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恕凤，杨 灿

（1.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04）

语言文字发展与湖南省社会文化建设

马恕凤1,2，杨 灿2,3

（1.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政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明了语言文字事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认清语言文字发展现状，理清语言文字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发挥语言文字的文化建设功能，对于湖南省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语言文字发展；语言文字教育；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社会文化建设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基本元素和重要内容。语言文字是否合乎规范，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内在反映。[1]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即“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指明了语言文字事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助推器。文化产业发展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文化条件和舆论支持。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必须以教育为引领，增进全民共识，把语言文字教育融入国民生活、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在全社会营造标准、规范、纯净的语言文化生活氛围。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认清语言文字发展的现状、思考语言文字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加强语言文字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现状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语言文字工作，长期致力于语言文字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早在1951年，《人民日报》就发表过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纳入了规范化、标准化轨道。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2 年，推广普通话被纳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1986年，为纠正社会用字混乱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推广普通话”被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颁布实施。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颁布实施。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在以“推广普通话”和“用字规范”为工作重点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绩。2004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数据，其结果显示，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为53.06%（如图一），95%以上的人书写时使用规范字（即简化字）（图二），这说明使用规范的简化字已深入人心，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除了上述成绩之外，中国语言文字发展中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滥用、语言文字使用水平下降、语言资源濒危和语言使用效率低下等方面。

首先，语言文字滥用的趋势较为明显。近年来，电视报道、新闻报刊、网络传媒、路名店名中的语言文字差错比比皆是，严重地污染了语言环境, 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损害了我们文明古国的美好形象。例如，新闻传媒行业的标杆中央电视台经常出现滥用情况。2006年“春节晚会”出现了28处屏幕文字错误，平均每10分钟出错1次，甚至把“神舟六号”误写作“神州六号”。“神舟”是神奇的飞船，“神州”是中国的代称，两者音同而义不同。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在语言文字上请专家把关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疏漏。例如，2012年春晚“竹报平安”被误释为“把平安的家信写在竹简上”，曲解了“平安家信”这一原始意义。又如，享誉海内外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也出现过滥用别字的情况。故宫博物院甚至在其送给公安局的锦旗上写上“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将表摇动义的“撼”字和“祖国强盛”连排且置于前列。这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单位所发生的语言文字滥用情况，严重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对民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先生认为，语言的混乱即文化的混乱。这种混乱，并不完全是使用人不懂所造成的，而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不把自己的语言当一回事，对文字失去了敬畏感，甚至是抱着轻薄的、游戏的态度。[2]

图1 全国及城镇和乡村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

图2 全国平时主要写简化字、繁体字的比例（%）

其次，语言文字使用水平下降。近年来，人们语言文字的使用水平出现了衰退化倾向，文字书写能力变弱，语言使用水平下降。2010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首都部分大学生汉语应用能力水平下降，测试不及格的学生占30%，得分在70分以下的占68%。《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确认当前社会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的占80.8%，认为汉语应用能力不存在危机的占19.2%。[3]据问卷星网站关于“大学生汉字书写能力调查”的结果显示，44.58%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汉字书写能力不满意，56.63%的被调查者不会为汉字的拼写错误而苦恼，60.24%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了网络，感觉离汉字更远了，68.67%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商业中乱用汉字的现象对中国汉字文化有影响。[4]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衰退化倾向不只存在于民众中，甚至专业人士也会出错。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其作品《铁凝散文·疾步热岛》中写道“看宝岛由南向北，节目紧密，令我感到用‘走马观花’都不足以表现我们行色的匆忙，或者把此行称作‘跑马观花’更为合适。”古代“走”就是“跑”的意思，发展到现代汉语意义变化为“行走”义，但在成语“走马观花”中就是“跑马观花”的意思，这是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作家池莉把“深孚众望”说成“深负众望”，意义完全相反。作家迟子建说“南方人都说粤语”，这是犯了不懂语言常识的低级错误。网络及电子产品的普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学习生活模式，使人们接触纸质文本的机会减少，书写能力退化。网络“快餐文化”、泡沫“影视文化”的影响，使人们持有“随意化”、“追奇化”的语言态度，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传统含义对大众的约束力变弱，再加上网络文化的“弱约束性”，致使全社会语言使用能力普遍下降。这种现象，与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格调不相适应，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文化品位。

