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才望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两百多年前，基督教新教传入近代中国，《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及传播也随之历经两百多年极其曲折的发展道路。最初大部分的汉译都是由来到中国后才开始学习汉语的外国传教士完成的。而大部分的中国译者由于不熟知 《圣经》中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只能帮助传教士对译本进行润色。广为流传的 “和合本” （Chinese Union Version）就是这样诞生的。［1］“和合”二字指的是新教各派差会在翻译圣经时，对某些关键词采用统一的正确译法和人名的标准音译达成一致意见，以此达到圣经唯一。“官话和合译本”乃是以北京话为基础，以公认文学价值较高的英文“钦定本”之 “修订本”为蓝本，根据希伯来原文圣经翻译过来的，由于希伯来希腊原文圣经本身不全，翻译的过程中时而参照 “钦定本修订本”时而参看原文，所以这里的说法不一。［2］至今尚没有关于 《圣经》几个不同汉译版本的对比研究，因此本文对吕振中的直译版本与 《和合本》的对比研究对以后制定 《圣经》汉译的标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圣经》汉译历史及本文研究思路

最早的 《圣经》汉译高潮可以追溯到唐朝（公元618～908年）时期，当时阿罗本收到唐太宗的接见，获准建立专门寺院翻译 《圣经》。但当时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居住时间很短，且翻译也是时断时续。之后在元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传教浪潮，也出现一些有影响力的翻译，如利玛窦等。但这些翻译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完整的 （基督教） 《圣经》被译成中文始自19 世纪初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1813年马礼逊完成 《新约》的翻译，至此全文汉译版 《圣经》首次诞生，但当时的译本也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1843 年随着 《南京条约》的签定，传教事业逐步兴旺，此时原有的《圣经》版本已经不符合需求，伦敦会、公里会、美国浸礼会及马礼逊教育会等代表在香港讨论修订 《圣经》中文译本。11850年 《新约》修订完成并于1852年出版，而 《旧约》的汉译却经历了跌宕起伏，很多传教机构都尝试翻译，但就类似于God 和Spirit这类词的汉译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此无法达成协议。

1919年出版发行的 《和合本》是 《圣经》汉译史上的一次里程碑。该版本是由传教士及中国人历经27年完成的，他们当中的西国传教士不仅能讲地道的北京话，汉语功底也很深厚。主要译者有Rev.Chauncey Goodrich，Owen，Baller，Lewis和Mateer，还有四位华人，可惜姓名难以考证，只知道他们的姓氏分别为李、袁、刘和王。但在 《和合本》印刷时，很多参与翻译工作的人员已经辞世。 “只有富善博士 （Rev.Chauncey Goodrich）能看到这本由许多人的心血与汗水合译成的中文 《圣经》”。［2］他们运用现代汉语翻译全文，使得 《圣经》在汉语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当时正赶上 “五四”，所以当时的很多学者们都读过或使用过 《和合本》，周作人在1921年曾发表 《圣书与中国文学》译文，对《马太福音》大加赞赏：《马太福音》确实是中国最早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的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字价值增高了。［3］1947 年，郭沫若则从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影响的角度把 《和合本圣经》与佛经翻译相提并论：我知道翻译工作决不是轻松的事，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更让我们想到 《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4］此外胡适也 “曾经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到 《和合本圣经》，林语堂更是钟爱它。”沈从文坦言，他初学写作时主要靠白话《圣经》。在反复阅读中，他 “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叙情的基本知识”，并 “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5］《和合本》的影响范围之广，以至于在教会中形成 “和合腔”，信徒们非得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他们 “属灵的情感”。

此后，尽管 《和合本》的广泛流传，很多个人开始尝试翻译 《圣经》，但这些版本大多是从英语译入到汉语的。1946 年出版发行的吕振中《新译新约全书》译本，是首个由中国人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直接译到汉语的版本，该版本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为依据，尽量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并保持了原文结构，他在译文前言中提到他尽量保持词汇的一致性以便帮助学者和牧师把原文和译文对照学习。［6］

