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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耕地资源价值比较研究——以广东佛山和四川成都为例

2013-12-23彭朝冰

山西农业科学 2013年9期
关键词:佛山耕地成都

彭朝冰,王 情

(1.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湖南长沙410007;2.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耕地保护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方向逐步由重数量、轻质量、忽视生态的粗放模式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重,强化生态建设管护的集约型、精细化模式。虽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落实效果却不佳。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足够重视耕地资源的非经济价值,导致了耕地质量保护和生态保护缺乏动力与依据;由于没有全面认识到耕地资源价值的区域差异,导致全国统一实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对于普遍区域的不适用与效力较低。同时,这也造成了耕地保护效果的有限性,影响了区域间的公平性。而正确认识耕地资源的价值构成,是找准耕地资源保护建设的着力点和落脚点的必要保障,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农业产业价值回报均等化、提高农民土地产权收益的理论支撑和前提条件。

目前,国内外对于耕地资源经济价值核算的研究颇丰,但对于耕地资源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内涵挖掘不足,所采用的替代性指标数据完备性较差,且存在指标重叠、重复计算的问题,因此,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核算方法。

笔者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以广东佛山和四川成都为实证对象,依据两地2010年统计年鉴和官方网站数据,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两地耕地资源价值进行核算和比较研究,全面分析两地耕地资源价值数量特征及结构特征的差异,旨在为提出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1 实证地区选取

土地能够根据人类的具体需求发挥不同的效力,即价值,而土地价值的大小又与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权属关系、利用方式、开发强度和历史等众多因素密切相关。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有必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挑选典型地区进行耕地资源价值的比较研究。笔者按照耕地利用分区标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耕地资源禀赋),选择了广东省佛山市、四川省成都市作为实证地区(表1)。

表1 实证地区基本情况

2 实证地区耕地资源价值核算

2.1 耕地资源价值体系的构建

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学者们的共识[1-8],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将耕地资源价值划分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3类[9-13]。

经济价值是指耕地资源承载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主要是指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用途的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是指耕地资源服务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笔者将中国耕地社会服务价值归纳为两大方面: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其中,社会保障功能体现在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即基本生活保障价值;社会稳定功能则体现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和农民就业压力,即就业保障价值。

生态价值是指耕地资源为人类提供安全的生态环境的基本价值。笔者把耕地的生态价值归纳为大气调节、净化环境、土壤保持、营养物质循环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5个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13]。

2.2 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方法

基于上述耕地资源价值的理论界定,笔者构建了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模型:

式中,FLP 表示耕地资源总价值,Ve表示耕地资源总经济价值,Vs表示耕地资源总社会价值,Vz表示耕地资源总生态价值。

2.2.1 耕地资源经济价值的核算方法 对耕地资源经济价值的测算,笔者采用的是收益还原法[10,14]。

同时,针对中国近期经济态势,本着简化和可操作原则,笔者采用的还原利率是参照台湾著名不动产估价专家林英彦先生的实质利率的基本公式,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后,确定的中国农地估价的还原利率[15]。

(2),(3)式中,a 表示单位面积耕地资源年纯收益(采用农业增加值);G 表示耕地面积;r 表示还原利率;b 表示1 a期银行存款利率;c 表示同期物价指数(采用前3 a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几何平均值)。

2.2.2 耕地资源社会价值的核算方法 对于耕地资源社会价值的核算,采用的是价值替代法[16-19]。

式中,Vα表示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社会保障价值;Vβ表示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社会稳定价值。其中,耕地资源的基本生活保障价值与社会稳定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5),(6)式中,Ⅰ1表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Ⅰ2表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m 表示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采用城镇离退休人员人均社会养老保险金);n 表示城镇居民最低工资水平;A 表示人均耕地面积。

2.2.3 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方法 耕地资源生态价值包括大气调节、净化环境、土壤保持、营养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功能。笔者根据耕地各项生态服务功能选取了不同的评价方法[10]。

式中,V1表示单位面积耕地大气调节价值;V2表示单位面积耕地净化环境价值;V3表示单位面积耕地土壤保持价值;V4表示单位面积耕地营养物质循环价值;V5表示单位面积耕地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

大气调节价值核算采用了农作物吸收二氧化碳效益和制造氧气效益之和,即“吸碳制氧法”[20-21],采用碳税法估算单位面积农作物年吸碳量,采用工业制氧法估算单位面积耕地年制氧量。

(8),(9),(10)式中,P吸碳表示单位面积农作物年吸碳价格;P制氧表示单位面积农作物年制氧价格;Qc表示单位面积农作物年吸碳量;Tc表示碳税率(0.15美元/kg碳);Qo表示单位面积农作物制氧量;To表示工业制氧率(采用0.7元/kg)。

净化环境功能价值核算参照了马新辉等[22]的研究结果,采用替代法,故耕地吸收各类污染气体量取水浇地、旱地的平均值,即:SO2为45 kg/hm2;HF为0.38 kg/hm2;NOx为33.3 kg/hm2;滞尘为0.955 t/hm2。