第三，语言资源走向濒危。我国有近百种方言和6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有自己的文字及拼音系统。这些方言或民族语言承载着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具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其加以保护。在“世界濒危语言分布图”上，我国的濒危语言集中在东北地区、陕晋黄河中游地区和西南边境地区。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满语、赫哲语、仙岛语、木佬语、仡佬语、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裕固语、塔塔尔语、土家语等使用人口少的语言均已处于濒危状态，广西的手话、湖南的湘南土话已基本退出社会交际，东北的站话现已难寻踪影，处于极度濒危的境地。[5]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较为强势的方言也面临风险，例如，2010年广东出现了“粤语存废”之争，掀起了“捍卫粤语”活动。这不仅仅是方言与普通话使用范围的抗衡，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较量。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明确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更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如果让代代口耳相传的语言资源毁在我们的手中，是对祖先的背叛和对历史的亵渎。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珍惜语言资源，挽救濒危语言，是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四，语言使用效率低下。语言使用效率是关于语言使用信息“量”与语言表达效果“质”的考察。语言使用信息“量”从语言内部结构方面表现为使用语言元素的数量，在外部应用方面表现为一定言语内容的表达时间长短。而语言表达效果“质”则表现为是否准确、得体。当前，语言使用中存在“量”大“质”劣的特点。“文山会海”表达时间长，交流效果差，受众往往产生厌倦、反感心理。“长篇累牍”版面占用多，有效信息少，读者提取有用信息存在困难。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一系列意见，要求精简会议数量、内容和时间，对发言时间长度、与会者人数、文件字数都做了具体规定。2011年，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生作品展开幕式上，学生甚至用脱衣的方式抗议领导讲话时间过长。由此可见，从政府到民众都对语言使用效率低下这一状况有所感知，并且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

二、语言文字发展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1.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是美国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概念。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国防和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价值体系、文化形态、社会制度、国民素质、发展模式等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我们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语言文字发展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扩大我国的文化影响力，离开语言文字这个载体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很滞后，主要表现在：新闻出版作品销量低，新闻出版业的整个销售额不及贝塔斯曼等大文化传媒集团中的一家；影视作品影响力差，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电影总票房为美国控制；演出剧目数量少，剧本质量不高，甚至出现了“剧本荒”，相较日本四季剧团年演出2500场，我们最优秀的剧团年演出量仅维持在300场。不管是新闻出版作品还是影视作品、演出剧目，都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文化作品。近年来人们语言文字使用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了文化作品创作水平的降低。写错别字的新闻出版物很难期待有高发行量，语言干瘪无感染力的影视作品注定不能成为“精品”，没有剧本可用的演出根本不能发展。改变这一局面，提高文艺工作者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提升文学创作能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使用技巧，了解语言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特别是阅读中国语言文字记载下来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都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础。而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质量，“剧本荒”“缺精品”的时代特征正是我们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弱的集中体现。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 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是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 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提高全民的语言文字素养，是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方面，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有着重要作用。

