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峰 赵霞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在位20多年，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开创“开皇之治”，为国家治理奠定了稳定富足的良好局面。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统治残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葬送了王朝统治，身死、家灭又国亡。

隋王朝的迅速覆亡是由隋炀帝残暴统治直接造成的。隋亡唐兴，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对隋炀帝因暴政而亡国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形成了若干十分深刻的认识和总结。

其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认识和总结，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先存百姓”，深刻认识到存养老百姓对于政权统治的极端重要性。而这正是来自对隋炀帝暴政教训的总结。

史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九年（635），唐太宗又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唐太宗依据耳闻目睹，回顾总结了隋炀帝因暴政虐民、骄奢淫逸、穷兵黩武而亡国的教训，并要“深以自诫”。唐太宗还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由上可见，唐太宗对“存百姓”的极端重要性有着切身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认为这是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要职责。

魏徵是唐太宗的重要大臣，多次引用《荀子》里的话，反复强调“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深刻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

贞观十年（636），魏徵说很多王朝打下天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贞观十一年（637），大臣马周也说：“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

魏徵和马周以史为鉴，均明确主张存养百姓的极端重要性。在“存百姓”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间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照顾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出台实施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多项积极政策和措施。史载，当时“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为唐王朝的长久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太宗四请马周

贞观五年（631），马周投奔到中郎将常何门下做了门客。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治国得失，要求写出几条具体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回家对马周讲了这事儿。不料马周对此早已胸有成竹，便对常何陈述了二十多条应办的事。常何依马周所说，写好奏章送给太宗。太宗一看，非常高兴，细加询问，常何如实相告：“我哪有这本事提出这些奏议？这都是臣的门客马周教我这样说的……”太宗十分惊喜，当即下令召见马周。

可是，派去召见马周进宫的人去了好半天还未回来。太宗等不及了，又派人去催。派的人回答说“就来”，但还是不见人影，太宗又叫人去催。如此一连四次，马周才从容进宫。马周谒见时，太宗又向他咨询国事，两人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太宗非常赏识马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便立即安排他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不久又授予他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马周从此步步升迁，成为唐帝国的栋梁之臣。

（据邓忠强《马周的幸运》，《学习时报》2013年1月7日）

其二，“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这也是一个原则性的认识和总结，强调最高统治者“正其身”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即所谓“修身治国”的重要性，特别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和所作所为。这一认识和总结也来自于对隋炀帝亡国教训的总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古代帛画，描绘隋炀帝龙舟游江南的情景。据隋人杜宝《大业杂记》记载：“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奢华至极，令人咋舌。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又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奢华无道，遂致灭亡”，指出隋炀帝骄淫奢侈，刚愎自用，结果是作为一国之君而身死匹夫之手，为天下人耻笑。

贞观四年（630），魏徵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

贞观十一年（637），魏徵又对唐太宗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提醒唐太宗要以隋炀帝穷奢极欲以致亡国为警诫。

史载，当时君臣们共同认识到了“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唐太宗还明确地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基于这种深刻认识，唐太宗君臣谨严自律，躬行节俭，力戒奢侈，杜绝骄纵，从多个方面采取了切实行动，以求“正自身”，带动营造了当时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减轻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民众能够稳定、积极地劳作和生产生活，从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史载，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社会发展呈现出富裕和谐之良好局面。

其三，“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

这是唐太宗君臣探讨更多朝代兴亡经验教训后所形成的又一原则性认识和总结。

史载：“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这里，君臣们讨论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唐太宗明确地指出，周朝得天下后“务弘仁义”，所以国祚长，而秦朝得天下后“专任诈力”，所以国祚短，国家政策的不同才是导致国祚长短相差悬殊的原因，提出了“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的重要认识和结论。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这一重要认识和结论又作了一次清晰阐述，他对大臣们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享年不永？……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唐太宗的这段话，还是比较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认为周朝“能保八百之基”，是因为“惟善是务，积功累德”；秦朝所以“不过二世而灭”，是因为“恣其奢淫，好行刑罚”。唐太宗这次说的“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是对以前说的“务弘仁义”的进一步说明；“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是对以前说的“专任诈力”的进一步说明。这表明唐太宗的认识和结论更加具体、明确和丰富了。

唐太宗的这一重要认识和结论，成为贞观君臣的共识和共论。贞观十一年（637），魏徵在上疏中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在这段疏文中，魏徵列举了隋炀帝不行“仁义”的种种表现，其结果是“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魏徵还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徵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积其德义”的认识，与唐太宗“务弘仁义”者国祚长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

贞观十一年，马周在上疏中也说：“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马周的视野悠长深邃，纵览历代兴衰，探究个中原因，阐述强调的也是治理国家要“务广恩化”，要行仁义和仁政，以“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如此国家统治才能长治久安。

余论：唐太宗君臣认识和总结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唐太宗君臣所形成的这些原则性的认识和结论，对于贞观时期的国家施政发挥了很强的指导作用，并得到了认真执行，也成为此后唐王朝长期施政的指导性方针和原则，有力推动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形成。

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发展史来看，唐太宗君臣的这些认识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政治智慧，是中国古代国家统治政策和政治理论的优秀组成部分，对于后世封建王朝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学界对于唐太宗的“存百姓，正自身”认识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唐太宗君臣的认识和总结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其一，他们的认识和总结，本质目的是为了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以维护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而不是真正地为了天下老百姓的福祉。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这就充分表露了其本质目的。

其二，唐太宗君臣践行“存百姓”“正自身”等认识和结论，也有其迫于实际的压力。他们亲眼目睹了隋朝的迅速灭亡，目睹了隋炀帝“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目睹了老百姓“覆舟”的壮举，对老百姓产生了畏惧恐怖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他们才去保民重民和端正自身，并非真正出于完全自觉。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矛盾，使得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做到真正自觉。

当然，对于这种局限性不宜苛求，在唐代前期，唐太宗君臣能够形成上述原则性认识和结论并予以认真践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