由于吕振中的译本是首个直译汉语完全版，因此本文着重考察这个版本的汉译。在 《圣经》全文中着重考察 《新约》当中的 《约翰福音》，因为这一章节语言简单，词汇有限，较其他章节易于把握。吕振中对约翰福音及书信的翻译最能体现其翻译原则。而整个考察的主要方法是对比吕译本和 《和合本》，因为吕在前言中提到他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弥补 《和合本》的缺陷。吕认为《和合本》对于想学习 《圣经》的学者、牧师及注评者来说有很大的不足，所以他直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人学习 《圣经》，即便他的译本读上去不是特别流畅。因此对比吕译本与 《和合本》不同的地方最能直接反映出其 “直译”的翻译原则。

二、吕译本与《和合本》对比研究

和合本的翻译原则可大致分为通俗易懂原则和字句切合原则。而和合本圣经采用倾向于形式对等的 “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主要原因有：其一，当时新教的传教策略。其二，基督教思想和语言的基础。其三，当时翻译理论的发展程度。其四，和合本译员们是英美人士，操源语者，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们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 “自我映象”倾向主要体现为在翻译时注重原文，强调忠实。［2］跟 《和合本》相比，吕振中译本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使用更大语义范围词汇和短语

使用目的语中具有更大语义范围的词汇翻译源语文本是其翻译策略中的第一大显著特征，与“和合本”相比，吕使用的名词涵盖更大的语义范围，因此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阐释可能。

在约翰福音2：16，希腊词επιθνμια出现了两次，其意为 “做某事的强烈欲望”，相当于英文desire，longing 或craving。和合本将其译为“情欲”，而吕译为 “私欲”。［7］同一章节中另一希腊词αλαξονεια，意为 “自命不凡”， “高傲”相当于英文pretension 或者arrogance。和合本将其译为 “骄傲”，而吕则译为 “矜夸”。 “骄傲”主要指一种态度，而 “矜夸”还含有炫耀之意。很明显吕采用了比和合本具有更广语义范围的词汇。圣经英语标准版 （ESV）对这段的翻译为"For all that is in the world－the desire of the flesh and the desires of the eyes and pride in pos－sessions－is not from the Father but is from the world."［7］可以看出和合本更贴近英文版， “私欲”则包含了除情欲以外的欲望。同样原文pride是一种内在性情，吕译 “矜夸”则还包含了语言上的炫耀。如此读者对 《圣经》便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同样可以对约翰福音3：17的各个版本的译文做个比较，英语标准版 （ESV）把这节译为"But if anyone has the world＇s goods and sees his brother in need，yet closes his heart against him，how does God＇s love abide in him？"《和合本》将“in need”译为 “穷乏”，意为贫穷或资金的缺乏。而吕译为 “缺乏”，译为缺少某种资源。如此读者可将资金的缺乏扩大到一般的需求。约翰福音2：15中英语标准版 （ESV）有一段"Do not love the world or the thing s in the world.If anyone loves the world，the love of the father is not in him"。吕译本中将“the things in the world”译为“事物”而非 “事”，同时包含具体的物体以及尘世间的事情。

（二）将神学负载词译为具有更多阐释空间的词

前文所述都是关于一些普通的词条的翻译，而在处理一些神学负载词条 （theologically loaded terms）时译者一般应尽量限制这些词的语义范围以免引起歧义。然而我们在考察吕译本时发现，吕振中在处理这些神学负载词条时的翻译策略仍然是采用具有更广语义范围的词。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约翰福音2：1 中παρακλητοζ一词的翻译。该词最常见的翻译是名词词性的advocate，意思是 “出庭律师”。和合本将其译为 “中保”，意为 “对贷款的担保人”，而吕则将其译为 “代替申求者”。而该短语是一个包含四个元素的复合名词，其句法结构如下：

Someone who explains and requests for others.