2.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

中国在寻求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使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2010年度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开设各种层次的汉语课程18000多班次，注册学生36万人，举办各类文化活动10000多场次，参加人数500多万人[6]。语言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国际影响力。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语言殖民”政策，到韩国宣布从2007年开始五年内在全球100个地区建立“世宗学院”，到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孔子学院”相抗衡，世界各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致力于输出自己的文化，进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此提高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起着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同时，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其普及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有10年，中国对外开放已有3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世界震惊，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的话语权是非常有限的。西藏问题频频被误读，汉语不能够作为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用语，国人崇尚外文、洋化国语等等，说明中国在很多领域还缺少话语权。西方国家占领了语言的制高点，我们的语言处于下风。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大力提高我们的汉语应用能力，增强汉语的力量，用汉语塑造中国形象，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3.增进民族文化交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方言，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分布。每一种民族语言、地方方言都必须得到保护。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广普通话，旨在消除不同语言和方言区人们交往的语言障碍，加强民族文化交往，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近年来，我们已逐步认识到了语言“多样性”的价值，保护多种语言资源，也就是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保护了人类和物种的多样性。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蕴藏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7]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8]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是尊重并维护不同民族和地区人们语言权利的表现。在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同时，我们还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普通话，二者并不矛盾。相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经济文化落后，相对闭塞，学习普通话，可以加强其和先进地区交往，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经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叫鲜卑族人民学习汉语，这一措施促进了北方文化、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当前，一些不法分子经常打着“语不通”的旗号推行“藏独”、“疆独”、“蒙独”，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了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普通话，加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交往，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

4.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学者孔庆东提出，“目前我们处于一个空前的汉语危机当中。现在我们国家提出了许多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中央政府、中央领导重视的是粮食安全、边防安全、医药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等等。但是，我要给他们补充一条，那就是最核心的安全——语言安全。跟语言安全问题相比，其他安全都微不足道。[9]”纵观历史，各国在对他国政治文化侵略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语言殖民主义，日本在占领台湾期间把日语定为台湾的“国语”，英国在香港殖民占据期间采用高压、强硬手段推行英语，普鲁士（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在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强制推行德语教学等等。语言殖民主义以淘汰劣势民族的文化为本质，在统一全人类语言的行为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人类的思想。目前世界处于和平时期，西方国家对他国的语言侵略政策从赤裸裸的“语言殖民主义”变为了“语言帝国主义”。以英语为代表，“英语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正在通过各种媒介迅速占领、渗透到世界各地（包括大语种国家），使其他语言受到威胁，这种文化同质化造成的群体成员放弃自己的本族语在经济全球化趋下的当今世界非常普遍。”[10]

语言殖民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政治文化的征服。语言安全危机和文化安全危机、民族安全危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捍卫我们的母语就是捍卫我们的国家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安全。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中强调:“如果本国的语言日趋消失，或者在几代之后遭到彻底侵蚀，那么本国文化中的一大部分内容也会消失，本国特性的一些组成部分也会变没。”[11]大力提高我国公民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掀起“母语保卫战”，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立和安全。

三、以教育为引领，加强语言文字建设

在对语言文字发展现状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站在语言文字发展对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战略高度，以教育为引领，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语言文字的发展，为湖南省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1.实行全民教育，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要改变语言文字滥用的局面，需要站在维护国家语言安全的战略高度，及时加强对全民社会用语、用字的教育和引导。首先，语言研究的专家和学校的教师，要秉德守操，不为时风所化，要用规范的汉字、规范的语言传承我们的文化。其次，对于报纸、图书、期刊等新闻出版物要严格要求，真正发挥其语言文字规范的引领作用，为净化语言、重建清新纯洁的文化环境率先垂范。对于媒体、标牌、广告，以及日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使人民群众对我们国家主流语言文字有一定的敬畏感，而不是任意地、随意地去改变它的形体。应当采取教育引导与教育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发挥湖南省作为“汉语能力测试”试点的示范作用，分阶段、逐步地在全省党政机关、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推开汉语应用能力测试，为规范语言文字提供评价体制上的保障。

2.发展民族教育，推普工作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并重

《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扶持发展民族教育”。发展民族教育，要注意推普工作与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并重。《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普通话是我国各民族的通用语，是主要交际场合的重要用语。在信息化时代，大力推广普通话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人机交互环境下，应用普通话是个人、集体、国家在信息化高速公路上快速迈进的必要手段。[12]以普通话进行交流是对是自然习得的资源最有效的利用。几十年来，我们的推普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这一工作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率仍不高。推广普通话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要并重，可以在少数民族学校实行双语教学模式，为防止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丢失，在加强少数民族语音数据库建设的同时，鼓励更多的人学习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促进其传承和发展。