土壤保持价值核算借鉴了孙新章等[23]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农田土壤保持功能及其价值的研究,从保持土壤养分、减少土地废弃和减轻泥沙淤积3个方面来评价,采用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故耕地单位面积土壤保持价值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分别为1 432,4 103元/hm2。

营养物质循环价值核算借鉴了张云生等[24]的研究结果,采用影子价格法,并以玉米代表农作物的养分平均摄取量,故耕地单位面积营养物质循环价值为1 080元/hm2。

生物多样性维持价值核算采用了影子价格法,以中国农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维持的平均价值表示[25-26],故耕地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价值为628元/hm2。

2.3 数据来源与核算结果

两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过程中所运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0)、《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年成都综合统计年鉴》、《2011年成都区、县统计年鉴》、《2011年佛山统计年鉴》、《2010年佛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年鉴2010年(工作卷)》。另外,2010年银行1 a存款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 a期定期存款利率;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来源于地方官网(佛山为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执行;成都为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执行。)。

运用上述耕地资源价值核算方法与统计数据,计算得到广东省佛山市和四川省成都市耕地资源价值(表2)。

3 实证地区耕地资源价值比较分析

3.1 耕地资源价值数量特征比较分析

从单位面积耕地资源价值来看,佛山约为成都的2倍(表2),其中,佛山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经济价值接近于成都的3倍,体现了佛山耕地农业生产效率较高于成都;佛山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社会价值高于成都,但是二者差距较经济价值相比小一些;成都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生态价值略高于佛山,但二者绝对值均不高,体现了两地区生态价值的稀缺性(图1)。综上可知,总体上佛山耕地资源具有更高的功能价值。但是,从3种价值分别来看,佛山耕地资源提供的经济、社会功能价值与成都相比较高,而成都的耕地资源承担了更多的生态责任。

从耕地资源总价值来看,两地区绝对量均极大,但相比而言,由于两地耕地资源保有量差异,成都耕地面积为425 863 hm2,而佛山仅为37 664 hm2,导致了成都耕地资源总价值是佛山的6倍多(表2、图2)。进一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佛山耕地资源总价值相当于该市当年GDP的1.62%,而成都则相当于该市当年GDP的10%以上,这一比例成都远高于佛山。故成都耕地保护的资金压力高过佛山。这体现了中央耕地保护支持政策对粮食主产区倾斜的正确性,同时也反映了各地在耕地保护政策中选择适宜的财政保障机制的迫切性。

表2 广东佛山与四川成都耕地资源价值核算结果汇总

3.2 耕地资源价值结构特征比较分析

两地区耕地资源价值结构特征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

区域一致性在于:佛山与成都均表现为耕地资源社会价值占比>耕地资源经济价值占比>耕地资源生态价值占比。并且,耕地资源经济价值尚不到耕地资源总价值的1/2,而长期以来较不被人们重视的耕地资源社会价值却占耕地资源价值1/2以上,成都市高达2/3以上(图3)。由此可知,两地耕地资源总价值均主要体现在非经济价值方面,耕地保护政策应加强对非经济价值的重视。

区域差异性在于:经济价值方面,佛山大于成都;社会价值方面,成都大于佛山;生态价值方面,成都大于佛山(图3)。由此可知,二者相比,佛山耕地在经济方面发挥的功能较强,成都则在社会、生态方面发挥的功能较强,成都市耕地承载着更重的保障农民生存、缓和农民就业的功能。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两地区耕地资源价值存在一致性,表现为二者耕地资源总价值均极大,并且非经济价值所占比重均超过1/2。长期以来,人们对耕地资源价值的认识只关注其经济价值,事实上,由于耕地资源的非经济价值的存在,耕地资源总价值远远高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这说明在现行的价值体系下,大部分的耕地资源价值游离于市场之外,并没有在最终的农产品中得以完全体现。实际上,耕地资源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生存资料,而且还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因此,有必要进行制度性的补偿以弥补这一损失。近几年来,在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中多次强调要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指明了我国耕地资源保护制度创新的新方向。那么,中国未来的耕地保护制度,应强化对于耕地资源非经济价值的认识与提升建设,并落实对于耕地资源正外部性的补偿,以达到激励耕地保护主体保护耕地的目的,促进社会主体间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两地区耕地资源价值存在差异性,即数量特征与结构特征的双重差异。主要表现在:数量特征方面,佛山单位面积耕地资源价值高于成都,成都耕地资源总价值高于佛山;结构特征方面,佛山耕地资源在经济方面发挥的功能较强,成都耕地资源则在社会、生态方面发挥的功能较强。

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条件,研究制定差别化耕地保护政策。在建立耕地保护补充机制方面,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用多元化补偿方式,以提高耕地保护政策的效率。对于耕地资源价值总量大、但耕地质量一般的粮食主产区(如成都),可以尝试采用针对提高耕地质量的建设补偿,以土地整治及农业建设项目的形式投入,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实现耕地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耕地资源价值总量小、耕地质量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佛山),政府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在耕地保护补偿过程中,将基础服务建设与直接经济补偿这2种补偿方式相结合,使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社会保障功能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等。实际上,广东佛山与四川成都正在实践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差异化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对于全国其他类似地区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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