我们可以通过树形图来分析这个短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

通过树形图对这个短语的成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吕振中创建了一个新的中文词条，“出庭律师”可以是 “代替申求者”的一种，同时吕振中加注说明该词条也可译为 “帮助者”。如此吕振中给读者提供了好几个可供选择的词条，给读者提供更多的阐释空间。

吕振中对于另外一个神学负载词汇κοινωνια的翻译也很有意思，这个词相当于英文的fellowship。Fellowship 指的是教会中的小团体，希腊语的意思是有共同兴趣的团体。因此该词可以用来指上帝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可以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合本将该词译为 “相交”，意为和彼此交朋友，而吕振中则译为 “团契”，该词在很多汉语词典中均无法查询到。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 “团契”的含义，更不用说非基督教的一些读者。

（三）模糊翻译连词及代词

对于连词和代词的翻译，吕振中也多采用具有模糊语义的词汇。希腊语και可以连接词也可以是转折连词。我们对比约翰福音1：3，1：7及2：9，我们发现吕试图找到一个保留这两个属性的词汇进行翻译。2：9中英译本的翻译为"whoever says he is in the light and hates his brother is still in darkness"。英文 “and”一词并没有转折意义。和合本将此处译为 “却”，“却”只有转折意义。此处吕振中译为 “而”，从功能上说与希腊语原文双重意义保持一致，既可被当成连词同时又有转折意义。我们可以看出，吕振中将更多的阐释空间留给了读者，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去对该词进行判断。

在翻译代词时，吕振中提供了更多的所指可能。约翰福音2：10，与格代词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中性，和合本将其译为阳性的 “主”，而吕则采用中性词 “光”。吕同时加脚注解释 “光”在汉语中是第三人称代词，既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中性。

三、小结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吕振中所谓的“直译”策略实际上创造了更大程度的语义模糊。吕振中通过采用具有更广语义范围的词汇来翻译普通名词、短语甚至神学负载词、连词、动词等。如此吕译本的读者对于 《圣经》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国基督徒甚至研究 《圣经》的学者都不能直接阅读希腊文本，因此他们对于 《圣经》的理解都依赖于译本。［8］马礼逊在译经中就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方法：首先是参考前人的译稿，其次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再次是中国信徒的襄助。［9］而 《和合本》译委会所制定的目标是 “简单、清楚、顺畅，具有文学品味”。［10］修订版的 《和合本》则更 “浅白易明、符合今天中文用法和表达习惯”，这样的一本能 “帮助读者直接进到上帝的话语里”［11］吕振中声称自己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但当我们仔细考察其翻译文本时我们发现他并没有阐明原文的意思而是创造了更大程度的模糊性。跟和合本不同的是，吕译本能够使读者根据自己的汉语知识对《圣经》进行自己的阐释，而和合本中词义的选择都是由传教士们决定的，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的成分。

本文主要试图通过对比 《圣经》的两个汉语译本来考察在翻译 《圣经》时直译的内涵及其标准。在 《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吕振中的直译标准是模糊性，让读者自主选择具体的含义。当然本文考察的范围有限，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直译其他文本时是否需要模糊性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有很多机构正在组织翻译 《圣经》，他们都说自己是忠实于原文的，所以当下我们需要对比研究现行的 《圣经》中文版本，以制定一个翻译 《圣经》的框架及标准。

［1］殷颖.和合本圣经的成就 ［J］.天风，2010 （9）：40－41.

［2］马乐梅.汉语圣经和合本的翻译策略——兼论和合本的废与存 ［J］.国外外语教学，2006 （4）：48－54.

［3］朱维之.对中国文化的两度外来影响的三高峰 ［A］.常耀信.各种视角——文化及文学比较研究论文集 ［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79.

［4］郭沫若.浮士德简论 ［A］.罗新璋.翻译论集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35.

［5］吕振中译本.圣经 ［EB／OL］.（2008－05－10）［2012－08－06］.http：／／www.cclw.net／Bible／LzzBible／.

［6］蒋骁华.《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4）：301－305.

［7］圣经 （英汉对照）［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23－24.

［8］毛发生.马礼逊与 《圣经》汉译 ［J］.中国翻译，2004 （4）：48－51.

［9］高兵.马礼逊 《圣经》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学考察 ［J］.宁夏社会科学，2009 （11）：134－136.

［10］任东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2）：86－91.

［11］香港圣经公会.回应 “和合本圣经的特殊与修订浅见”一文 ［J］.天风，2010 （10）：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