方面。只有细分经学的不同价值，才能避免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才能避免将古今简单比附，才能顺利批判继承和转化创新。东亚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上的传统与经济政治上的现代化并非对立，相反它能给现代化提供更丰富的内涵，这一点常为西化论者所误解，胡适等激烈批评本位文化论及读经即是显例。

启示三：经学作为治世之举值得提倡。从争论可以看出个人、政党、学术界对读经的看法是与时变化的。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虽曾极力攻击儒家，坚决反对小学生读经，可是到20世纪30年代却大力提倡读经。国民党早年作为反清的革命党，自然是反对读经，至20世纪30年代却大力提倡传统文化，以致很多人感到“诧异”。［18］在20世纪30年代声势浩大的经学价值讨论中，完全否定经学者毕竟只是少数，这在1912年民国甫建废除读经、1915年袁世凯恢复读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1925年章士钊主张读经时都是不可想象的，说明学术界的看法整体上已经改变。个人、政党、学术界对经学看法的转变，主要缘于由革命转为建设、由求变转为求治后，新的政体下经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已不再重要，而其伦理为先、注重社会和谐安定的导向被重视采用，建设本位文化的需要也随之而起。1937年以后有关经学争论的文章数量骤降，盖因救亡代替求治成为第一要务，经学价值争论也就偃旗息鼓，这也从反面说明提倡经学乃治世之举。

启示四：争论产生的中间路线是最适用的。经学价值是一个大问题，争论不免针锋相对。有人指出：“关心教育之人，应虚心理解对方之观点，然后得知问题之所在，而设法解决之，勿以守旧落伍等笼统名辞一口骂倒压倒之。骂倒压倒，究不足于解决问题，更无补于教育。”［19］诚为良言。经学价值争论涉及面广，层次多，争论者容易从一己角度出发自说自话，所以充分理解、吸收对方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激烈争论的结果是促使中间路线的产生，最终的全力肯定者和全力否定者只是少数，大多数论者是有限肯定者或有限否定者，他们的观点和看法也比较客观辩证。经学价值并不是一个非左即右的问题，相互妥协后形成的中间意见虽然乍看起来并不见得深刻，但正如《中庸》所言“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是相对最适用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20］

启示五：蒙学的价值需要正确评估。这场争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蒙学几乎没有被纳入关注视野，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讨论者认为蒙学显然无法与经学相提并论，读不读都没有太大关系，读了蒙学不等于读经，不读也没有什么损失；二是在新式教育中，蒙学以往所承担的识字、熟悉文言句法、德行养成等任务已然弱化，地位明显不如古代重要。然而，在当今的国学教育中，与民国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学已经成为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人们对读经的要求高于现在，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蒙学的价值。

对经学价值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出于对中国前途命运和文化建设的热忱关注，都是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将经世济民、关注社会作为士人最高义务的体现，这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当时如此多的学界专家集中关注文化传承问题，恐为清末以来所仅见。他们总体上是从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而非眼前利益着眼，加上丰厚的学养，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大大推进了经学价值研究的进程。

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近十几年来对传统文化争论的内容和激烈程度与当年何其相似。民国时期有关经学价值方面的争论留下的成果和欠缺都足以为今天借鉴。当今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为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自信的底气。

注释

①当时一些论者特意强调读经不能限于传统经学，所指“经”已超出“十三经”范围，概指古代所有有价值的经典，故本文所说的“经学”以“十三经”为主，兼指子、史、集。②表中数字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大成老旧数据库及瀚堂典藏数据库统计得出（目前以上数据库收录民国报刊尚不完备），只统计题目含“经学“或“读经”的论文，不包含对经学的某一具体作品的研究论文，不包含新闻报道、书籍介绍、政府公文及重复转载类文章。1935年的数字包含《教育杂志》“读经问题专号”以“先生的意见”为篇名的70篇论文。空缺的年份表示该年份无相关文章。有一些关于经学价值争论的文章以“国学”或“国故学”为题，未列入统计。③这在“五四”前后就开始了，除前述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外，还有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和《评新文学运动》（《甲寅》1925年第1卷第14号）等文。④民国刚建立时就已出现这种情况，即一方面旧的伦理道德失去支配作用，另一方面与民主政体相匹配的伦理道德尚未形成，故当时全国成立很多尊孔的团体（以康有为等发起成立的“孔教会”为代表），提倡恢复旧有道德观念，藉以解决社会无序问题。⑤主此论者颇多，孙中山《三民主义》即多有论述。刘斯楠认为“国学为治国的学问，亦犹三民主义之为救国主义”，并参合民主政体与中国古代政治理念，构建了一个新政治学的体系，是少见的直接将国学应用到政治学当中的例子。见其《对于国学之新认识》，《国专月刊》1936年第3卷第2号。⑥关于读经与殖民教育的关系，参见何文毅《从陈济棠倡议读经说到政治》，《抗争》1933年第2卷第9期；《尚仲衣先生的意见》，《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读经问题专号”，收入龚鹏程《读经有什么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当时伪满洲国及后来汪伪统治下的江苏省都曾推行读经。⑦参见傅斯年《论学校读经》，《大公报》1935年4月7日（署名傅孟真）；陈子展《青年读经与中国文化》，《现代》1935年第6卷第3期。⑧民国初年即有人认为科学与国学同等重要，见萧公弼：《科学国学并重论》，《学生杂志》1915年第2卷第4期。⑨金克木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典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后代的典籍都是由其生发而成的。见其《书读完了》，《读书》1984年第11期（署名东方望）。上述大部分原典都属于传统经学。⑩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清华周刊》1923年第281期。［11］胡适引述，见其《南游杂忆·广州》，《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12］《钱基博先生的意见》，《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读经问题专号”，收入龚鹏程《读经有什么用》，第78页。［13］辅佐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的郑孝胥为经学家。另外，一些先前支持读经者后来加入汪伪政府，如李权时、江亢虎等。［14］孙中山早已提出要恢复固有道德，参见《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更多人的应和。［15］1935年4月25日，江亢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存文会，宗旨是保存文言、反对白话，反对汉字改革。［16］参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初版于1936年），第253页。［17］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三联书店，2009年，第22页。［18］个人的这种变化还延伸至以后，如傅斯年在1935年反对学校读经，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却要求一年级学生必读《孟子》，以培养人格。［19］余景陶：《小学读经与学习文言文》，《时代公论》1934年第3卷第115号。［20］一些完全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也可能是想通过“矫枉过正”来实现真实的调和主张，如胡适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见胡适：《编辑后记》（针对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