3.加强法制教育，促使语言文字建设走向法治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规，完善制度，把语言文字发展工作置于法治框架内。在语言文字发展工作的法治化过程中，要从提高公民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法律意识和加大违法处理力度两个方面入手。1988年美国政治家布罗茨基在接受美国《时尚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公众人物滥用、乱用语言，实际上是犯了“语言罪”。我们要树立公民的语言文字法律意识，在法定的文字、法定的语言使用方面要严肃，不能随意改变字形，改变语意。对违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规定的语言文字违法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罚，使公民意识到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是其应尽的法律义务。

4.开展对外汉语教育，提升国际文化影响力

在对外汉语教育方面，《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中有积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建设好国际汉语传播基地、积极开设孔子课堂、创建孔子学院等内容。对外汉语教学是助推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提升区域教育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湖南对外汉语教育相较其他边疆省份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大都市，起步晚、发展迟缓。又因湖南是一个多方言省份，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语言教学的取信度相对较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湖南对外汉语教育的发展。但同时，湖南也有自身优势。独特的湖湘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创新的电视节目、由大批历史名人所形成的湖湘人文传统，对外国留学生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充分挖掘自身资源的同时，湖南省应建设好现有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办好“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输送一批高水平汉语教师到国外交流学习，提高湖南省对外汉语教学水平，从整体上提升国际文化影响力。

5.加强效率意识教育，提高语言文字的使用效率

提高语言文字的使用效率，需要从提高语言经济意识、提高母语使用水平、增强中文信息处理水平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提高全民语言经济意识。语言也是一种资源，语言的浪费丝毫不亚于金钱和时间的浪费。其次，要提高母语使用水平。相较其他语言，母语获取信息量是最快的，也是最便捷的。珍爱母语，提高母语使用水平，是提高语言使用效率的根本途径。第三，要增强中文信息处理水平。应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信息，可以大幅度提高语言文字使用效率。中国的汉字是表义体系的文字，在实现人机互换中文信息处理方面还存在诸多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们是否能占领信息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6.增强高等教育服务能力，培养一批文化产业语言写手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切中了当前文化产业的要害，指出了我国目前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等问题。湖南省的高等教育要与文化产业的要求相适应，调整教学重点，突出对学生语言素养和创作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刊印搭建平台、开拓渠道，为社会输送一批能创作的语言写手，大力推动高等教育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增强高等教育服务文化产业的能力。

[1] 予文轩.把语言文字规范化纳入文明城市建设的轨道[J].天中学刊,1990,(4):26-29.

[2] 赵兰英,孙丽萍.《咬文嚼字》小刊物,大影响[N].文汇报,2006-12-24.

[3] 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教育部网站[EB/OL]. http://www.chsi.com.cn/jyzx/201105/20110512/203794776-3.html,2011-5-21.

[4] 唐立英.多科性大学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研究 [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1-43.

[5] 李 蓝,裴 钰.语言濒危方言告急[N]. 浙江日报，200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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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61.

[12] 赵小刚. 青海省农村普通话应用状况调查与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3):38-40.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Social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Hunan Province

MA Shu-feng1,2, YANG Can2,3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China; 2.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3. Green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Huna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Hunan, China)

The Decision approv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indicates a strategic posi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cause of languag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exert the language func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unan province.

language development; language education; the cultural industry; soft power of culture; social culture construction

※ 本论文在湖南省“教育强省建设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论研讨活动中获得“优秀奖”。

H002

A

1673-9272(2013)04-0103-06

2013-03-20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古汉译佛经与中土文献修辞的接触比较研究”（编号：12C0431）。

马恕凤(1981- )，女，河北唐山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语言学。

杨 灿（1975- ），女，湖南湘阴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化语言学，生态文学。

[本文编校：罗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